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我最尊敬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让我在思想意识和写作技巧方面获得很大教益，但我对他在某些作品中所表露的观点却不敢苟同，譬如他对汉字的态度。
其实，鲁迅先生和汉字极有缘分。他少儿时代在三味书屋读书时，所读的书肯定是用汉字来写的；留学日本时他师从章太炎先生学文字学；在北京政府教育部挂职时，经常跑去琉璃厂购买碑帖来揣摩汉字的笔划和结构；他那些不朽的著作，都是用汉字写出来的，特别是后期在上海居住时，全靠用汉字写作来维持全家生活，而且活得并不困乏。尽管他的毛笔汉字书法未必像郭沫若所说那样，已经远远超过孙过庭、颜真卿、柳公权、米芾、苏东坡、黄庭坚而几乎达到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的水平(注)，但却自成一格，造诣甚深。可是，他后来却力主消灭汉字，实现文字拉丁化，为此发表了极为尖锐的意见。这里仅拿出颇有代表性的三例来议论，并向有识者求教。
1934年8月，他在《汉字和拉丁化》一文中写道：“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
同年12月，他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进而表示：“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他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因为他认定“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方块字)的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确有很多劳苦大众由于没有条件学习而成了文盲。但这是社会的罪恶，怎能让汉字来承担？拉丁化只有二十多个表声的符号，学起来确是比方块字省力，然而也必须通过学习才有可能去认识和运用。不知他有没有想过，假如劳苦大众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得不到提高，那也将失去学习的机会，这一来，就算实现了拉丁化，不也同样产生大量文盲？
方块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一说，太偏激了。果如此，对这一“利器”极有研究而又运用得极为巧妙的鲁迅先生，自己身处何地？汉字是“病菌都潜伏在里面”的“结核”一说，同样过分。果如此，他的小说《阿Q正传》、散文《记念刘和珍君》、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还有那被毛泽东认为“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至于“孺子”是否应当理解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不在此议论)等等，不也都隐藏着对劳苦大众极为有害的“病菌”吗？
他临逝世(1936年10月)“答救亡情报访员”时，更坚决地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理由是：“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
那时，日寇早已占领了我国东北并已进入了华北，救亡运动正在全国风起云涌，可是他竟为“救亡”开出这一令国人“聪明起来”、“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的药方，这实在令人费解。幸而他是人而不是神，这一预言并不准确。如今，在他已去世七十多年的今天，方块汉字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由于成功地输入计算机而增添了生命力；中国也并没有因为汉字的继续存在而灭亡。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机械工程专家、教育家，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说得好：“汉字是形、声、义相统一的象形文字。它不仅是符号，而且还是艺术，是科学，是文化。科学研究表明，这种文字及以其构成的语言，既能开拓人的左半脑，又能开拓人的右半脑，启迪右脑的原创性功能。”(见《国魂凝处是诗魂》)汉字何等值得珍惜！遗憾的是，我虽然是汉族的子民，但对汉字却认识得不多，理解得肤浅，运用得不精，书写得不好，因而常感羞愧，可是我始终热爱它。
(注)郭沫若在《鲁迅诗稿》(影印本)序中说，鲁迅的书法“远逾唐宋，直攀魏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