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江青、女儿李讷
毛泽东与江青及孩子李讷在枣园
毛泽东重庆谈判归来，搀着李讷，右为江青
江青和毛主席
丁兰:我接李讷来世间
丁兰是当年延安中央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她刚到医院半年左右，也就是1940年6月底，医院妇产科接到了一个特殊的重要任务：为即将临产的毛泽东夫人江青接生。本文叙述的就是小李讷诞生的前后经过。
接受中央安排的“特殊任务”我原名叫刘智，丁兰是我到了延安才取的名字。我1912年10月出生于四川省江油市草坝场的一个富裕家庭，于1932年离川赴沪，考入上海“同德医学院”，专攻妇产科专业。这是一所外国人办的医学院，教学实习等均按西方标准，要求甚严。
1937年2月我从医学院毕业后，就职于上海“生生”教会医院。早在学习期间，我就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是“上海国难救国会”的成员，同时，我还与上海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旅沪同学会”多有联系，一度为该组织负责人李亚群(“文革”前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担任“地下交通”。
抗战爆发后，我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救护伤员、抗战募捐等活动。其时，在鉴于延安各方面人才尤其是经过正规教育培训的医学人才奇缺，中央有关负责人电令苏北新四军上海地下党在沪物色相关人才设法送往延安。
当时我各方面条件都很合适，不久即与另外几名男医生成为首批向延安输送的医疗骨干。到西安后，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秘密安排，我们一行人顺利抵达延安。第二年，我即被批准入党，并先后在 “陕西公学”及“延安女子大学”学习。到延安后，我正式改名为丁兰。
1939年下半年，根据中央安排，由时任中央卫生处处长的傅连袄负责筹建延安中央医院。11月17日，延安中央医院成立，此为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最高医疗机构，坐落在宝塔山下延河河畔李家湾。当时条件简陋，名曰“中央医院”，其实不过是一排八孔窑洞而已。医疗设备也很简单，但当年在整个陕北中央根据地，却是最高级别也是最正规的医院了。
当时，整个延安既受过完全的高等医学教育，又有过正规医院临床经验的女性妇科医生，似乎仅我一人，因此，中央医院成立后，一天，我被通知中断在“延安女大”的学习，立即到中央医院任妇科医生。那年，我刚满二十八岁。
我到中央医院半年左右，1940年6月底，医院妇产科接到了来自中央高层的特殊重要任务：为即将临产的毛泽东夫人江青接生。
中央医院上上下下都把“为江青接生”这事儿作为最重要的任务来对待，从医院领导到妇产科，立刻都为此紧张忙碌起来，不仅给江青安排了一间独立的专门病房，而且专派一位护士对其“特级护理”。
具体执行接生任务的妇产科，成立了以科主任金茂岳大夫为首的一个“接生医疗组”，成员有我以及助产士黎平、护士长龙静娴等。具体接生任务主要由我负责，黎平及龙静娴为我当助手。
为保证接生不出意外，在傅连袄院长亲自参与下，预先制订了两套方案：一套为“顺产”，一套为“难产”，都分别研究拟定了很具体、很保险的医疗措施，可谓万无一失。
7月上旬，江青住进了中央医院，比预产期提前了差不多一个月。
分娩时江青哭喊了五个多小时
江青在医院住了十来天，毛泽东抽空来医院看望。江青一见毛泽东，就大闹情绪，一会儿说医院环境不安静，晚上睡不着觉，一会儿又说这里不卫生，医护人员态度不好等，说着说着，就又哭又闹起来，坚决要回杨家岭去。
毛泽东没有办法，又不知详情，就找金茂岳和我了解情况。金茂岳不便多说什么，只是说，延河每年8月前后都要涨水，如果恰遇涨大水时江青要分娩，一时过不了河，而我们也不能过去，那怎么办?这是很冒险的事，因此建议说服江青最好不回杨家岭，安心留在医院待产。
毛泽东又转头问我，我当然支持金茂岳的意见。
几个人回到病房，江青还在闹着要回杨家岭，毛泽东就有些生气地对她说：“进了医院，就必须听医院的意见，谁说的都不能作数，连我说了的也不算数。”稍停又郑重地对江青说：“延河每年夏天都要泛滥，万一临产过不了河，那可就太危险了。”
我送毛泽东出门，毛泽东回头有些歉意地说：“江青的脾气，一向讨人嫌。”又再三交代说：“如果她再提些无理要求，你们千万不要理睬她。”
经过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折腾，1940年8月3日，终于迎来了江青的分娩时刻。
我清楚记得，这天早饭后，江青出现了临产症状。10点左右，其产前阵痛开始。本来，这是每个临产女人都要经历的过程，但江青哪里受得了这番“痛楚”，她一开始就任性地大哭大闹，一声接一声地哭喊叫唤。她这一哭闹，把本来已精心做好各方面准备、严阵以待的接生专家组，也弄得十分紧张。
