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因得到皇上荔枝赏赐而谢恩的奏折，时常可见，有的虽字面说是鲜荔枝，实是蜜浸荔枝，赐真正鲜荔枝很少见。相比较来说，朝中特别是皇帝身边的大臣得到鲜荔枝赏赐的机会要多得多。
无论“贡”或“赏”，都不过是专制时代高高在上的皇权展示自身力量的一种方式而已。图为清宫御用洋画家郎世宁所绘“乾隆朝哈萨克进贡图”（局部）。
作者：董建中
雍正二年(1724年)六月二十二日，直隶巡抚李维钧收到了雍正帝所赐两颗鲜荔枝，上折谢恩，雍正帝朱批说：“此物北方实属难得之物，即在庭诸大臣朕所亲信，不过间赐一二枚耳。”荔枝不再仅是水果，也成为了君臣密切关系的指示器。
同时得到雍正帝赏赐鲜荔枝的，还有年羹尧。与一般让递送奏折的家人等顺便捎回(包括上面李维钧)的赏赐方式不同，这次是专门派人经官方驿站送去。雍正帝甚至就此亲笔给年羹尧写了朱谕：
鲜荔枝最难待时。今因六天驿程，或者到来亦未可知，所以撞造化，给你带来，到时不知如何。鲜荔枝，不得到你尝尝，朕不如意，所以勉强寄来。或因朕加恩之诚，鲜好到来，亦未可定。
雍正帝写给年羹尧的“荔枝赏”朱谕
非一般恩赏
大概认为可给年羹尧意外惊喜吧，雍正帝心里先激动了，写得有点语无伦次。这么好的东西，不让年大将军尝尝，委实过意不去。时间都算好了，走驿站，荔枝用六天能从北京到西安，至于到时是好是坏，实在没有把握。但还是希望，鉴于自己内心之诚，老天会给面子吧。
六月三十日，年羹尧接到驿递而来的物品，除新制珐琅鼻烟壶二件、各种新茶四匣外，就是雍正帝的朱谕，当然还有荔枝。不是一两颗，而是四颗啊。
年羹尧看到，“竟有一枚颜色、香味丝毫未动”。年羹尧“东望九叩，默座顶礼，而后敢以入口也”。
接着年羹尧向雍正帝特别解释道：由于“沿途水阻”，这次驿递用了九天时间，因“长途暑候，马上九日，而留一鲜荔枝完好如新，此固上苍有意明示，以天人交感，君臣交孚，一诚所格，至于如斯”。
由于比预计送达日程迟了三天，若硬说荔枝都是完好的，那“无此物理”，是不可能的；若直说全都坏啦，“则圣主加恩，无以显应”，更是不可能了。
年羹尧如此一番说道，雍正帝不禁感叹：“真奇才！”“非锦心秀手，何能如此令人快心悦目之。”
从这次非同一般的荔枝赏赐看，这时二人的君臣关系极欢洽。身为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的年羹尧，在这一年三月刚刚平定了青海罗布藏丹津叛乱，取得了雍正帝即位以来的“第一武功”，这对于新任天子的统治(当时还不是很稳定)来说，是最有力的支持。雍正帝的心情，在他给年羹尧奏折朱批的一句话里表露无遗：“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知遇榜样，今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
至于君臣交恶，那是后来的事，不能将此时的赏赐与言语，判定为雍正帝给年羹尧灌迷魂汤。
官员因得到皇上荔枝赏赐而谢恩的奏折，时常可见，有的虽字面说是鲜荔枝，实是蜜浸荔枝，赐真正鲜荔枝很少见。相比较来说，朝中特别是皇帝身边的大臣得到鲜荔枝赏赐的机会要多得多。有时，他们会将这种恩赏记录下来。
嘉庆帝还是皇子时所作《恩赐荔支恭纪》诗
寻味谢恩诗
乾隆十一年(1746年)，内阁学士沈德潜(1673~1769年)因原配夫人病故，得到乾隆帝特别允准，返籍料理丧事。回到朝廷后，适逢皇上赏赐荔枝，沈德潜注意到，王公得到两颗，大臣只有一颗，而自己却是两颗。对此殊恩，他感动不已，专门作诗一首并呈御览：
丹荔当年贡七闽，盆中采摘赐尝新。攀归二颗争传看，共道天家厚老臣。
乾隆三年，66岁的沈德潜中举人，第二年中进士。乾隆七年有次考试，乾隆帝当众称呼他为“江南老名士”，这为他邀得了盛誉。沈德潜写上面这首诗时，已75岁高龄了，确有资格自称“老臣”。“破格”多得一颗恩赐荔枝，在沈德潜看来，无疑是君臣间一段佳话。
但清宫里也有与恩赐荔枝有关的诗作，读来颇耐人寻味。
嘉庆帝(颙琰)登极后，将他皇子时的诗作刊行，称《味余书室全集定本》，有一首《恩赐荔支恭纪》(见卷三)：
包贡年年闽峤南，颁来绛实共分甘。轻红染就香偏馥，烂紫敷成色正酣。
