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一百年前的中国，新旧思想在中国史无前例的激烈碰撞。作为国内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更是新思想的策源地，空前活跃的学术自由吸引了众多国内顶尖的知识分子。自古文人相轻，互相之间都有各种不服，北大教授也未能免俗。他们之间既有公开的思想交锋，也有私下的人身攻击。有光明磊落的君子，也有居心叵测的小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北大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掐架史，而民国初期更是掐架的黄金时代。
观点论争，林纾指责蔡元培
林纾本是一个晚清的老学究，“五四”运动时他已年过花甲。林纾年轻时也曾积极主张维新，并不是一个老封建。但一个曾经的进步青年遇到了更为进步更为年轻的晚辈，就产生了代沟。林纾对胡适等人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就颇为不满，尤其是胡适鼓吹白话文为“活文学”，诋毁文言文为“死文学”的论调，让林纾极不痛快。为此，林纾致信北大校长蔡元培称：“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那意思是说，若用白话文，连小贩都成教授了。
林纾在《民国日报》上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一文，文章中特别强调，要尊重国人学习文言文与白话文的选择，不应一刀切，保留文言文就是保存中国元气，否则国未亡恐文字先亡。
其实，此时的林纾早已离开了北大。北大作为新思想的批发集散中心，林纾自然格外关注，尤其是蔡元培任校长后。本来林纾也是推崇新文学改革的，但无奈胡适等人就是瞧不上自己。林纾为了发泄怒气，于1917年在《新申报》上发表讽刺小说《荆生》，含沙射影攻击胡适、陈独秀等人。随后再次撰写小说《妖梦》，攻击蔡元培。《妖梦》比《荆生》更恶毒，竟然将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人比作“无五伦之禽兽”，将其化之为粪。
随后，林纾更是在《公言报》上公开指责北大“覆孔孟、铲伦常”，矛头直指蔡元培与陈独秀。蔡元培则致信林纾，声称思想自由、兼容并蓄是世界各大学之通例，学校无权横加干涉。对于部分教员的过激言行，不应求全责备。蔡校长的意思很明显，您老先生该哪凉快就哪凉快去，别多管闲事。
互相攻击，胡适绝交陈独秀
林纾与蔡元培的掐架，都指向了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陈独秀。林纾在报纸上指责北大，其实就有暗指陈独秀嫖娼的意思。但嫖娼一事毕竟是私德，不宜上纲上线，胡适还为此给陈独秀做了辩护。可以说，胡适与陈独秀两位安徽同乡，互有恩惠于对方。陈独秀举荐胡适到北大，胡适多次救济陈独秀。但这两个看似私交甚好的朋友，却因政见不同而屡屡掐架，并致最终决裂。
陈独秀欣赏胡适对文学改革的理念，高度肯定胡适是文学革命第一人。陈独秀发文称胡适为“文学革命之气运……其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但二位显然不仅仅是点赞之交。据罗家伦回忆说，胡适最初比较谦和，后因为陈独秀的支持而气焰大盛，甚至大吹大擂。也许正是陈独秀给自己培养了一个敌人。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胡适多次组织安徽同乡去营救。出狱后的陈独秀远赴上海，却首先向胡适发起攻击，批评胡只谈文艺，不谈政治。胡适辩称自己不是文艺青年，并驳斥陈是一个独断专横的鲁莽之人。从此，胡陈二人渐行渐远。
1921年2月，胡适等人要求《新青年》杂志迁回北京，被陈独秀拒绝。陈独秀回信称，北京大学风气不好，杂志只能迁移到广东。对此，胡适只能苦笑。两年后，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科学与人生观》一书，编辑爱“挑事”，专门让胡适与陈独秀分别作序，而且还互致问候。陈独秀嘲讽胡适将知识思想抬得过高，甚至与经济比肩为兄弟。胡适批驳陈是经济决定一切，指责陈“近于强辩，未段竟是诬人”。
随后，两人更是势同水火。针对陈独秀对义和团先贬后褒的态度，胡适大为恼火，在《晨报》上怒斥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讼棍的行为”。1925年11月，因学潮运动《晨报》报馆被烧毁，陈独秀拍手称快。胡适忍无可忍，断然与陈独秀绝交。在绝交信中，胡适痛斥陈“不承认异己者的人不配争自由……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
如果大家认为二人就此成为仇敌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1935年10月，国民党抓获陈独秀，如果不是胡适的积极营救，陈独秀恐怕再也没有秀的机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