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在张缙彦一案后，并未受到牵连（这也客观说明清廷的主要目的不是禁书，而是清理门户），《无声戏》虽遭焚毁，但后来又以《连城璧》之名刊刻。可是，随着清廷在思想领域的逐步收紧，李渔的创作空间也愈发狭窄。
对于书籍出版业而言，清廷禁毁书籍带来的影响反而不大。在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书坊众多，涉猎也广，经史子集、科举“参考书”等，都在刻印范围内。色情小说因其读者广泛，更畅销不衰。
嘉庆十五年（1810年），御史伯依保奏请查禁《灯草和尚》、《肉蒲团》等几部小说。这位御史谏言的本意是重视思想控制，博取领导欢心，结果马屁拍到了马腿上。
数日后，嘉庆称这些都是老三篇了，新编之“语涉不经”的小说则不见奏闻，明显是“没话找话说”，摆忠心，没实质，皇帝骂他年老平庸还妄思升用。这事儿固然是笑话，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当时的小说出版市场，不仅旧本翻印无法禁绝，新作还不断问世。
民国学者张秀民曾考证，清代苏州有书坊53家。其实，实际数字远多于此，道光十七年（1837年），苏州告示收缴淫书，具立议单的书坊就多达65家。
许多被禁的“艳情小说”，确实与满清一向提倡的道德观念不符。比如大量描写婚外情的《醋葫芦》、描写同性恋的《品花宝鉴》、描述妓院生活的《九尾龟》等。但另有一些作品，主题并不淫秽，仅仅涉嫌低俗，也遭禁毁，比如以“唐伯虎点秋香”故事闻名后世的《三笑姻缘》。
即使是奇书如《红楼梦》，命运也极坎坷。《红楼梦》诞生后，有多种抄本流传，但长时间未能刊刻，显然与乾隆年间禁毁书籍的大潮有关。在刊刻后，尽管其甲戌本有“此书不敢干涉朝廷”的声明，仍难逃被禁命运。
最早对其查禁的是嘉庆年间的玉麟，他在担任安徽学政期间严禁《红楼梦》刊刻、传播。他认为《红楼梦》中“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淫逸生活意在影射满洲贵族，尽管拿不出具体证据，仍依有关律例，在安徽查禁此书。
道光即位后，颁布《御制声色货利谕》，苏州吴县秀才潘遵祁、潘曾绶就自掏腰包，在金陵、苏州大量购买“淫书小说”并进行销毁。地方官也积极配合，时任江苏按察使的裕谦最为认真，大量查禁“淫书”，《红楼梦》也在“淫书”之列。
也是从道光年间开始，人们谈及《红楼梦》时多称之为“淫书”。如光绪丙子夏六月润东漱石主人在《绣像王十朋真本荆钗记全传》的序言中写道：“余尝见闺阁中人，都以《红楼梦》、《西厢记》、为娱目者，然皆属淫词。”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四编》中称“《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汪堃在《寄蜗残赘》中称《红楼梦》“宣淫纵欲，流毒无穷”。
《红楼梦》“淫”在何处？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曾这样评论：“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盖描摹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矛也。”这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点赞”吧？
讽刺的是，在禁书过程中，满清统治者尽管口中冠冕堂皇，却“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们口中的“淫书”，往往是最流行的“内部刊物”，宫中流传下来的《金瓶梅画》，就盖满了乾隆御览之印，这位乾隆皇帝，恰恰是最喜欢炮制文字狱和焚毁书籍的一代帝王。《金瓶梅》也非满清贵族的禁书，而是“人皆争诵”。至于《红楼梦》，慈禧太后便是“红楼迷”。种种荒唐，似已注定清朝的命运。
大厦将倾时，小说管制变成笑话
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清政府对小说的管制也渐渐失控。
清朝后期最大的一次禁毁小说行动发生在同治年间，主角是洋务名臣丁日昌。此时的清政府刚刚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总结此次动乱，许多大臣仍是老调重弹，将罪名加于《水浒》。时任江苏巡抚丁日昌于同治六年（1867年）奏请禁毁小说，意图以道德约束百姓，自然甚得上意。同治下旨，“邪说传奇，为风俗人心之害，自应严行禁止，着各省督抚饬属一体查禁焚毁，不准坊肆售卖，以端士习而正民心。”
不过，此时的清朝简直是“百废待兴”，地方大员们压根没空响应号召，唯有丁日昌所辖的江苏展开行动。他为此特设“淫词小说局”，筹措经费，出钱收缴淫词小说，集中销毁。颁布告示中写道：“淫词小说，向干例禁；乃近来书贾射利，往往镂板流传，扬波扇焰。《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严饬府县，明定限期，谕令各书铺，将已刷陈本，及未印板片，一律赴局呈缴，由局汇齐，分别给价，即由该局亲督销毁。”他先后两次开列应禁书目，各类共计达到265种之多。
“《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已可看出小说的流行程度。丁日昌“迎难而上”，这场“运动式焚书”，落实力度很大。他将地方官员对待此事的认真程度与官员考核挂钩，颇有成效。
在丁日昌开列的禁毁书单中，有著名剧本，如《西厢》、《牡丹亭》等；有文言小说，如《情史》、《子不语》等；还有描述性生活的“涉黄”小说，如《昭阳趣史》、《玉妃媚史》、《春灯迷史》、《巫山艳史》等；有才子佳人小说，如《金石缘》、《品花宝鉴》等；有公案小说，如《龙图公案》、《清风闸》等；有神魔小说，如《女仙外史》、《绿野仙踪》等。此外，《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及其续书、《红楼梦》及其续书也都在列。
因为仅有江苏一省“严格贯彻落实”的缘故，所以，同治九年（1870年），御使刘瑞祺再次上书奏明各省书肆刊刻售卖违禁小说，要求销毁小说书版。由此也可侧面看出，清政府对书籍的管制基本处于无效状态。
甲午战争后，举国震动，救亡图存之念深入人心，加上报刊这种新型载体的盛行，现代小说开始出现。尽管戊戌变法后，清廷一度钳制言论，波及小说，也难改大趋势。庚子事变后，报刊在租界内发展更为蓬勃，小说成了主要的启蒙方式，如林纾译《黑奴吁天录》，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新小说》杂志，都具历史意义。
可笑的是，直到清朝即将灭亡之际，仍有人提出禁书。宣统元年（1909年），四川咨议局通过一项《发起通俗教育社》的议案，其中也提到小说，认为“中国小说善本绝少，非淫乱则荒唐，其最烈者如《西游》、《封神》等书，启人迷信，积之又久，以致有义合拳、红灯教之结果”，认为“应行禁止”。但此时，上海各大书局发展极快，竞相翻印传统小说，小说大量普及，禁毁就成了装模作样的笑话。
《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统计，辛亥革命以前的白话通俗小说有1160余种，其中在鸦片战争以后创作并出版的有560余种，超过半数。可见，在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时，所谓的小说管制也完全失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