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张鸣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曾经有那么一个时期，一打开电视，换台不过三，就会出现梳着大辫子的清朝男人的形象，占据主角位置的多半是爱新觉罗氏的孙男孙女们，以及他们身边被割掉了命根子却依然笑容可掬的太监。如果民初的人能活过来看看这场景，说不定以为当年的宗社党甚至张勋的辫子军又回来了。20世纪的历史变化就是这么奇妙，在它的上半叶，至少对于那些时髦的学生来说，男人脑后的辫子还是耻辱、难看、恶心和愚昧的象征，老外就是拿这东西来开中国人的心，甚至名之曰“pigtail”（猪尾巴），这尊称，曾经让多少清末的有志青年感到痛不欲生。然而到了世纪末，那东西居然成了最前卫的时髦。即使不以前卫自命的一般人，大概十有八九对男人留辫子的形象也看得很顺眼了。当然，我在此并没有掀起反满抗清的意思，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人们对于清朝特别是清朝的皇家那么感兴趣？康熙和乾隆已经被捧到了天上，几乎一谈到有作为的君主，十有七八是在说他们二位，真是难为了那些编本子的高手，怎么就会编出这么多的故事和那么多溢美之词安在这二位头上？就连一向声誉不佳的雍正，也被煽情得活像我们的好总理。就算都是“戏说”吧，那中间的人物可都是真名实姓的皇帝，不是随便的什么阿猫阿狗。清朝总共十位皇帝，加上入关前的两位，大概全都过过电，而且基本上都是正面形象，至少是值得同情的形象。爱新觉罗一大家子明星，要比的话，只能比谁出镜率高。试想，中国历史这么多朝代，包括我们一向号称最牛的汉唐盛世，有哪一个能与之相较呢？
到底是因为学界对于清朝异乎寻常的热情，最终点燃了国人对于清朝特别是清朝皇帝的兴趣呢，还是本来就有的市场吸引了作家和影视人甚至学人？这大概是又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老问题。虽然人们都说现今知识分子已经边缘化了，但学界的鼓吹，却像大出殡的锣鼓，依旧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王国维、陈寅恪包括那生在南洋、仕在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的辜鸿铭的书能够摆到地摊上热卖，学人们对这些人的先期热情显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如果没有某种特别的心理契合，即使学人再怎么热情似火，就算再加上媒体的煽风点火，老百姓那里没有相应的引火之物，恐怕火也烧不起来的。
然而，清朝到底什么地方招人爱呢？如果我们从学理上考究起来，好像这个朝代也没什么过人之处。它的制度基本上是照抄明朝，只做了少量枝节性的修改，比如中央六部分设满汉两套官员，中枢机构添设了军机处。一则叠床架屋，平添了臃肿，一则跟明朝设内阁的初衷差不多，不过是给皇帝再添设了一个秘书班子。大多数地方，就是一味照抄，结果出了不少笑话，《大清律》上居然有关于卫所士兵的条文，而卫所制度在明末已经废除，清朝是没有卫所这种军事体制的。显然，清朝修律者的工作只是将《大明律》换了个封皮。被学者们津津乐道的秘密建储制度，实际上的效果怎样还很难说，因为这个制度的真正实行，不过三代，而咸丰以后的皇位继承，都由西太后一个人包办了。以区区三代来检验并且说明一种继承制度的优劣，显然不足以服人。至于说清朝的边疆政策高明，所谓“明修长城而清修庙”，好像清朝对待游牧民族的政策格外聪明。其实细究起来却并非如此，因为满族本身就是北方游牧或者游猎民族的一支，在入关之前，已经与蒙古等民族结成了牢固的同盟，提倡喇嘛教不过是维持其同盟的因素之一，既然明朝修长城所要防范北方最主要的游牧民族已经变成了统治民族，那么自然不会有哪个傻瓜还会去修长城。即使退一步说，修庙的确比修长城高明，但利用宗教来维系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也并非清朝的发明。对于早先没有结盟关系的西北少数民族，即使如康熙、乾隆这样的“英主”，也照样安抚乏术，非动武不可。剩下的，像河政、漕政、盐政之类，清朝也无多创新，乏善可陈。大概清朝政治最为引人注意的地方，要算“滋生人丁永不加税”的赋税改革，显然，这种当年的善政，由于造成了中国人口空前的大增长，现在也再难说个好字。整个清朝的政治，虽然稳定持重，但却不可讳言地偏于保守。随便举个例子，漕运改海是元代就提出并实行过的，但到了清朝议来议去，明知海运好得了不得，但就是不能改，最后被太平天国一闹，河道断了，才算改成海运，可是原来河运的机构却迟迟不肯撤销。
