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5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拟将教师节日期由9月10日改为9月28日，一时间引发网络热议。三十年代，蒋介石政权大兴“尊孔”之道，把9月28日孔子诞辰日定为教师节，如今这股热潮似乎又要回归中国大地。不管未来的教师节会在几月几号，孔子像早就代替了毛主席，矗立在各大师范院校。
记得山东曲阜孔庙的大成殿里挂着“万世师表”的条幅，导游讲解们却告诉游客孔子是圣人。事实上，这两个身份在古代往往是矛盾的。通常认为，经今文学以孔子为先圣，经古文学以孔子为先师，周公为先圣。在今文家那里为后世立法的孔子，到了古文家那里就变成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辈。但这只是晚清经今文学家给人们造成的印象，无论西汉经今文学多么昌盛，太学里的牌位次序也始终是周圣孔师。《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便称孔子“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对此董仲舒解释道：“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这里的“后圣”无疑是今上即汉武帝，孔子不过是预见刘汉兴起的先知罢了。
康有为因《新学伪经考》一书爆得大名，这标题便讥斥古文经学为“新莽之学”，大概是刘歆用来帮助王莽篡汉用的。可反讽的是，一生以孔子为至圣并汲汲以求创立孔教的康有为，却不愿意齿及两汉期间孔子的最大殊荣却是把古文经列为学官的王莽授予的，号为“褒成宣尼公”。可这“公”毕竟还差“王”一等，终归不是圣人。
中国文化史上有个出人意料却在情理之中的现象：越是少数民族政权，越高抬孔孟朱熹等儒家圣哲；越是儒家圣哲，越在少数民族掌权时荣登大位。出于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考虑，我们今天对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大加揄扬。可正是这场改革直接导致了北魏王朝内部的腐化堕落和鲜卑政权的全面分裂，孝明帝时期的“六镇之乱”就与此有直接关联。南宋叶水心便直斥孝文帝的改革是“好名慕古而不实见国家大计”，以至于“竟十余年而国为墟矣”。(《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四)至于清人赵翼则更指出，北魏“国势之衰，实始于此。一传而宣武，再传而孝明，而鼎祚移矣。盖徒欲兴文治以比于古帝王，不知武事已渐弛也”。(《廿二史札记》卷十四)这位一心想要摆脱鲜卑旧贵族控制的北魏皇帝采取的激进汉化政策早已经为我们熟知，其中有一条就是用儒术尊孔子，史载其人“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读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魏书•高祖纪》)他对儒家经典的喜爱和推崇放到今天“国学热”的大背景下，足成学林表率。一生严防夷夏的孔子，大概怎么也想不到，自己首次当上圣人还要拜北方“引弓之族”所赐——被孝文帝尊为“文圣尼父”。可好景不长，北魏不久分裂为东魏、西魏，而进而为北周、北齐取代。北周直至隋代都以《周礼》为纲，孔子又被乖乖地剥去“先圣”的光环，老老实实地又重新成为了“先师”。其坐稳圣人的位子，还要等到唐代。
其实孔子之能取代周公成为圣人，还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对于帝王们而言，曾摄成王之政的周公实在不是什么好东西——莽篡汉以周公自居，曹魏篡汉以周公自居，司马氏篡魏仍以周公自居，举凡谋朝篡位者，多以周公为榜样。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再居于太学，供未来的政治精英顶礼膜拜呢？做出改变的是所谓的“千古一帝”李世民。此人绝不是什么孝子，却下令在太学举行释奠礼时宣讲《孝经》。大概强悍的君主最乐于见到臣下老实听话，在其主导下，周公被一脚踢出各级学校，去陪祀周武王去了。而孔子则顶替周公的位子，正式成为圣人，空出来的“先师”就轮到了老实巴交的颜回。《庄子·田子方》中曾说颜回之于孔子“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这样的跟屁虫当广大青年的老师，不正合乎帝王之意么？
