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作家柔石曾写过一篇题为《为奴隶的母亲》的小说，其中情节已为人们所熟知了，秀才、地主妻子不能生育，租来穷苦人家的妻子“春宝娘”作为临时妻子，租期到为秀才生了儿子为止。作者以凄婉的笔调，从“春宝娘”的角度，写尽了人间的悲伤。
历史上，典妻并非是罕见的事情。清代，浙江宁波、绍兴、台州等地，就流行典妻这种风俗。其间的情况也较为复杂，有把妻子典与他人，取得约定的一笔款项，期满后还要拿出钱财来赎回的，有的期限长达五年、十年。有的女子在外生育儿女，以至于后来难以分辨哪是她原来的本夫了。也有如柔石所写的，短期出典，为人生育，到期领回的。
无独有偶，清代甘肃也有租妻之俗，有记载说清代雍、乾时期，就流行这种风俗了。其中有长期典租的，也有临时典租的。有的人家因贫无力娶妻而又希望有后代，于是向人租妻，租妻时立契约，写明期限，或二年、三年或以生育儿子为期。到期后，原夫家立即“促回，不能一日留也”。(清)赵翼：《簷曝杂记》卷4，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6-77页。短期典租的，则多半是临时性的，如外来的生意人、旅游、过路者，出资以后，就可以与租来的妻子同居了。在约定的期限内，多半是居住于原夫家中，客至，原夫要回避。一旦到了约定期限，原夫和女方就不会同意再与客人同居，即使是典租期间与客人感情很好的女性，也不会同意继续同居;如愿出资续租则又另当别论。这种情况与江苏等地的“赶店”之俗颇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赶店多是一次性交易，是交通要道地方，以家中妇女招待过往客商的办法，而甘肃等地的典妻则有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并订有契约。
甘肃等地还有一种兄弟合娶的“共妻”现象。当地婚俗，兄死弟妻其嫂，弟死兄娶弟媳，为常见现象，与少数民族中的“转房”制相似，其婚姻中惟同祖者不得婚，没有其他禁忌。如果弟弟不同意娶嫂子，嫂子还可以吞房灭伦之罪在宗族中控告他。另一种情况是，在家庭贫困的情况下，兄弟数人共娶一个妻子。兄弟们平等，都是这一女子的丈夫，轮流与女子共宿，如果白天与其共宿，则把一条裙子挂在门口，其他兄弟就知道回避了。所生的子女，大的作为长兄的后代，以后所生，依次归各兄弟。 甘、陕等地，还有一种“招夫养夫”风俗。多数情况下，由于女子的丈夫出现伤残，失去了劳动能力，其妻另外招一男子与其同居，所招男子要负责养家，包括赡养女子的丈夫及其子女。女子与新招男子所生子女，则有两种不同情况，有的地方，所生子女仍属女子原夫所有，有的地方也有归女子生父的。
至于有些地方，一女先后嫁于多家，然后逃跑回家的，当时就称为“放鸽”，实际上是一种以婚骗财的伎俩，与婚姻习俗本身已经没有多少关系了。放鸽子，上海称为“放鹁鸽”，也有放成黄鹤，一去不返的故事。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1载：上海北乡有黄姓，娶妻李氏颇有姿色，黄贫无以为生，与李氏合谋“放鹁鸽”，把李卖给了曹氏。第三日，黄到曹家，想携李氏逃走。结果李氏不仅不走，还声称要在曹家人面前揭穿他的阴谋。黄不得已，仓皇逃走。
这里所说的婚俗，都是典型的汉族地区发生的情况。有研究者认为，发生此类情况，多属清代移民较多的地区。由于新移民区条件艰苦，传统的约束较少，才发生了此种婚俗的变异。如东北地区的“拉帮套”，与上述招夫养夫情况基本一样，就是产生于移民社会中的。但是，浙江的宁、绍、台地区，陕西的汉中地区，及甘南地区有些地方，并非清代移民很多的地方，产生特殊婚俗当与移民问题关系不大。比如典妻，多数情况下还是为了要生育后代，它表明在所有中国传统社会的各项婚姻原则中，生育是一条最重要的原则，为了达成生育之目的，其他原则，如女子从一而终的原则等，都要让位于生育这一原则。例如，广东嘉应州有一种婚俗，叫做“等郎嫂”，指的是当地尚无儿子的人家，也娶个童养媳来养着，等待儿子的降生，有时甚至要等上十年八年家里才生了儿子，故有“等郎嫂”的称呼(清)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10，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06页。。此类婚俗也与当地人口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有关。