从江青出现临产症状起，中央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傅连袄就赶到病房来亲自督阵，以保证万无一失。
江青的哭闹，傅连袄院长的督阵，让担任此次特殊接生任务“主攻手”的我，承担了极大压力。本来，经多次检查诊断，江青为“顺产”，以我的医疗实践和经验，为一个顺产的产妇接生，简直可以说是小菜一碟，但是这天接生的对象是最高领袖的妻子，而江青又极端不配合，院长也亲临现场，这阵势自然更加重了我的心理负担。我深知接生过程中绝不能出一点点差错，否则，不管是对整个中央医院妇产科还是我本人，后果都极其严重。
如此，我更加感到今天肩上担子的分量。这天，从江青一有临产症状开始，我就一直守在她身边，没敢离开一步，整整站守了六个多小时。
阵痛开始后，江青一痛得支持不住，就紧紧抓住我的手不放。如此反反复复，硬把我那只手抓得又青又紫，疼痛不已。可是为保证江青顺利平安分娩，再痛，我也得咬牙忍受着，而且还要尽量保持平静，不时询问江青的感受怎样， 以便及时作出判断、采取对策，并鼓励江青不要紧张，努力坚持。
其实，比江青更紧张的是我。那天，为保证接生顺利，不出意外，我先后洗了五六次手，又换了五六次手套，弄得全身是汗，连头发和衬衫都湿透了，也不敢稍微休息放松一下。
下午3时许，一个五斤多重的婴儿从我的手上降临人世。一出世，婴儿就哇哇大哭起来，声音响亮—这就是后来取名李讷的江青唯一的女儿。
听到婴儿的哭声，满屋子的人，包括病房外守候消息者都长长松了一口气。整个延安中央医院上上下下，人人笑容满面，皆大欢喜。唯有负责接生的我，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后，反而浑身无力，似乎像大病一场刚缓过气来的病者，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将近两个小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整个身子像要散架一般。那滋味，刻骨铭心。
我这一生，有两个时刻可以说终生难忘：一个是被打成“反党集团”宣布开除党籍的时刻;另一个就是为江青顺利接生后，那番滋味和感受，确实不是用语言能形容的。
不过，实事求是地评价，江青也有温情的一面。产后第二天，我到病房看望，江青无意中发现我手上的青紫色块，当即连声道歉，说：“我非常感谢你，真是对不起你，请你原谅。”
当时我也能感觉到，江青这番致歉致谢，是真心实意的。这让我很是感动。那些日子为江青接生所经历的担惊受怕，所吃的苦，所受的气，似乎全跑光了，烟消云散了。
中秋节毛主席宴请医护人员
江青出院后大约一个月，就是传统的中秋节。毛泽东年届半百喜得小女，很高兴，在中秋节那天，就特意以他和江青的名义，邀请中央医院各科室主任以上人员及相关医护人员，到他家里做客。
这天做东请客，请的又是为自己生李讷尽心尽力服务过的医生护士，江青算是很给面子，她完全收敛了住院时的骄矜和傲气，显得满面春风，兴致不错。她很有教养和礼貌的样子，笑吟吟地随毛泽东与客人逐一握手，说几句欢迎感谢之类的客气话，又招呼大家进屋里落座，喝茶吃糖果。
生过孩子，又经过一个月保养的江青，给人的感觉比以前稍胖，肤色也更白净，举手投足间更有一种成熟女人的风姿韵味。她的性情似乎也温和了一些，大概是第一次身为人母，做母亲的天性使之产生了心态上的微妙变化。
那天的气氛总体上是热闹而欢快的。虽说大多数人和我一样，都是第一次到领袖家里做客，但毛泽东的随和平易，以及言谈间不时的幽默，让我们很感动，也很开心。
当然，有一点是我事先没预料到的，那就是毛泽东生活之简朴，居室陈设之简单和随便，让人意外之下很觉惊讶。
毛泽东江青一家当时在延安的居室兼办公室，不过是一间面积比较大的窑洞，隔成里外两间而已。第一间是毛泽东的办公室，室内陈设主要是一张稍大的办公桌，有六七成新。桌上一盏煤油灯，一个暖水瓶及几只水杯，还堆放着一些书籍报刊及一些杂物。旁边有一张单人床，两把大半新的木椅子，仅此而已。
窑洞中间开了一扇门，里面就是江青的房间。陈设也极简单：一张书桌，一个大衣柜，一张钢架床，两张凳子，一张小床，就是全部家具。满月不久的小李讷，就睡在这小床上，乖乖的，很安静。她眼睛不算大，却有着与江青一样白皙的皮肤，很是可爱。那天，似乎心有灵犀，一见到曾经抱她出世的我，小李讷就咧嘴甜甜地笑，十分逗人开心。
因为当天请来的客人多，除平时的厨师外，毛泽东还让机要秘书叶子龙及其夫人江英过来帮厨。几个人忙了一上午，弄出一顿在当时的延安来说绝对算得上“高规格”的丰盛午餐。
当年延安荤菜以羊肉为主，但考虑到我们几个是南方人，毛泽东特意吩咐厨师做了几样猪肉荤菜，如毛泽东一生都喜爱的湘味“毛氏红烧肉”、肘子等。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因为我是四川人，有两个菜还多多放了些辣椒末，带有川菜特色。
此外，还有一大锅清炖羊肉，让大家吃得十分尽兴。印象中，在延安那么多年，似乎再也没吃到过比那天更丰盛的饭菜。
毛泽东说：“丁兰，丁兰，花木兰!”
