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处斩死囚的场景。这可能是西方好事者雇人做出的“摆拍”之作，仔细看两边的“观众”，可知他们许多人并没有看行刑，而是在看镜头，若真是在砍头，应不会如此。现场没有监刑官员，也令人生疑。但即便是“摆拍”，还是能反映出清代实行斩刑时的大致情形。
很多年前，曾上映过一部电影《谭嗣同》，影片末尾，谭嗣同引颈于木墩之上，从容就戮，还不忘吹去木墩上的小虫。这个镜头，给观众留下了极深印象。
当然，更多表现旧时代斩刑的场合，是犯人跪着，彪悍且常常面带凶相的刽子手，高高地举起长长的、宽大的鬼头刀，向下力劈……
1851年（咸丰元年），在广州英国驻华领事馆任翻译的英国人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1815~1868年）目睹并记录了当地死囚受刑的过程。
那又是怎样一种场面呢？
不速之客“赴”刑场
广州的杀人刑场，位于人口稠密的南郊闹市中。那是一块窄狭之地，南北向，长约四十五六米，北端宽七米多，向南渐窄，最南端宽不过四米五左右。顶头是一扇极厚实的门，行刑的时候关闭并派人把守。
刑场的东侧是一堵封死的砖墙，约有三米半高，是一些民居和小货栈的后墙。靠着此墙，离刑场两头差不多同样距离的地方，竖着一个架子，上面总挂着一些腐烂程度不一的人头。架子北边，沿着砖墙搭了一个棚子，那是刽子手等候犯人到来的地方。行刑时，监刑官就坐在此棚下。
这一块比普通船甲板大不了多少的地方，1851年的前八个月里，已有四百人被处死。
“正在腐烂的人头的腐臭，与浸着人血的土地遭太阳烧烤生成的水汽发出的恶臭，混杂在一起。”密迪乐这样描述他最初的感受。他看到：
有四具尸体，以他们倒地的姿势横躺着，他们身首分离，两头猪在中间拱来拱去，忙着吃从尸体淌出的滩滩血水。约7码（6.4米——引者注）远的地方，在一家陶器作坊倚门而坐的一位妇女，眼瞅着这一场景，同时呵护着膝上的一个一两岁的小孩。两人都瞪圆眼睛，这不是因为瞧见了猪的吓人举动——这对她们来说司空见惯，而是看着我们这些整束奇异的外国人。
1851年7月29日晚，密迪乐听说有34名叛乱分子或是匪徒将在第二天8点到10点被行刑处死，30日早上约8点半钟时，他和两位在广州居住、此前从未见到处死人犯的英国人，来到了刑场：
我们看见现场仅有一些最低品级的侍从。地上有一个洞，旁边一个粗糙的十字形木架子斜靠着墙，这表明有人要受到最严厉的刑罚处置：活着被剐，这称为凌迟（一种羞辱且缓慢痛苦的死法）。北端棚子前几步远，有官员坐于其下，地上烧着一堆带香味的木头。
密迪乐他们意识到，站得过于靠前的人可能会被赶开，就很明智地站在通道南端角落的一堆干垃圾上，这里略微高出地面，视野甚佳。
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我们往手帕和衣领上喷洒了不少花露水，大队官员终于到来了。十字形木架立起，插入事先挖好的洞中，衙役们开始用藤条鞭赶乱哄哄的人群。有一个人挥手示意让我们离开，但我平静地用中文告诉他，除非官员特别要求，否则我们不会走。后来，就再没有人来打扰我们了。
“眉目清秀”刽子手
刑场南端的门现在关上了，一个卫兵站在门内，随后罪犯们很快带到。大部分步行，但有些是蜷缩在大筐里，每个大筐由两人抬着。罪犯们无一丝生气，可能是过于害怕，或是囚禁、审讯期间受到了毒打所致。
他们从筐里被翻倒出来，置于将要行刑之处时，都瘫软在地。罪犯身后的人立刻将他们架为跪姿，接下来是执行斩刑：
罪犯没戴枷锁，只是跪着，脸与地面平行，如此一来，脖子就暴露出来，处于水平位置。他的双手在背后交叉捆绑着，被身后的人抓住，那人命令他们向上挺，达到合适角度。有时会出现——尽管极少见——罪犯始终向后仰脖的情形，这时候，会有另一个助手走到前面，手抓长辫（一般情况是在罪犯头上盘个结），将罪犯的头拉至水平位置。
33名罪犯跪成多排，头朝南，正对着密迪乐他们站立的方向。最前面的一个，离他们只有约4米半远。接下来是两人一排，再后来每排四五人不等。最后一个——即第34个——是首犯，他是匪帮头目，绑在十字形木架上。
刽子手使用的刀，仅约3英尺长（91.4厘米），包括6英寸（15厘米）的刀把，刀把处的刀刃不超过1.5英寸（3.8厘米），稍微弯曲，渐细直至刀尖。刀并不厚，而且很短，绝不是中国武职官员所佩戴的那种厚重军刀。刽子手都是从军队中抽调的，事实上他们的长官经常要求这些手下，让他们的新刀“见血”；这称为“开口”，据信会赋予这一武器以某种杀人的力量。
刽子手上衣袖子挽着，站在首犯旁边。他体格健壮，中等身材，看起来精力旺盛，外表没有一丝通常人们所想象的凶残或蛮横，反而是眉目清秀，透着聪明劲儿。他站在那里，眼睛盯着距离最近的那位监刑的低级武官，只要后者一声令下“办！”他就会猛然上前动手。
他两腿牢牢分开站立，握着刀，在跪着的罪犯脖子上方约1英尺（30厘米）的地方停留片刻，为的是瞄准脖子上的一个关节儿。接着，他向罪犯厉声喝道：“别动！”将刀向上举起，与自己的头同高，两臂全力急速向下——当刀接触罪犯脖子时，他的身体直着向下成蹲马步的姿势，以增加力量。可能由于紧张或是别的什么原因，刽子手未能成功将第一个罪犯的头彻底砍去，头与尸体一起倒地后，五官还动了一会儿，扭曲着，令人骇然。
