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北京马拉松比赛中，因流动厕所不足，不少选手“尿红墙”。
“厕所文明”的落差在发达国家同样存在。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吉莲·泰德曾对比过她工作过的东京与纽约的“厕所文明”：日本写字楼中的公共厕所干净整洁且对所有人开放，而在纽约，很多写字楼的公共厕所位置是被人租下来上锁的。
她的解释是，日本是个高度均质化的单一民族社会，人们有高度相似的行为习惯，无须担心有人不懂规矩破坏卫生，而纽约则是个习惯差异极大的多元社会，讲究卫生的人，永远要面对不懂规矩的陌生人。
纽约的“厕所文明”落差，自然远远不及今天的中国。大都市有些公共厕所已进化到有免费手纸、擦手纸、烘干机，而多数中国人依然需要提醒“便后冲水”。中国社会的“厕所文明”落差之大，也许只有多数国民尚未养成进厕所习惯的印度略胜一筹。
硬件上，香港也许是今天世界“厕所文明”的最高级。
列宁曾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这样畅想过：“我们将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我想我们会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黄金修建一些公共厕所。”黄金厕所没有在莫斯科、平壤或北京出现，而是2001年在香港诞生，出资建造者林世荣特意在黄金厕所摆放了一套《列宁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