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再没有什么比房子更令国人纠结的了，有个小伙伴说，恨不得穿越回古代去，做个不用为房子操心的隐士。
说得倒轻松，但在古代做隐士也要为买房子发愁。
古代重农抑商，房地产不算“朝廷支柱产业”，在民国之前，一直都没有商业化的房地产公司。但类似现在房地产商的商人在唐代是有的，宋人编的《太平广记》里就记载了唐德宗时期一个叫窦乂的房地产大亨。
这窦乂是个商业神童，以他的社会关系，走仕途并非难事，但他的偶像是子贡——一个靠经商而“富可敌国”、能与诸侯“分庭抗礼”的富豪。
窦乂13岁那年，他舅舅从安州回乡，带了一车安州特产丝鞋作礼物，大家一哄而上，挑拣自己合意的鞋子。窦乂站在一旁淡定地看着，等大家都挑好了，他对舅舅说，剩下都给我吧。窦乂把鞋子拉到集市上卖掉，得了五百钱，小小年纪就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窦乂用这些钱买了两把铲子挖土种榆树，五年成林卖掉，大赚一笔，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他又用这笔钱投资手工业，制造一种新型燃料“法烛”，赚了个盆满钵溢，拥有了80万钱身家，开始投资房地产。
窦乂在长安城南低价买下一块污水横流的闲置土地，雇人填平，盖了20多间店铺，再招商引资，很快形成一个名叫“窦家店”的市场，连波斯人都来租他的铺子做生意，火得一铺难求。有人为了弄到铺面，不惜托关系、走后门，甚至找到皇宫里弄条子，窦乂每天有几千钱的租金进账。
窦乂谙熟“政商之道”，知道商人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更需要政治来撑腰。他听说太尉李晟是皇帝身边的红人，打探到李太尉喜欢打马球，便投其所好，不惜血本买地皮建造，总共花了100万钱，将一个漂亮的马球场送给李晟作健身之用。于是，窦乂在李晟的保驾护航下，在商业上开疆拓土，不到40岁就成了长安首富，人称“窦半城”。
只是像窦乂这样的房地产商并不多，因为搞房地产开发需要大资金，古代虽有钱庄，但并不像现在得银行能贷款，没有一定的现金流，很难搞大规模开发。再说了，“住宅用地”也不是那么容易获批的。如唐玄宗时期的政策是，普通人家，每三口人给一亩宅基；贱民家庭，每五口人给一亩宅基。哪怕是购买“住宅用地”，也不能超过规定的指标，超过一亩就要打十大板。除非像《资治通鉴》所记载的，一些皇亲国戚、朝廷重臣染指房地产开发，这些人通天达地，搞得到钱，又搞得到地。一般人自己建些房子自住或出租，所以古代房地产市场以“二手房交易”为主，供给有限而造价又高，必致房价不菲。
有买有卖。说了这卖房的，再来说说买房的，那心酸跟现在的房奴有得一拼。
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官史，记载的平头百姓的事少得可怜，皇家、官僚的事比比皆是，要搜罗古代买房的一点事，还是官员买房那点儿事。
不过，按惯例，官员为皇帝打工，是“包食宿”的。“食”就是免费公款吃喝，“宿”就是提供住房，古代叫官舍或廨舍，或免费居住，或廉价租住。
这些官舍大多可以“拎包入住”，家具杂物都由朝廷配好。就拿《海瑞集》里记载的明代淳安县署官舍为例吧，知县官舍的家具杂用有63种，200余件，县丞、主簿等有60种，典史仅19种，配备不可谓不齐全。官员调任或退休时，所有公家的东西不得带走。《萍洲可谈》里讲到，王安石从江宁府任上自请退休，夫人吴氏把官舍里一张躺习惯的藤床带回家,没过几天，“郡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只好乖乖把藤床送回去。
因此，官舍再好，也是公家的，铁打的房子流水的官，一旦退下来，就得搬出去。如此，哪个官员不希望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呢，只是买房哪儿是那么容易的事。
还是拿唐代来说吧，大诗人白居易可谓一路官运亨通，28岁考中举人，29岁考中进士，32岁做“校书郎”，级别是正九品，每月工资16000钱，收入不算低，却仍买不起房。京城寸土寸金，房价贵得吓人。大约京城官舍又紧张，白居易级别低，连官舍都没有资格租住，只好在长安东郊长乐里租了四间茅屋。他在《卜居》中感叹：“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说自己做了20年“京漂一族”，连蜗牛都不如。
白居易后来攒了一些钱，在陕西渭南县，也就是长安远郊，买下一处宅子，总算是有了自己的房子。
同样是大作家，北宋的苏轼更惨，在京师开封为官多年，级别也不低，愣是买不起房子，儿子要结婚，只好借一位好友的房子办喜事。
苏轼的弟弟苏辙，做官多年也买不起房，为此他在诗中自嘲：“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说起房子，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比现在的房奴还不如。为了一圆房子梦，苏辙倾其毕生积蓄，买地盖房，老朽一枚才成为有房一族，真是太不容易。
古今的房奴都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