1909年，上海有一个叫何德梅的中德混血儿，他和他的小伙伴们都热衷吃喝嫖赌。其中一个小伙伴名叫唐桂梁，其父是大名鼎鼎的唐才常，与谭嗣同并称“浏阳二杰”，后创办自立会，谋划在汉口发动起义，事泄后被捕就义，唐桂梁也一度热心革命，但当时革命正值低潮，起义屡屡失败，他也心灰意冷，自暴自弃。与他们一道的还有一个未满二十岁的年轻人，所寄身的中国新公学难以为继，家中又上演分家产闹剧，生活一度潦倒，“迩来所赖，仅有三事，一曰索，索债也；二曰借，借债也；三曰质，质衣物也”，在此茫然之际，也以打牌、喝酒和叫局喝花酒为寄托，终日胡混买醉。
这位年轻人曾在日记里写道，他曾夸赞某妓女的容貌，朋友以为他有意，还特为他招来。这个年方十六岁的妓女名叫花瑞英，一年后嫁给了南浔富翁张石铭，不久后便因失宠而离家重操旧业，这位张石铭也有来头，乃民国元老张静江的兄长。
在这个年轻人的日记和回忆录里，有许多类似的记录。他在59天里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11次，逛窑子10次。让他印象最深的也许是1910年2月12日(旧历)的雨夜，当晚，他在妓院喝花酒，之后又去“打茶围”(即点名叫妓女，喝茶聊天听曲，规定一人为主，仅此人可以对妓女动手动脚)，酒醉归家时向巡捕寻衅，脱下皮鞋殴打对方，被罚款五元。这件事对他触动极大，他曾说那段时间虽然只是喝喝花酒打打牌，并无真正嫖妓，但已是一生中最灰暗堕落的时光，而酒醉滋事被罚款，则是他“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还有一种说法，指他因醉倒街头，整夜淋雨不说，钱财也被人偷光，因此反省。
这个年轻人名叫胡适。
日后的胡适，以“中国青年的思想导师”自居，提起那些年少荒唐时自然免不了痛心疾首。但平心而论，狎妓之举在当时其实极为普遍，决非不懂事的年轻人的专利。何况，即使是胡适本人，日后在北大任教时，志得意满，也一度又成了八大胡同的常客。后来，这位大名人胡博士有回在上海喝花酒，又被人看到，还被包天笑撰文刊登于《晶报》，气得他居然亲赴报馆，要找包天笑算账，老包见势不妙，立刻从后门逃跑，还在当晚日记里写下“胡适之自注销《晶报》一篇文后，大窘，昨亲至晶报馆，余急避之”这样的话语。
《中国娼妓史》中的娼业规律
古龙曾说，杀手是男人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妓女是女人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前者未必，后者倒真是历史悠久。《隋唐演义》的作者、清代人褚人获曾考证，“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认为春秋时齐国便已有真正意义上的妓女。《马可波罗游记》中也记载，元大都“营乐的妓女和漂亮的待招女郎达2万人”，明朝的谢肇制曾说北京“娼妓多于良家”。
在中国古代史上，文人与妓女之间的逸事极多，但故事中的名妓往往并非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妓女。古代的“娼”与“妓”有别，娼纯粹卖身，妓则受过专业训练，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要懂点，“客户群”为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
满清得天下后，认为汉人官员好狎妓是其败亡的一大原因，故在《大清律例》中规定，“凡文武官员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宿娼者，罪亦如之。”换言之，官员、“官二代”和拉皮条的都在受罚之列，但娼妓作为弱势群体，却不在被处罚之列。这也使得清代官员们热衷逛相公堂子，跟戏子腻在一起，但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只是将长相秀美的男性艺人当成了妓女的代替品。乾隆年间又有法例，规定北京内城不得开妓院，内城妓院迁至前门外大栅栏一带，也就是“八大胡同”的前身。