可好景再次不长，武后摄政，猛然间发现周公貌似还有点用，于是把周公请了回来，继续当他的先圣，孔子又可怜巴巴地被挤回先师。没过多久，唐玄宗李隆基平定武韦之乱，又把周公踢走，让孔子当了圣人。想来无论是周公、孔子，还是颜回，生前大概都不会乐于见到自己被人视为木偶耍来耍去，形同儿戏吧。一下“先师”，一下“先圣”，也足见唐朝皇帝对儒学有几分虔诚。大抵李唐皇帝认老子当祖宗，妄佛佞道好不欢实，区区儒学本来不过“人主南面之术”，何足挂齿？！其间老子被尊奉为“太上玄元皇帝”，庄周等道家代表也鸡犬升天，一并列为“真人”。《庄子·天下篇》划分“真人”、“至人”、“圣人”、“贤人”，好不容易当上圣人的孔子也才位列第三等级，还分别低庄子、老子一级和二级，真不是什么太光荣的身份。
更为反讽的则是，孔子地位在近代降格，却是先由最为吹捧孔子的晚清公羊学家们开启的。
一、猥琐的代价——一场版权官司
据康有为自己说，光绪五年(1879)，二十二岁的他在白云洞顿悟，遂“舍弃考据帖括之学”，“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第二年就“治经及《公羊》”还纠正了何休的许多谬误。似乎康有为在那个时代能迸发出此等惊世骇俗之论，端在蒙受天恩，一朝悟道。不幸的是，他的好学生梁启超一语道破真相：“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教学通义》，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明言乃师改宗今文，全拜廖平所赐。时间大概是1889年到1890年。
廖平这人极好突发奇想，其爱慕新潮比康有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怎奈其人没康氏那种“不见黄河心不死”的坚韧，一生学术来来回回变了六遭，变到第四回时觉得自己大概不会变了，乃撰一《经学四变记》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不想没过多久就觉得不满意，遂又变了一回，只好在《四变记》的基础上补写个《五变记》，结果《五变记》写完发现自己又要变，于是再出个《六变记》。还在甲午战争结束的次年，他就放言“为学需善变，十年一大变，每变愈上，不可限量，所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也……若三年不变已属庸才，十年不变斯为弃才矣！”这么看来，廖平也算是一生践履其主张。奈何此公并没有“每变愈上”，反是三变之后，越变越诡奇，即便是前三变，也是自我决裂式的(一变“平分今古”、二变“今文”、三变“古文”)，直让人弄不明白他到底想要干什么。以至民国初年，马相伯与章太炎、梁启超等人联名提议仿照法兰西科学院而成立“函夏考文苑”，便特别指出廖平、康有为、夏曾佑三人“说近妖妄”不可列于院士名单。善变本没什么，要命的是，畏首畏尾的廖平远没有康有为言出其位的胆量。
1886年，对厘定晚清今古文之争至为重要的《今古学考》刊行，其书一出，便得到了学术权威俞樾的高度赞赏，廖平的学术地位也由此奠定。三年后，廖平考中进士，应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召，于广州听训。这对于他而言，更是莫大的鼓励，不免升起股“天降大任”的感觉。或许是因为自我感觉实在太好，也可能是瞅准时下学林颇盛公羊学的好时机，廖平抖出了自己今文学的家底，撰写了《知圣》、《辟刘》二篇(前者鼓吹孔子改制大道，后者大骂刘歆伪造古文经)，从而完成了从“一变”到“二变”的转折。怎奈廖平失算，他在赶赴广州的路上，途经苏州，顺便拜访俞樾，稍稍露出“辟刘”的倾向，便使得俞樾深不以为然。更不巧的是，其时正赶上张之洞痛批公羊学，廖平胆小，遂极其猥琐地赶忙把这两部惊世骇俗的著作收了回去，不敢付梓。关键的是，等他一到广州，康有为就来了。
两人在广州的第一次见面并不顺利。大抵廖平爱慕虚荣，席间对康有为大肆鼓吹其新说，并将《知圣篇》手稿交给康氏学习。没想到，康有为回去读完其书后，来信痛批廖平，劝他还是早早把书烧了为妙。廖平又苦口婆心地复信一通，与康氏约期再谈，这次终于“两心相协，谈论移晷”。大抵廖平那时的心情是舒畅的，满以为寻觅到了一跟班，至少得一知己。不想一年之后，一部叫《新学伪经考》的皇皇巨著便诞生了。如果除去康有为在这之间于广州长兴里筹办学堂的时间，即从长兴里开学到《新学伪经考》面世，还不到半年时间，也难怪廖平惊叹“倚马成书，真绝伦矣”。稍知学问著书是怎么回事的人，大概都不会对康有为的写作速度太当回事。在没有现代版权制度的条件，最委屈的人当属廖平，自己的成果转瞬为他人所得，且这个人以此奠定了他在思想界，甚至是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廖平的心情可想而知。按康有为自己的说法，“当《伪经考》初出时，海内风行，上海及各直省翻印五版。徐研甫编修仁铸督湖南学，以之试士。时湘士莫不诵读，或携入场屋，又有以分赠英、美、日本书藏，吾亦以之进呈睿览矣。”相形之下，廖平自己却只能接受“今足下大名，震动天下，百倍鄙人也”的事实，不可不谓“有苦说不出”。