以农民为主体的老百姓对“人治”实际上有着相当恒定的基本期待，他们心目中的明君和清官，一要公正，二要持重，三要勤政。三条沾上其一，往往都会赢得相当不错的口碑，如果再能加上一点聪明，那么几乎就是圣明了。清朝的雍正皇帝其实满打满算也寻不出多少政绩来，又没有什么才情，但有人只抓了一个“勤”字大做文章，就引得全国的电视机为此锁住了频道。如果再在聪明上面加一点武功，手下的人能打上几个胜仗，那么简直就意味着雄才大略，千古一人。相反，那些有着创制大动作的皇帝甚至他们的王朝往往都没有好下场，秦与隋都是二世而亡，留下千古骂名。王安石变法虽然在我们现在的教科书上是一朵花，但当时的老百姓却将“拗相公”（王安石）骂得狗血淋头。
说到这里，我们其实应该明白为什么偏偏清朝的皇帝招人喜欢了。这样一小群持重而且肯吃苦的皇帝，的确最大程度地契合了中国老百姓主要是汉族百姓的心理，经过“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劫难的人们，终于发现虽然不得不丢掉头顶的毛发，脑后要留下辫子，但日子却要比汉家自己的皇帝治下更稳定，更少来自官方的骚扰（清代摊丁入亩的赋税政策进一步减少了征收环节与手续，从而减少了官吏上下其手的可能，而禁止胥吏随意下乡的规矩，即使下而遵行得不好，也多少可以使农民少一点滋扰），很快就进入了“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至于借文字狱杀掉几个知识分子的头，借修四库禁掉一批、改乱一批书，毁掉了那些修史以寓褒贬申春秋大义的妄想，自然也打掉了士大夫道统代言人的自负，从此让他们规规矩矩地寻章摘句。“万马齐喑”哀固哀矣，但所有这一切，对于老百姓的吃饭穿衣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使我们是清末反满志士的后代，也不得不承认，在历朝历代中，清代的赋税即使不算是最轻的，也是最轻的几个朝代之一，农民受到的官方干扰也最少（至少在清代的大多数时间里是这样的）。有清一朝，拥有着历史上最低眉顺眼的士大夫，对于高高在上的满人皇帝，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臣”（满人则自称奴才），但却是“臣妾”，连做焦大，犯颜死谏的权利都没有，在英明的乾隆来看，这种臣子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所谓“逞已之能，彰君之恶”。遍翻清朝档案，我们很少能看到痛快淋漓、犯颜逆鳞的奏章，四品以下的官员，甚至连上书的权利都没有。
清朝毕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王朝。中国人进入近代，恰恰赶上了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赶上了这样一个过于持重、也过于保守、皇帝却特别勤快的王朝。这对于那些特别西化和特别中化在乎夷夏大义的知识分子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非常别扭的境遇。为了对付外部的异族压迫，先要打倒内部的“异族”，而推翻满清咸与共和之后，发现自己面临的其实是和前任一样的困局。清末的革命党人靠重提“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唤起的民族情绪，显然后劲不足。晚清时节，由于历史上固有的王朝末年的种种弊病，清朝的形象虽已在老百姓中大坏，但他们改朝换代的冲动却也不大，明末老百姓拼死抗争不乐意要的辫子，到了这个时候反而哭哭啼啼地不愿意铰了，甚至连相当多的汉族士人对“异族”皇帝也死活恨不起来。这些人顺从革命，到底更多的是出于对革命的向往，还是意识到世界的大势所趋？还是依历史上朝代更迭的规律，认为这个朝代已经二百多年，气数已尽？真是个说不清的事。那个先是蹲在紫禁城后来又被冯玉祥撵出宫的小皇帝，即使当了十几年的汉奸（或者满奸），人们对他依然是同情大大多于嫌恶，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嫌恶。看来，辛亥革命不仅跟农民群众脱节，甚至与相当多的士人也脱节，清王朝虽然可以倒台，但革命却难以成功，袁世凯的劫收，实际上是大势所趋。后来的复辟反复辟，打打杀杀，全国通电，其实只是上层的政治斗争，很难说谁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所有的事件，在乡野、在市井，至多不过是茶馆闲人的一点谈资而已，能吹皱一池春水，让鲁迅笔下的七斤和七斤嫂慌上那么一小会儿已经很不容易了。清朝走了一百多年了，其实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