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孙中山先生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在康有为尝试在清朝内部自上而下地进行一场改革运动而未遂之后，历史必然将会选择孙中山先生的自下而上的路径。
甲午海战中，“经远号”战沉的情景
作者：李鸿谷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诣《昌言报》馆。枚叔(章太炎)、浩吾(叶瀚)咸在。问傅相(李鸿章)作何语?傅相自云：奉懿旨捕康、梁。且曰：如获此二人功劳甚大，过于平发、捻矣，吾当晋爵。语毕大笑。傅相询余是否康党。余答曰：是康党。相曰：不畏捕否?曰：不畏。中堂擒康党，先执余可也。相曰：吾安能执汝，吾亦康党也。……枚叔等闻皆大笑曰：奇事，康以六品官，而宰相为之党，未之前闻。比召对，太后以弹章示之曰：有人谗尔为康党。合肥曰：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太后默然。
——孙宝瑄《日益斋日记》
李鸿章自称“康党”，这当然有趣。可是，康有为会认吗?
李鸿章辞世当年，梁启超写了一本《李鸿章传》，对甲午战争的失败，尤其是李鸿章的责任提供了公允之论：“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舰，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清朝30年的自强运动，自甲午一役，宣告失败。梁启超虽则是对战争失败的解释“以一人而战一国”，但却深刻地揭示了自强运动的结构性矛盾。
晚清历史，起伏跌宕，若只是细看某一事件，比如甲午失败、维新失败，以致辛亥何以“革命”?并不容易获取认识。因此，拉开足够的时空，才是建立识见之道。
自强运动的标志，是1861年3月清朝建立总理衙门——外国人将其称为外交部，但在清朝政府结构里，却更像是军机处的一个下属机构，而且是临时性衙门。随着清朝对外关系事务增多，总理衙门实质性的权力逐渐增大，“它不仅办理外交事务，还开展一些现代化项目。它提倡新式学堂、西洋科学、工业和交通”。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徐中约分析，“这使它经常遭受到一些死硬的守旧派的挟击，而外国人也时常批评它步伐不够迅速”。
主导成立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最先意识到的正是守旧派的批评，在制度设计上，又在总理衙门之下成立“北洋大臣”与“南洋大臣”两职——将由中央处理的外交事务，分任为“北洋”、“南洋”处理，貌似外交事务仍一秉传统，是地方事务。这一设计看起来很成功，1870年李鸿章获任北洋大臣之后，徐中约评论：“在此之后25年里，李鸿章在天津的衙门实际上成了中国的外交部。”
恭亲王奕的设计，在清朝处理外部事务上，很巧妙也很无奈地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平衡点，但不是没有代价。这种设计一方面能够满足“拼命做官”的李鸿章的人生理想，另一方面则更强化了外交事务被守旧人士攻击的机会，只是攻击目标由“中央”转向“地方”而已。这种攻击更深刻的因素则是，自平定太平天国始，曾国藩、左宗棠以及李鸿章等汉人疆臣的崛起，清朝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地方越来越重，权力越来越大。而总理衙门之下的北洋、南洋，不仅延续了这种失衡的结构，而且在制度上强化了。对于清朝而言，这当然是危险。
如此一来，形成死结。历史学家石泉对此问题的认识，极具洞见。在《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里，他描述这种两难：“纯就自强而论，当时情势，苟真欲合全国之力，以大有为，则仍不得不赖中枢之统筹。然姑无论满清统治者是否能有此认识，即令有之，其自身亦未能有充分之人才、实力，以发之自上。则势必依恃汉人实力派之先觉如李鸿章等，始克有济。而李鸿章等又决不可能进入满清统治集团之核心中，以相与统筹全局，合作无间者也。反之，苟因自强工作之推进，而使淮军或某一系汉人势力因而独盛，则自当时满清统治集团之立场而言，其威胁固不下于外患，甚且过之也。”