无论康有为在多大程度上剿袭了廖平的著作，无论是谁引发了梁启超所谓“思想界的大飓风”，都不足以改变晚清公羊学之后，经学迅速沦落的事实。其中关键之处，肯定在于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在这种条件下，任何一种经学论述，都可能反过来促进经学的死亡。《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力，也已经不用多说。可这部把孔子吹捧为通天教主的大作，又怎么会为孔子走下神坛导夫先路呢？
二、有德性的造假和无德性的造假——朱一新的回应
或许是康有为改宗今文学实在太过彻底，竟至于对之前所习的古文经学痛恨地咬牙切齿，不惜全盘否定而后快。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此公甚至说考古发掘出的青铜器都是刘歆当年故意埋到地下去的。想来刘歆也真倒霉，死后千年还碰见这么个死缠烂打无赖耍泼的。一句话，虞夏商周四代不过就是一朝一代的盛世，远不是什么理想社会，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汉而把《左氏春秋》、《周官》等上古史书充作经书，把“三代之治”加以神化。中国人之所以走不出朝代更替治乱循环，是因为学来学去就只学了上古三代“小康之学”，而真正的孔子“大同之道”却被刘歆隐没了，那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政治设计。只不过孔子为了自己的安全考虑假称是古制而已，正所谓“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学习经文就不再是复古，而是追求进步。于此，康有为把孔子的春秋学与时下刚开始盛行于中国的社会学理论结合了起来，从而打造了一部中国的进化论。
他一把《新学伪经考》写定后，就先寄给自己好友朱一新。康氏满怀期待地希望朱一新能够支持他的观点，不想朱氏很不给他面子，一眼看出康有为想把孔子打造成耶稣的意图。这番打扮实在诡异，乃至于“凿空武断，使古人衔冤地下”。康书中自相矛盾之处，俯拾皆是。如《史记•五宗世家》中关于河间献王和鲁共王的记载中，并没有出现“孔壁古经”。康有为便以此断定“壁经”是后来刘歆伪造的。可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又记载左丘明因“孔子史记”而成“左氏春秋”，这分明是说古文经书在刘歆之前就有。康有为说这是刘歆篡改《史记》添上去的，可刘歆既然要篡改《史记》，为什么不从头到尾改得彻底点，还留下《五宗世家》这样的把柄呢？最让康有为受不了的是，朱一新居然说责问，刘歆伪造古文经是造假，孔子托古改制难道不也是造假吗？“此孔子又一刘歆耳！”即便古文经系刘歆伪造，《仪礼》等书西汉五经十四博士多有传授，可康有为却于五经之中独尊《春秋》，《春秋》之中独尊《公羊》，这与西汉经今文学相去实在不可以道里计，朱一新的这个疑难等于是说康有为的这套也不是什么今文学，充其量不过是其自创之学。
大抵康有为这人太过一根筋，完全没有想到他对别人的指责也完全可能反诸己身。刘歆造假，孔子也造假。朱熹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到了康有为那里，似乎应是“天生一刘歆，万古真长夜”。孔子造假，其效力足以明确人类进化的终点，为万世开太平。刘歆造假却让中国饱受了两千多年“长夜之狱”。在康有为的叙述下，二人都成了无所不能的魔法师，从法力来看，刘歆还要胜过孔子，否则何以能让孔子“大同之道”两千年来隐而不彰？同为无所不能的造假者，二人的区别大概在于，一者为德性地造假，另一者为缺德的造假。受过新文化运动洗礼，不信孔教的广大后学们，还会在乎造假背后是不是出于德性吗？
更要命的是，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为了论证孔子改制的有效性，而引庄子、韩非子的例子称不止孔子托古改制，诸子也都托古改制——看来大家都在造假，则孔子与其他诸子又有什么区别呢？无怪乎在其书付梓的二十几年后，梁启超在总结康有为的学术影响时，称虽然康有为极力吹捧孔子，但其改制学说的最终效果却是“夷孔子于诸子之列”，“导人比较研究”。
三、孔子道德光环的褪色——章太炎的“订孔”