所谓八大胡同，其实只是北京“红灯区”的代指，又称“八大埠”，并非绝对的地理坐标，乃至有人说：男人说去八大胡同，只是表示自己“要做什么”，并非是讲“要去哪里”。它位于前门外大栅栏观音寺街以西。“八”这个数字也只是虚指，《顺天时报丛谈》曾说那一带有十余条胡同属于“花柳繁华之地”，公认的八条胡同是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现韩家胡同)、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现棕树斜街)、朱家胡同和李纱帽胡同(现大力胡同、小力胡同)。清末时法纪渐弛，各地妓女纷纷进京谋生，这八大胡同开始扬名，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指清廷官员“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如果官员对狎妓一道不够精通，还会被同僚们耻笑，是绝对的土包子，“生长僻县，世为农民。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
八国联军入京时，那位传说中的赛金花也是八大胡同的名妓之一，至于她的“以身救国”则是绝对的意淫——中国男人一向有在积弱时代意淫女英雄横空出世的传统。其后，庚子赔款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前门火车站的建成，都使得八大胡同更加繁盛。
1905年，清政府在京实行公娼制，对娼妓征税，在法律上承认了其合法地位。公娼制即“娼妓检查制度”，即在政府监督下由私人开办妓院，妓院按期交税，按例营业，妓女按期体检。1798年，法国最早实行此制度，时人认为，娼妓行业无法根除，所以不如加强管理、增加税收，同时防止性病传播。清政府对这一行业的规模和经营地点也有着严格限制，如妓院总量控制，额满后，有妓院倒闭退出，新开者方准入，私开妓院或暗娼均属违法。同时，妓院不得接待未成年人，妓女还要定期接受身体检查，妓院不得在临街一面用任何相关装饰招徕客户，甚至不能有走廊，妓女也不能走到门外拉客。另外，清政府也针对妓女的弱势，做了不少保护性规定，还拨款并募集社会捐助，成立了“济良所”，如有妓院漫天要价，阻碍妓女从良，或虐待妓女，受害者均可申请庇护，济良所对其进行文化和技能教育，学习国文、伦理、算学、手工、烹饪、图画、体操和音乐等，以助其日后生活，妓女在济良所里劳动所得也全数归于自己存用。
辛亥革命成功后，有人认为国家理应面貌一新，应予废娼，却不成功，娼业反而更盛。1912年2月，唐绍仪、汪精卫、蔡元培和宋教仁等在上海发起社会改良会，“总旨在以人道主义及科学认识为标准而定改良现今社会之条件。”入会条件共有36条。第一条即“不狎妓”，其次为“不置婢妾”。但民初政治动荡，大家还没来得及实行会务，便各奔前程去了。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沿用清代的公娼制，妓院可领营业执照，定期纳税。1934年11月，上海生活书店曾出版《中国娼妓史》，八十年代后，此书又几次重新出版，成为学者们研究这一课题时的必备参考书。作者王书奴，真名和履历均不详，但视野开阔、文字洗练、兼顾中西，想来决非凡俗，可惜已湮没于历史。
他在书中写道：“民国后，北京仍为政治中心(民国十六年为止)，上海广州仍为工商业中心。所以我们研究娼妓事业，仍以北平广州上海为全国代表。民国后娼妓比前清反为发达而普遍。看了北平上海广州情形，其他各大都会可以类推了。”
书中统计，1918年，北京有妓院406家，妓女3880人。民国六年(1917年)，有妓院391家，妓女3500人。又据《北京社会调查》估计，民国六年，北京私娼不下7000人。按此推算，当时北京的公娼私娼在万人以上。另据1920年上海“淫风调查会”的调查数据，当时上海注册从业娼妓总数为60141人，但这个数字不包括外国娼妓及暗娼，据估计行业总人数约在十二万人数以上。
由此可见，公娼制虽然实行，但对私娼的泛滥并无制约。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大都市，私娼暗娼均远多于公娼，甚至以警署为保护伞。尽管政府、妇女运动组织都曾投身“禁娼”，但收效甚微。国民政府曾发起“新生活运动”，限制妓院营业执照发放，还设立妓女营救所，但也未能彻底禁娼。1920年，工部局曾力图缩减租界内的正规妓院，进行摇珠禁娼，被摇中号码的妓院和妓女被公示，限令停业，第二年又再次摇珠。但此举不但不能减少暗娼数目，甚至使得被停业的公娼纷纷转为暗娼。
1928年后，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废娼，几省的省会又迅速跟进，可失业妓女却纷纷远走其他城市，尤以上海“受灾”严重。
为何如此“繁荣娼盛”？王书奴总结了几条原因，针针见血，其中第一条为“革命伟人之放浪”，第二条为“军阀之贪财好色”，第三条和第四条则是直指当时的“社会流行”，分别是“代议士之浪游”和“官吏之冶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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