此前，毛泽东对我的印象一直很好，是江青待产之前就有的—有一天，毛泽东来医院探望住院的谢觉哉，抵达时，恰好是医院查房的时间。毛泽东就没进去，而是自觉地在外面的一张石凳上坐下来，静静等候。这时，恰好我从病室出来，一眼看见毛泽东带着一名卫士坐在石凳上等候，很觉不妥,赶忙过去问候，又一定要带毛泽东去病房探望。毛泽东摆摆手，连说：“使不得，使不得!”
看我不解，毛泽东解释道：“医院有医院的规定，我也要遵守医院的规定啊。你说是不是?”
毛泽东的这番话，让我又感动又惭愧，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毛泽东为解除我的窘态，就亲切地与我拉家常，问我是四川人还是湖北人，又问来延安之前的一些情况。当得知我是上海正规医学院的毕业生，又在外国人办的医院里做过医生，为革命理想放弃上海舒适的环境投奔延安时，毛泽东连声夸奖。毛泽东对我说：一个像你这种从大都市跑到黄土坡来的知识分子，为革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实在很不容易。
之后，毛泽东讲起了历史上有名的花木兰从军的典故，不禁感叹地对我说，古时候有木兰从军，你小小一个女孩子，从上海到延安来投军，在大家眼中，就是当代花木兰!“丁兰，丁兰，真是个花木兰!”毛泽东用浓浓的湖南口音连说了两次，说得我激动万分。
那天在毛泽东家做客时，毛泽东见到个头不高的我，不觉又联想到上次在医院夸我是“花木兰”的情形，忍不住又当众说：“丁兰，丁兰，花木兰!”这一说，大家都笑了起来。我自己更是开心极了。闲谈中，毛泽东还问了些四川的风土人情,毛泽东一面听，一面赞许地点头。
午餐时，毛泽东考虑席间女同志多，怕江青一个人招呼不过来，怠慢了客人，又让人将住在附近的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大姐请过来，一起陪客人吃饭。二十多个人分成两桌将两间窑洞坐满了，边吃边说，欢声笑语不断，十分尽兴。
餐后吃过水果，兴致依旧很高的毛泽东和江青又分别同客人合影留念。之后，医务人员中的女同志又与康克清大姐一起合影留念。一直到下午4点多钟，大家才兴尽而归。
成功为江青接生，也使我因此而有了“名气”。后来我不仅在妇产科任职，还被挑选到为中央领导同志担任保健工作的医疗组中，为一些党的领袖兼任保健医生。先后给朱德总司令以及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的王明担任过保健医生。
由于兼任了中央首长的保健医生，以后到杨家岭的时候就多了起来。每次去杨家岭，我总要去看看小李讷，并为她检查身体，关心她的健康及成长状况。对此，毛泽东和江青都很欢迎。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整个延安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中央医院的医护人员身着白衣，披挂着红绸带，组成一支特殊的秧歌队，一路扭起陕北秧歌，到杨家岭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毛泽东站在窑洞前的土坡上，一眼就认出了我，亲切地向我挥手致意。不过，站在旁边的江青却有点无动于衷、爱理不理的样子。
扭过秧歌之后，毛泽东让人抱来小李讷，让她喊了声“丁阿姨”。此时，李讷已满五岁，长成了一个活泼可爱又有些腼腆的小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