好标新立异的康有为注定是学界攻击的对象，尤其有一个对直到建国以后甚至文革时期都影响巨大的人，正是在攻击康有为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他就是章太炎。相较于康有为的单线条，章太炎呈现给我们的是另外一种单线条：执论必与康有为党徒相反，康氏门徒说西，章太炎就说东；康氏门徒尊孔，章太炎就诋孔；康氏门徒“非荀”，章太炎就“尊荀”；康氏门人抨击“外儒内法”；章太炎就吹捧法家和秦始皇。按章太炎后来的回忆，他早年心向改革供职于《时务报》馆时，就与康氏党徒“论及学派，辄如冰炭”。但事实是，章太炎那时不仅违心地屈从于孔子改制之道，称“荀子所谓后王者，则素王是；所谓法后王者，则法《春秋》是”，“《春秋》之作，以黑绿不足代苍黄，故反夏政于鲁，为新王制，非为汉制也”。甚至1898年12月16日，章太炎听闻西太后遣使要求日本协助逮捕康有为时，还为康氏大鸣不平，对康氏吹捧有加，远甚于孙中山，称“其与夫孙文者，岂直舆薪秋毫之比哉！”前一日又去信康有为，劝他西渡欧美，躲避清政府刺杀，言语之间，关爱有加。
或许是当初在《时务报》馆受康氏党徒压抑过甚，也可能是光复心切。章太炎一踏上革命排满道路，就迅速转向反康。被康有为尊为神人的孔子，自然就成为了章太炎贬损的对象。标志就是《订孔》一文。
其文中称孔子这人其实没多大本事。“异时老、墨诸公，不降志于删定六艺，而孔氏擅其威。遭焚散复出，则关轴自持于孔氏，诸子却走，职矣。”翻译成白话文，就是“那时老子、墨子等诸子，根本就不屑于去删订六经，才让孔子捡了个大便宜。等到汉代征集秦火之余，关键自然被孔子把持，其他诸子都靠边站，这也在情理之中。”“夫孟、荀道术皆踊绝孔氏，惟才美弗能与等比，故终身无鲁相之政，三千之化。”这句话用我们今天的习惯语言说，就是“孟子、荀子的学术见识比孔子强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可惜就是没孔子能混，所以一辈子没当上鲁国相爷，带出三千个学生”。倘说晚清经今文学鼓吹“孔子改制”，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孔子是政治理论家，《春秋》是一部政治理论著作，而非历史大事记，那么晚清经古文学家则把孔子视为史家，把《春秋》作为鲁史，六经不是孔子的创制，而是对先秦制度的记录。章太炎很容易地就此逻辑推出这样的结论，六经在孔子之前就存在，不专属于孔子。“虽然，孔氏，古良史也。辅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机玉斗矣。谈、迁嗣之，后有《七略》。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孔子不是什么政治发明家，他不过就是一个史学家，章太炎执论总是与康有为相反，却在这里与康有为保持了同调：孔子与刘歆是一样的，孔子与其他诸子也是一样的。
《订孔》一文发表于1902年，那时中国留日学生数量逐年增加。1906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这等于斩断了从下到上的社会流通渠道。一时间，海外留学生数量激增，日本就成了首选之地。阿克顿勋爵曾言：“自由起于流放”。这些留学生一到海外，便纷纷转向否定中国政治体制，成为了鼓吹革命的中坚力量。关于这点，西方有学者曾形象地比喻：
终止科举制度的行动，斩断了2000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强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根基，这个行动逐渐呈现事与愿违的后果，远比推行这一改革的士大夫在1905年所明显预见的那些后果来得严重，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
事实上，早在科举制度废除的前十余年间，新旧学兼通就已经逐渐成为了科举取士的主要标准。科举制废除之后，留学经历和新学素养更被认为是可以替代科举制的仕途敲门砖。一时间，趋新成为了时尚。章太炎的“孔子新论”正是在这样背景下被逐步发酵，并深入人心。
《订孔》一出，凭借章太炎在东京中国留学生中的影响力，立马引得“群言攻孔子”。钱玄同、周作人、鲁迅等等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多出自这些“攻孔子”的留学生中间。章太炎似乎还嫌不过瘾，又撰《诸子学略说》，称“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说白了，就是儒家不过都是官迷，其术充其量也不过为人主南面之术。孔子骂人“乡愿”，可“中庸之道”又算什么？岂非“国愿”？不惟儒术如此，孔子个人私德更成问题，他向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老子骗取了权术之学后，就想反过来谋害老子，逼得老子不得不先出关才后成《老子》一书，“藉令其书早出，则老子必不免于杀身”，“呜呼！观其师徒之际，忌刻如此，则其心术可知”。时至1935年，鲁迅还据此写出小说《出关》，算承袭乃师之论。