内患甚至高过外患。如此，既要使用先进人士如李鸿章，又要防止其坐大，这是晚清统治者的现实。换一种描述，自强运动的后期，如何“再造中央”则为清朝核心的国家议题。看起来，能够让人有想象力的机会，是光绪亲政。让这个皇帝像个真正的皇帝，恢复祖上之光荣，这至少是光绪的师傅翁同龢的梦想。
甲午战争，翁同龢及其势力日渐庞大的“清流”一意主战。从事后的中日双方实力与条件分析来看，不谙“洋务”的翁师傅，主战意识确有误国的一面，30年自强运动也就因此失败而一夕断送。但如果从“再造中央”恢复中央权力垄断的思路上看，历史学家郭廷以亦有洞见：“光绪颇欲振作，他的师傅翁同龢亦望一战而胜，树立光绪的威权，摆脱慈禧的控制。”这场战争对光绪很重要，既是摆脱慈禧控制，又是中央建立威权的机会。只是，光绪所用非才，“主战者，为仅能作空论的幻想派”。历史的错位，亦足叹惜。
甲午战争失败，清朝的现代化运动进入新的范式转换，在种种限制条件下，谁能够领导这个国家前进?历史已经过去，结果当然明确。1895年，康有为与孙中山均露头角。
老派历史学家比如郭廷以、李剑农对历史的观察与思考没有后来者那些断代概念的约束，更具连续性，亦更近历史本相。在1946出版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里，李剑农将后世标准称谓的“自强运动”称为“西法模仿时代”——似乎更准确;而之后由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则统称为“维新运动”。这一运动的领导人物，“孙中山与康有为”，剑农分析两个人的不同：“出生务农家庭的孙中山在十一二岁时便表现一种自然活泼的思想，不以做洪秀全第二为污辱。孙幼年所受是西式教育，以科学为基础，对于西方文化的观感是直接的，所以他的思想不涉于玄想。初闻其议论的人仿佛觉得谬妄胆大，然实际很切于实情;出生读书人家的康有为在成童时，便套入理学圈子里去，口口声声要做圣人。康所受教育，是东方的旧式教育，以玄学为基础，对于西方文化的感受是间接的，所以他的思想，总免不了玄杳空洞。初听，觉得新颖，但实际上终不能脱去旧圈套。”
这两个人后来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命运，所以，如果失去综合的连续性的观察，失去对他们面对同样的制度与环境不同选择的思考，很难说能够理解那段历史。在相当的意义上，康有为与孙中山不同道路的选择，亦是中国人寻找国家生存与发展之路的不同方向。够戏剧的是，他们如此不同，却又一先一后进入历史的核心。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因战败求和，派全权代表庆亲王奕劻(前右一)和李鸿章(前右二)与英、美、德、日等11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
为什么是康有为而不是孙中山先闻著于世呢?李剑农解释说：“中国政治向来是奉圣经为准衡的，故六经就是中国的宪法。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也是由六经里面抽绎出来的，他所以能做维新运动的领导者，造成一时的大风潮，也是因为他对于六经做了一番维新革命的工作。他的弟子梁启超说：‘今日中国闻立宪共和之论而却走者尚占大多数，不引征先圣最有力之学说以为奥援，安能树一壁垒，与二千年之劲敌抗耶。’”
只是，获得进入庙堂机会的康有为，身份将由思想家而迅速转变成政治家，所以我们得以政治行为来观察他的进退选择。清朝那些内忧外患以及结构性矛盾，等待他去破解。
康有为1895年考取进士，3年后，完全是由于他不断上书影响光绪皇帝而带来的声名，总理衙门召见他，问计清廷改革。这个时候，清朝面临的外部环境与康有为“公车上书”期间判然有别。甲午战争结束，日本与俄国在远东的争夺越来越剧烈;刚刚跟日本打完仗的清廷，为抗日本，派出李鸿章出使俄国，并签订共同对付日本的《中俄密约》。因此背景，日本朝野上下为对抗俄国，有意与清朝修好关系。俄日两国刚刚安定，1897年德国又借口山东教案派军舰占领胶澳;与清朝有密约的俄国，不仅不帮助清廷，反而派出舰队进入旅顺口;而英、法亦有行动——列强扩张，是激发清廷改革最重要的力量，也是康有为得以崛起的关键。
