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近年来，笔者有意无意间阅读了大量民国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不由自主地为她们的才华所倾倒，也不由自主地寻找与她们有关的资料、传记进行了解，对她们的创作、人生和命运进行思考。
林徽因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5年11期，作者：楚梦
近年来，笔者有意无意间阅读了大量民国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不由自主地为她们的才华所倾倒，也不由自主地寻找与她们有关的资料、传记进行了解，对她们的创作、人生和命运进行思考。
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民国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民国女作家在这样的环境下破茧而出，上世纪20至40年代，短短不到30年时间里，涌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女作家，陈衡哲、石评梅、庐隐、冰心、苏雪林、凌叔华、丁玲、沉樱、谢冰莹、林徽因、陆小曼、萧红、梅娘、苏青、张爱玲等，她们构成了民国时期一道亮丽、独特、色彩斑斓的风景。这些才女们以文学为筹码，在民国的舞台上潇洒亮相，引起了无数人的驻足欣赏，引发了比她们作品更为精彩离奇的遭遇。
她们为历史增添了丰富内容，也为后人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小雨点》(陈衡哲)、涛语》(石评梅)、海滨故人》女人的心》(庐隐)、《繁星》《寄小读者》(冰心)、《绿天》《棘心》(苏雪林)、《花之寺》《女人》(凌叔华)、《莎菲女士的日记》《自杀日记》(丁玲)……无一不是那个时代青年读者爱不释手的佳作，不少作品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芒。
【革命者丁玲】
歌德在《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开篇这样写道：青年男子谁不善钟情，妙龄女子谁不爱怀春?才华出众的民国才女们，情感世界自然不会单调乏味。
萧红属于典型的敢爱敢恨型才女，而她的朋友——丁玲情感生活的丰富与复杂，一点不逊于萧。丁玲有迹可查的恋情共有四段：胡也频、冯雪峰、冯达、陈明。
1924年，丁玲来到北平。不久便结识了青年编辑和革命青年胡也频。胡也频苦苦追求，特别是借了钱追到湖南，看望因遭遇不测而沉浸在痛苦中的丁玲母女，终于敲开了丁玲紧闭的爱情大门。可好景不长，1931年2月7日，年仅29岁的胡也频被枪决于上海的龙华司令部。丁玲的第一段恋情便以这样残酷的方式结束了。
丁玲在与胡也频相爱的同时，又爱上了文学天才冯雪峰。冯渊博的知识和不凡的谈吐以及对革命前途的美好描述，让丁玲神魂颠倒。性格开朗的丁玲竟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他们果然在西湖边共同相处了一些日子，结果胡也频坚持不住，返回上海，找到了好友沈从文。沈从文告诉他夫妻之间应怎么相处，次日胡也频接受劝说，又回到了杭州。这段“三人行”最终以冯雪峰离开杭州，胡也频与丁玲和好如初而告终。(沈从文《记丁玲》)其实，丁玲一直钟情冯雪峰，即使在冯雪峰结婚后，丁玲还向他发起过多次猛烈的爱情攻势，但被理智的冯雪峰拒绝了。正如胡也频牺牲以后，丁玲在写给冯雪峰那封曾轰动上海滩的《不算情书》中所表露的那样，如果当时冯雪峰勇敢一点，即便她已和胡也频在一起了，她也会义无反顾地跟着冯私奔的。即使不私奔，只要冯愿意，丁玲也会毫不犹豫地献身于冯。
之后，丁玲又认识了英文翻译兼革命者冯达，并且很快坠入情网。他们于1931年11月住在了一起，后来结婚，一起生活了三年。1933年5月14日，丁玲和冯达在家中同时被捕，冯达很快叛变了。国民党为了感化丁玲，在狱中没有苛待她，她被允许一直和冯达住在一起。很快，狱中的丁玲怀孕了，并于1934年9月生下一个女婴。出狱后，丁玲离开冯达前往延安，从此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丁玲与冯达的这段恋情，是丁玲心中最为忌讳的伤疤，也是她长期以来在党内遭受诟病的主因。
丁玲来到延安之后，爱上了比她小13岁的陈明，并不顾众人反对，开始了“丁玲式”的强大爱情攻势。终于，他们在人们的嘲讽和挖苦声中正式结婚。陈明是最终陪伴丁玲走完人生之路的伴侣。
关于丁玲的感情生活，还有不少传说，有的或许是捕风捉影，但并不全是空穴来风。丁玲曾经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大人物有过亲切交往。晚年的丁玲说：“他对我怎么样，我不管，我对他(毛泽东)一往情深。”(盛夏《毛泽东与周扬》)丁玲是把革命和爱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女作家，她的情人和配偶都是革命者。或许在某种程度上，革命和爱情是可以两不误的。
【为爱而生的庐隐】
庐隐是一位特立独行、为爱不顾一切的人。这样的女人，即使放到现在，也不多见。
1916年，在北京求学的庐隐寄居北京舅父家时，与邻居林鸿俊相识，基于相互同情发展为恋爱关系，这是庐隐的初恋。她把他们的恋爱经历写成七八千字的文言文小说《隐娘小传》，可见对这份感情的投入程度。随着接触的增多，庐隐觉得林鸿俊思想平庸，两人对人生的看法一天天相去甚远，感情也日渐恶化，终于在1921年解除婚约。