值得一提，清末围绕着《国粹学报》形成了一个尊奉章太炎为精神领袖的知识团体，就是我们所说的“国粹派”。国学、国粹之说由是大昌。反讽的是，“国粹派”的干将黄节曾对“国学”做出过一个极有代表性的界定：“然则秦皇汉武之立学也，吾以见专制之剧焉。民族之界夷，专制之统一，而不国，而不学，殆数千年。”这不啻于是说两千年来的“尊孔之学”根本就不是国学，国学的主要内容恰恰是否定孔子特殊地位的先秦诸子学。如今国学热泛滥成灾，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借题发挥，诸如陈丹青先生便辄言“中国文脉已断”，殊不知国学引进之初，恰恰是要斩断两千年孔学之脉。
出于光复会系统在“南北议和”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政治交换，光复会掌握了北洋时期的文教领域。他们成批进入北大，对原先主导北大的桐城派展开了激烈的批判。这次批判逐渐延伸到“尊孔读经”、“家庭伦理”、“口语文学”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在当时可能冷冷清清，却在后世影响甚大，这就是“新文化运动”。在这场名为“打孔家店”，实则先打桐城派的运动中，孔子受到了全方位的质疑，任何对孔子不利的观点都可能被动员起来。在这个背景下，晚清今古文关于孔子和六经的争论，反过来却成为否定孔子和六经的思想资源。正如钱玄同所宣称的那样，研究经学“要结三千年来经学的账，结清了就此关店”。
如果说，康有为的“两考”等于是把孔子和刘歆都定性为“造假者”，只不过前者为有德性的造假，后者为无德性的造假，前者是天使的造假，后者是魔鬼的造假，那么章太炎所做的却是把孔子的德性打掉。这二者的统一就是“古史辨运动”——在那里，只有造假这个事实，而非德性与否。
四、余论
记得梁启超曾抨击中国历史上各种政治主张皆援附孔子，“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任公说：
寖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韩昌黎、欧阳永叔矣，寖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寖假而孔子变为纪晓岚、阮芸台矣。……
无论是董仲舒、何休、马融、郑玄，还是韩愈、欧阳修、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抑或是纪昀、阮元，每一种政治面前，孔子都会变一番模样。任何关于孔子的历史，都是一部政治史。
风水轮流转。四十年前，中国大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儒评法”运动，如今却四处耸立孔子像。各种国学班、国学讲堂和国学知识竞赛层出不穷。1926年，北洋政府“尊孔读经”，周予同先生就发文斥其为“僵尸的出祟”。其后蒋介石又“尊孔读经”。如今“尊孔读经”的风潮又在中国大地悄然兴起。孔子身前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周游列国，却不会想到自己死后两千五百多年还要被资本绑架着周游列国。全世界的孔子学院毋宁只充当了商务汉语培训学校的职能。周先生不会想到，就在他写下那篇题为《僵尸的出祟——异哉所谓学校读经问题》的文字的八十多年后，“国学热”居然和“民国热”一并席卷大陆。可悲的是，这两股热潮与其说是让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国，倒毋宁是在鼓吹一种迷信。在这个迷信之中，经史中对于等级制的鼓吹被掩盖了，国民时期战乱频仍，普通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被掩盖了，所剩下的，只是好腾口说的某些“大师”和空洞幼稚的“文人风骨”。那些象征着贵族特权又被余英时们漂白了的“士人精神”，如今却成为了本应最有批判意识的大学生们模仿的对象，并反过来阉割了他们真正的批判能力。
对此，或许我们应该听听康有为。他断然否定了任何对《论语·泰伯》中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传统解释并把其斥为“老子愚民之术”。在他看来，句子应该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人民允许你去做的事情，你就去做；人民不允许你去做的事情，你要知道为什么不能做！在这里，孔子不再是那个鼓吹礼教宣扬等级制的“奴隶主阶级残余”，他变成了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成为了人民的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