琼液生津凝碧椀，锦肤映肉胜黄柑。拜恩何幸尝仙品，一颗骊珠圣泽含。
先写荔枝来自福建，接着是对荔枝色香味的描述，最后是圣恩赏赐。表面上平淡无奇，且荔枝是一颗，还赶不上沈德潜的待遇呢。
但仔细翻看整个诗集，就发现问题了。这首诗作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是诗集中唯一记述得到恩赐荔枝的作品，而当了三十多年皇子的颙琰，绝不可能只这一次得到父亲赏赐荔枝，如五十一年有首诗就名为《荔枝》，但诗句无恩赐内容(见卷二十二)。还是四十一年，颙琰又写了一首《赐哈密瓜恭纪》(见卷四)。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味余书室全集定本》三千二百多首诗中，只有这两首是写恩赐食物的，恰又在同一年。颙琰为何如此郑重书写呢？“一颗骊珠圣泽含”，只是简单的圣泽吗？《赐哈密瓜恭纪》一诗中有云“绵绵瓜瓞沾天泽”——“绵绵瓜瓞”写瓜大小成串，除表示“子孙昌盛”之意外，是否隐有所指呢(当时颙琰自己还没有子嗣出生)？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乾隆帝在三十八年冬将颙琰立为储君，但极其秘密，只是将此事告诉了军机大臣，密匣诏书中所书何人则未明示。颙琰本人肯定也不知道。难道三年之后的这一次荔枝与哈密瓜赏赐，让颙琰对父皇的微妙心思有所觉察？
这又进一步让人联想到：雍正元年祈谷大典之后，雍正帝在养心殿召皇子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帝)，赐尝一小块肉，弘历发现只他一人，弘时与弘昼等兄弟并不在场，而这块肉本是大典上祭献给上帝的小牛肉，由雍正帝带回宫的。
登极之后，乾隆帝说当时他就悟出了其中的深意。那么，乾隆四十一年他赏赐颙琰的荔枝、哈密瓜，是否如乃父雍正帝当年一样，有什么特别的意味吗？
可惜，颙琰这两首诗并无注文，当然他也不可能在注文中明言或作任何暗示，否则“秘密立储”也无秘密可言了。故上述推测是否有理，还有待挖掘其他相关史料作为旁证。
“妃子笑”真相？
能诗善文的清朝皇帝们，有时也将荔枝入诗。乾隆帝一首名为《荔枝》(御制诗四集卷八十三)的诗，值得注意：
分根植桶土栽培，度岭便船载以来。经宿败而人马毙，紫微诗句涉虚哉。
“紫微”指宫廷。乾隆帝吃着荔枝，抚今追昔，灵光闪现，挑起对唐朝宫廷荔枝“传统认识”的毛病来了。
诗后有一长长的注释，指出过去人们的错误有二，其一就是“经宿败”。乾隆帝鉴于本朝荔枝由福建桶运而来的现实，指出杜牧“一骑红尘妃子笑”诗，以及“自南海七日而驰至长安”的说法不可信，因为那样一来，“其果必败不可食”。
第二个错误是“人马毙”。乾隆帝认为，唐书等记载“多不实”，因为他了解清朝的驿递实况：报送军机要务，一昼夜驰六百里，加急八百里。要跑到这个速度话，每到一个驿站，必须换人易马，“岂有驰毙之事”！乾隆帝断言：“唐时驰进荔枝即真，亦断无不换人易马之理，一人一骑，岂能直驰数千里乎？”
对于杜牧的《过华清宫》诗(“一骑红尘妃子笑”)，宋朝时就有人根据史书记载，指出唐玄宗“以十月幸骊山(华清宫的所在地)，至春即还宫，未尝六月在骊山也。荔枝盛暑方熟，词意虽美，而失其实”。
可是，今天我们没有人从根儿上否认《新唐书·杨贵妃传》所说的：“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驿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既走陆路，清朝时“哈密瓜贡”的做法，也许可以参照——“起贡时，瓜只熟至六分，途间封闭包束，瓜气互相郁蒸，至京可熟至八分。如以熟八九分者贮运，则蒸而霉烂矣”。但问题是，通常离枝的荔枝并不能如哈密瓜那样能够“闷熟”而不损其色香味。
皇家所好，臣下们自必绞尽脑汁竭力办到，且不计人力物力成本，历朝历代，莫不如此。那么，清朝人能想到船运荔枝树进贡京师，唐朝人是否也可以由驿站运送荔枝树，让荔枝自然熟呢？也就是说，不必“一骑红尘”，而是可以慢慢传送；荔枝新鲜到达，同样可以赢得千金难买的“妃子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