之后，庐隐在投身学生运动时，认识了北大学生郭梦良，由于欣赏郭的才华和学识，庐隐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这个在故乡福州有妻室的男人。她写信给郭梦良说：“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不久他们便开始同居，1923年在上海举办了盛大的婚礼。可郭家却长久不承认这桩婚事。与有妇之夫相恋、结婚，即便在婚恋观念相对开放的民国也是十足大胆的行为，为社会所不容，庐隐因此遭受了许多白眼与侮辱。可是，庐隐仍以一己之力，对抗双方家庭和整个社会的重重压力，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妥协。她在《一个情妇的日记》里表达了爱情的坚定立场：“我是这样一个热情的固执的女孩儿，我爱他，我永远只爱他，在我一生里，我只追求一件事，一切的困苦羞辱，我愿意服帖地爱，我只要能占有他——心和身，我变粉身碎骨都情愿。”这与她的爱情观和她对爱情的执着有关。她说：有人称我为描写男女恋爱的专家……我虽受之有愧，然而也不想推辞。本来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也不过男女的恋爱而已。她认为爱情的条件有三点：一是彼此深切了解;二是性情合得来;三是有为了爱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庐隐自传》)
1925年，丈夫病逝，留下不满周岁的女儿，庐隐扶灵回到婆家。可换来的依然是白眼和冷遇。这个一向坚强的女人，终于支撑不住了，整日以泪洗面，以酒解愁。1928年，庐隐认识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李唯建，比她小10岁的李唯建开始疯狂追求庐隐。庐隐开始无论如何不肯答应，她还没有从丧夫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也不确定李对她是否是真爱。“我愿你把你心灵的一切都交给我，我虽是弱者，但担负你的一切我敢自夸是有余的!”李的表白终于点燃了庐隐心中的爱火，他们于1930年东渡日本结婚，次年生下女儿。1934年庐隐再次临盆，她本该去医院分娩的，可他们为了节省费用，只花小钱请了一个接生婆，然而，接生婆不小心把她的子宫划破了，导致失血过多去世。一个天才作家的生命，就这样终结在36岁的路途上。
为爱而生，也为爱而死——庐隐可谓是民国时代爱得最坚决、最彻底、最纯粹的才女。
【石评梅：始于热烈，止于哀痛】
石评梅的爱情始于热烈，止于哀痛。她的故事让人敬意尤生，扼腕长叹。
与其他才女一样，石评梅的初恋也是无拘无束的。1923年秋，石评梅在北京女高师范毕业后，留校任该校附中女子部主任兼国文、体育教员。她爱上了外交部职员吴天放，并与吴诗词唱和，情意绵绵。可一日，石评梅发现对方已有妻室，吴天放并无离婚再娶的意思之后，石评梅不顾吴的威逼利诱(如公开石写给吴的情书)，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这份爱情。
初恋的打击让石评梅紧紧关闭了感情的大门，不再相信爱情。
高君宇是一位革命者，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21年他们在一次同乡会上认识，两人往来不久，高君宇就坠入了情网——石评梅不仅相貌出众，才华更是让高君宇拍案叫绝。尽管石评梅也爱对方，但初恋失败的阴影仍挥之不去，她拒绝了高君宇。高并未气馁，他要用真挚的感情来打动石评梅。他在香山采摘了一片红叶，在红叶背面写上“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寄与石评梅。
虽然石评梅敬重高君宇的才华与胆识，但又不敢轻易允诺，又把红叶寄了回去，并在红叶反面写道：“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不久，高君宇又从广州给石评梅寄了一对象牙戒指中的一只，象征两人纯洁而坚贞的感情。这一次石评梅郑重地接受了那枚戒指。从此他们的手指上各戴一枚纯洁如玉的象牙戒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正当石评梅准备把自己完全交给这位恋人时，1925年3月，高君宇因过度劳累，一病不起，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这个消息对石评梅犹如晴天霹雳，她后悔当初没有接受他的求爱。她在高君宇的墓碑上题写了他生前的诗句：“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高君宇去世后，石评梅写下了诸多怀念君宇，诉说衷肠的文章，可谓字字滴血、声声含泪。如《涛语》系列、《纵情寄向黄泉》《我只会独葬荒丘》《肠断心碎泪成冰》《梦回寂寂残灯后》《墓畔哀歌》等。
1928年9月18日，石评梅猝患脑膜炎，医治无效，9月30日亦死于当年高君宇病逝的协和医院。她死后，友人们根据其生前曾表示的与高君宇“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愿望，将其尸骨葬在高君宇墓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