比较之下，此时日本的对华政策显得相对温和。茅海建分析：“清朝内部从甲午战争时期出现的极度仇日由此发生了变动，相当多的重要人士表现出亲日甚至联日的倾向，其中有光绪帝、张荫桓、张之洞、刘坤一、陈宝箴……李鸿章出访后制定的清朝‘联俄拒日’的外交方针，已经动荡崩析。”康有为当然也在这一潮流里，在保国会《演说辞》中，康有为说：“考日本昔为英、美所凌，其弱与我同，今何以能取我台湾，灭琉球而制朝鲜，得我偿款二万万?”以日为师，以日本维新为样板改革中国，是康有为的核心主张。
舆论运动当然能影响一时，但真正改革需要有权才能实施。所以，康有为的权力之路，才是我们理解戊戌变法的重点所在。中国政治之传统，不脱人事与制度两端，而且先人事后制度。我们需在“人事”之中理解康有为的政治行为及其结果。
与传统中国官员凭同乡、同学、同年(进士)而形成权力资源网络，在熬年资的过程中借此网络而获得晋升机会稍异，康有为创造出一种自壮势力、另造权力体系的方式。1895年，康有为考取进士的当年7月，他与杨锐、陈炽、袁世凯等发起成立“强学会”——这一组织最初宣称的工作是“编刊、译书”，但它随后的演变就不再如此单纯。李鸿章迅速提出有意捐2000两白银作为“会费”，要求加入此会。林文仁分析：“其时之合肥，正值告别北洋，留京办事之宦途最低潮，韬光养晦之余，其敏感之政治神经，毕竟关注着所有与朝局发展相干系之动向。其时一阵变法浪潮，合肥焉看不出此中之政治可能性?一旦此条人脉打通，至少不致在可能之新局面中，更加边缘化。”但是康有为与强学会拒绝了李鸿章。如果说李鸿章已经边缘，弃之虽可惜，食之却无味，放弃亦无妨，但另一位显赫人物张之洞，最后也被康有为放弃。当时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康有为找到他游说开办“强学会”，张提出条件让康放弃“孔子改制”之论便可，结果康拒绝。
排斥李鸿章，拒绝张之洞，林文仁结论是：“强学会派系色彩更浓。”强学会随后受杨崇伊弹劾而被撤销，之后，康有为又成立“粤学会”，以广东同乡在京者为主，同时向京官所集之各会馆进行串联;同时还创立“经济学会”——林文仁分析，这是为着照顾高层人脉经营。康有为以接近传统的人脉组织方式经营自己的势力网络，同时却又对诸如李鸿章、张之洞等重量级人员予以拒绝，另开局面的企图明显。此后，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提出“制度局”设计，后来演化成“懋勤殿”，亦秉持同一思路。传统的人事关系，亦即代际传承，眼见中断。
政治是一个充满妥协，并且连续性的过程。康有为的崛起，使这个连续性本身有了疑问。
就直接服务清朝而言，康有为声名达至顶点是戊戌年四月光绪皇帝的接见。当时光绪住在颐和园，康有为必须晚上在颐和园附近住一宿才不会误了第二天的接见。张荫桓为康提供了住所。在张的日记里记录：“傅相(李鸿章)有明日诣谢太后之事，冒雨回园，索留行厨。余遂留待一宿。傅相、长素(康有为)、菊生共晚饭毕，劝以早睡。”当时李鸿章已是日薄西山，而供职总理衙门权柄甚重的张荫桓都“冒雨回园”安排李鸿章之事，比较之下看康有为曾经的拒绝，康确是特立独行之人。
在光绪接见那天，康有为在颐和园碰见了荣禄。荣禄问康有为对时局“有补救之术否”。清人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记》里记录：“康以非变法不可对。荣相曰：‘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忿然曰：‘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却变矣。’荣相怒其狂悖，已有必杀之心，即其请训出京时，暗请太后留神，敦请太后训政者，已伏八月初六之祸萌也。”荣禄是慈禧太后的人，这在当时十分分明，荣禄的询问无论虚应还是真诚，康有为以“杀人”相对，很难说不是挑衅，或者至少会容易被对方如此理解。另外一位清人曹孟记录了这一对话之后的事：“……荣相唯唯，循序伏舞。因问皇上视康有为何如人?帝叹息以为能也。已而荣相赴颐和园谒皇太后，时李文忠(李鸿章)放居贤良祠，谢太后赏食物，同被叫入。荣相奏‘康有为乱法非制，皇上如过听，必害大事，奈何?’又顾文忠，谓‘鸿章多历事故，宜为皇太后言之’。文忠即叩头，称‘皇太后圣明’。太后复叹息，以为‘儿子大了，那里认得娘，汝作总督，凭晓得的做罢’。荣相即退出。”