对于汉族历史上的此类婚俗变异，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漫说“典妻”
典妻制度是人类买卖婚姻的一种，它和娼妓制度一样，都是正式婚姻制度的一种补充。它的历史可谓“渊远流长”，早在汉代就有记载。《汉书·主父偃传》记载：“男子疾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由于战争频繁，大量民众无法自活，《汉书·贾捐之传》记载：“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卖妻是以妻子作为商品进行买卖，尽管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典妻婚，但它为后来的典妻现象作了准备。
典妻虽说是一种临时性的婚情方式，却也很是讲究仪式的，一般要经过媒证、订约、下聘、迎娶等环节。一般典妻均经过订立契约的过程。契约主要写明出典妻的时间、租价及备往事宜。典期一般为3至5年，典租价以妇女的年龄大小、典租时间的长短而定。
对承典的人说来，对自己所要典的女人都会提出条件的，比如必须具备生育能力，出典期间不得与原来的丈夫同居，更不能回家照看自己的孩子哪怕看一眼也不允许等，并将这些要求写到契约中去。
契约对于那些被出典的妇女来说无疑等于卖身契，契约一旦成立，被出典的妻子就得供人玩弄，为人生儿育女，最后还得与自己所生之子女骨肉分离。
我国的典妻风俗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特别是浙江。典妻的盛行，直到民国才开始转衰。新中国成立后，典妻的现象才彻底消失。
清代典妻婚现象，因为地区的不同，名称和形式也各有所异，习惯上古人通常把典妻婚分为典妻与雇妻。雇妻主要是验日取值，期满则归。大体上，时间长的叫典妻，时间短的叫雇妻。按各个地方的不同，大体上可以分为：
典妻与租妻
此类现象大体上发生在江浙地区。在宁波，典妻双方要有媒证，订契约，载明期限和价格，通常是一、二年为租，三、五年为典，所生的孩子归典夫所有。有钱人家的妇女如长期无子，在征得妻子同意后，经中间人介绍，可以向穷汉典妻。
坐堂招夫
在松阳，因原夫贫病，妻子征得原夫的同意，把典夫招到家中，收取典金，以供原夫的生活，这种情况被称为“坐堂招夫”。
租妻借妻
在江苏地区也有这样的典妻形式，有人长期贫病，经三方同意，请中间人说合，将妻子借或租给无子的男人为其生子;条件是典夫要承担其家务劳动，借妻期间所生子女随生父姓，入生父宗;一旦满足原订的条件，就解除关系。不同的是借妻不离开家，租妻通常要离家。 捆妓
就是原夫将妻子，通常为童养媳出身的妻子典给妓院。出典时，双方立“捆身字据”，这个字据按时间长短可以分为大年(16个月)、中年(14个月)、小年(10个月)。妓院根据女子的容色、年龄支付典金。这种习俗在天津被称为“押帐”。不过，在字据上还要写明典妻的营业年限，注明“俟限满，帐还清，准其妻离馆”等字样。
搭伙
东北地区流行的一种风俗，夫在外长期不归，妻生活困难，就出典自己与另一男人建立搭伙关系，签订搭伙字据，字据写明：“因贫难度日，并为债务所迫，今由搭伙之夫代为还债。本夫回家时，将钱付清就可领回妻子。”还有一件关于搭伙合同的档案：“立打伙人孙长义因无钱使，将自己贤妻张金香中人说允，情愿送与张现思名下打伙，言明身价小洋钱三佰元正，押帐钱当面交清，分文不欠，有官钱使用，两家均纳，倘有天灾病业、逃走等情，各安天命。此系两家情愿，恐口无凭，立字为正。” 在清代，东北地区是一个重点移民地区，整个清代直到改革开放之初，几百年的时间里大量关内民众移往东北地区，同时东北地区内部也存在着大量移民现象。特别是清朝末期，随着东清铁路和满州铁路的兴建，大量的工业移民进入东北地区，因此搭伙现象正是同东北地区人口流动性高、男女比例失调的情况相适应的一种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