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卡明斯1775年发明的抽水马桶
但历史和人们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人们用更新的技术将脏物清出室内，却不加处理全部排到了泰晤士河中，同时，而泰晤士河依然是市民饮用水源，这给霍乱病菌跨区域“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机会，反而促进了疫病流行。
直到19世纪后期，欧洲的流行病学发展起来，人们才意识到病菌与饮用水之间的联系。英国人开始将排污管线加以处理，布置在饮用水管线下游，抽水马桶被这些看不见的管线连接起来。
正是有了城市一体化的排污系统工程，才使得抽水马桶有了革命性的意义，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象征。
1870年后，抽水马桶迅速在美国流行起来。之后的一个世纪，随着欧洲国家和美国在全球的强势地位，抽水马桶与下水系统作为现代公共卫生的标准设施，扩展到全球的城市中，而东亚农耕式的“自然肥”处理法也因为化肥的出现、农业的变革而萎缩，最终统一于欧洲的卫生习惯中。
解决粪便问题的现代公共系统肇始于欧洲，牲畜数量也是一个特殊原因。人口密集的东亚地区很少有牛马等大型牲畜，而在欧洲，牛马的粪便才是土地施肥的主角。
由于拥有数量极为庞大的马匹，它对欧洲城市造成的粪便压力远远大于人口规模相当的东亚城市。十九世纪末的纽约，大约有20万匹马，它们每年排泄的粪便数量高达40万吨。
【到哪里找厕所】
中国城市四处便溺的现象在1949年后得到极大改观。它或许得自中共领导人注重卫生的习惯。延安时代，毛泽东外出散步时，卫士李银桥会扛着铁锹走在身后。但中国解决之道与众不同，采取的是公共厕所和全民拾粪相结合。从官方宣传看，后者似乎曾起过更大作用。
1949年后，拾粪长期被拔到难以想象的高度。1959年10月，刘少奇不但称掏粪工时传祥和他同为“人民勤务员”，还把13岁的女儿送到时传祥的队伍体验生活，北京副市长万里更亲自背粪。
在上海，1952年前，市区的环卫工人推着木轮粪车，幺喝着到里弄收倒马桶。1958年开始，干部、群众积极参加积肥活动，支援农业生产。环卫专业队伍为收集流失肥料(即倒入阴沟内的人粪尿)，避免新的污染，动员居民的痰盂粪尿上车，或在小便池旁建造蓄尿池和小倒粪口，让居民倒痰盂粪尿。1960年，上海市静安区环卫部门在梅家桥建造一座综合厕所，既可大小便，也可让居民倒马桶。
就在这一时期，雷锋曾创造了不可思议的拾粪奇迹，在抚顺、营口每天拾粪300斤。1970年代末以前，大部分中小城市的学生，每年寒假都有拾粪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