“敌人”已经很明确，康有为没有任何退缩，“杀一品大员”;而朋友呢?自强运动的领导人李鸿章已非选择，另一洋务运动的疆吏张之洞也已拒绝……比这一现实更糟糕的是，就在康有为等候接见住在颐和园附近的那晚，张荫桓告诉他：翁同龢被罢官。
翁同龢是光绪的师傅，他当然比任何人都希望光绪成为一代明君，此时他已成为清廷最重要权臣。但是，正当戊戌变法启动，光绪渴望凭此而建立功勋之际，却罢免了他。一般的分析认为，这是慈禧担心翁同龢坐大而做出的决定，但此际光绪与翁同龢在变法的问题上，也渐不能相融。翁同龢日记很详细地记录了两次跟光绪的冲突：
(四月初七)上命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
(四月初八)上又问康书，臣对如昨。上发怒诘责，臣对传总署令进，上不允，必欲臣诣张荫桓传知，臣曰：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上仍不允。退乃传知张君，张正在园寓也。
林文仁分析这一君臣，又是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冲突：“一路检读翁氏日记，味君臣师生多年恩谊默契，到此一段，真令人为之深感沈痛。翁之积抑，由向守谨礼之‘臣对’而失笔为‘臣曰’，流露其时心绪之激荡。德宗隔一日提同一问，等于在给翁氏一夕深思后，盼彼有所修正，却换来更直接之摊牌，德宗终于抑不住激动，少有甚且仅有地对乃师提高分贝。其实德宗与翁氏之关系破裂，实已伏于此日。”
这段君臣不爽的对话后第三天，恭亲王奕去世，去世当日，恭王府派人将军机印钥送给翁同龢。依清朝规制，军机处铸有方形银印，印匣钥匙，由领枢大臣佩带。恭王既逝，而礼亲王世铎又已卧病很久，此时将印钥交翁氏，亦形同转移军机处领导职权。此时的翁同龢，已达到从政生涯的最高峰……只是，半个月后，他被罢官。
翁罢官第二天，即他69岁的生日，而第三天，光绪接见康有为。在康有为的《我史》里，康叙述翁同龢相对恭谦，暗示是翁提携了他。相对于李鸿章、张之洞，当时翁氏所拥有的权力，当然权倾一时。令人遗憾，也让人深觉意外的是，翁同龢与光绪的争执竟是为了康有为。徐中约对这段冲突的解释是：“翁在将改革的领导权和皇上的恩宠输给康之后，也因为保守派指责他把康引见给皇帝而烦忧。因此，翁转而阻碍康的工作……(冲突事件后)翁和这位皇帝学生之间的那种长期信任和亲切的关系显然出现了紧张，皇帝变得能够接受黜退翁的提议了。”只是，翁的退出，能够平衡慈禧与光绪，改革激进派与守旧派之间最关键的力量，也因此消失了。政治传承的代际关系，至此完全崩裂。
晚清最重要的国家议题，再造中央，重树光绪威权。此际，只能够由康有为及其维新党独力担当了——他可能的同盟者已先后退出。而重树威权最隐秘，也最关键的慈禧与光绪二元权力结构的解决，同样也须由康有为面对。
或者光绪也竟是如此轻易驱逐同盟?如果将强学会一路而来的制度局、懋勤殿种种另造权力体系的康氏思路并入思考，可能另有理解。林文仁提供的解释是：“德宗之策略，在求以变法彻底改变旧有权力结构，扭转长期被动之局。或许这已是在变法观闪现下，所能运用以一翻局面的惟一途径。”因此格局，解决晚清中央与地方结构性矛盾，以变法而求得进入现代化轨道的努力，至此，回到中国传统政治的旧窠：帝党与后党殊死权力之争。
结果很明确：光绪为此付出瀛台囚禁10年的代价。
戊戌变法失败后，“后党”代表、军机大臣刚毅说：“改革者汉人之利也，而满人之害也。设吾有为，宁赠友邦，勿与家奴。”代际断裂的后果，巩固以一个以慈禧为主导者的“中央”，而满汉矛盾、中外矛盾日益突出。两年后，庚子义和团运动爆发。
既然“宁赠友邦，勿与家奴”，与此对应，孙中山先生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在康有为尝试在清朝内部自上而下的进行一场改革运动而未遂之后，历史必然将会选择孙中山先生的自下而上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