再往后，他从不来第二刀，受刑者的头不会与脖子相连，甚至一块皮也没有，彻底断开了。
刽子手快速地进行他那可怖的工作。他显得有些兴奋了，在使用了两三下后，就扔掉一把刀，抓起助手已备好的一把新刀，接着冲到下一个刀下鬼的身旁。
据密迪乐的估计，刽子手一口气砍下那33个脑袋，总用时不超过3分钟。
“灯心草”与“杀千刀”
这33名罪犯斩首后，还是这个刽子手，用鬼头刀继续对十字形木架上的首犯动手。首犯赤裸上身，只穿了一件肥大的裤衩，他也是中等身材，体格强壮，四十来岁的样子，离密迪乐他们约30米远：
他的侧面朝向我们，前额上有两个刀口，他被切掉左乳房并割下了大腿前面的肉，但我们不能看到整个恐怖的行刑过程。从第一刀到尸体自十字形木架上卸下并被砍掉脑袋，总共约四五分钟。
凌迟犯人时，没有谁拦住密迪乐等人上前看个究竟， 但他们的好奇心，尚不足以战胜要“跨过一些死尸和蹚过一滩滩的人血”的恐惧，现场那些仍然上下起伏的胸脯和颤抖的四肢，还有残余的呻吟声，足以令他们望而却步。
在整个行刑过程中，密迪乐还不无惊讶地注意到：
我们站着的地方，没有听到一声叫喊；我还可以补充一句，33人被处斩时，没有一人在刽子手走近时，挣扎或惊呼。……第一具尸体刚倒下，旁边就有一个人厚着脸皮，摆着马步姿势，用一束草在血中浸蘸。吸满血后，他小心地把草放在一堆陶器上，接下来开始浸蘸另一束。这种浸满血的灯心草，被中国人用作药材。
当所有的行刑结束后，罪犯们的尸体被放入未刨光的木板做的棺材中。然后，刑场南边的门打开了，密迪乐等人急忙离去。后来他写道：“这种场景，除非有极重要的特别原因，是没有什么人愿意目睹第二次的。”
以上内容，出自密迪乐1851年8月22日写下的文字，收录在他于1856年伦敦出版的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中国人及其叛乱》）一书的附录里。这应该是在华外国人详细记录斩刑的最早文字了。
英国汉学家罗伯茨编写的《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见蒋重跃等的中译本）一书，注意到了密迪乐的描述，但所摘录的是关于凌迟处死首犯的内容。这当然不难理解，直到今天，包括中国人在内，何尝不是如此？人们更关注凌迟的场面，更关注着多少“刀”。
记得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两岸学者清史纂修研讨会”，已退休的人大韦庆远教授（1928~2009年）前来与会，他当时正创作历史小说《正德风云》，带来了两章初稿，其中就有肆意弄权的明朝大太监刘瑾被凌迟处死的详细描写，当时我有幸得到惠赠，印象特别深刻。对凌迟现象深入研究的专著，要属外国学者卜正民等著的《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见张光润等的中译本）。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绞刑、斩刑比凌迟更为常见，但到底如何行刑，反而不为人所知。也是在十多年前吧，有次闲聊时，南开大学柏桦教授对我说，明清时期的绞刑，是用绳索套在犯人脖子上，两端两个行刑者执绳不断拧紧，最后将犯人绞死。我当时听着就觉得很新奇。
鬼头刀“切”关节儿
读到前引密迪乐那段有人“用一束草在血中浸蘸”的文字，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小说《药》中的“人血馒头”。中国历来看砍头人多是多矣，但似乎没有留下细致入微的记录，真是当热闹看了。晚清的薛福成，记述过肃顺（咸丰帝驾崩前“顾命八大臣”之一）在1861年“辛酉政变”后被斩的情形，已是极难得的史料，对于行刑细节却仍语焉不详：
肃顺身肥面白，以大丧故，白袍布靴，反接置牛车上。过骡马市大街，儿童欢呼曰：“肃顺亦有今日乎！”或拾瓦砾泥土掷之。以之，面目遂模糊不可辨云。将行刑，肃顺肆口大骂，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者所不忍闻。又不肯跪，刽子手以大铁柄敲之，乃跪下，盖两胫已折矣。遂斩之。
今人的相关研究也极少。在我看来，从史实还原和学术求真的角度说，密迪乐对斩刑的记述才是最具价值的，特别是鬼头刀的大小与行刑方式（当然这并不是说斩刑必以他的记述为准），因为即使有犯人处斩的现场照片摆在面前，不借助于文字说明，我们还是不知其所以然。
密迪乐的描述的确很“生动”了，但还是有可以追问的地方：举起鬼头刀，“为的是瞄准脖子上的一个关节儿”。这“关节儿”究竟指什么地方呢？
汪曾祺先生（1920~1997年）写过一篇文章叫《旧病杂忆》，说他很小的时候脖子后面长了恶疮，有“一个莲子盅大了”。他父亲说：“坏了，是对口！”汪先生写道：
“对口”是长在第三节颈椎处的恶疮，因为正对着嘴，故名“对口”，又叫“砍头疮”。过去将犯人正法，下刀处正在这个地方——杀头不是乱砍的，用刀在第三颈节处使巧劲一推，脑袋就下来了，“身首异处”。“对口”很厉害，弄不好会把脖子烂通——那成什么样子！
汪先生不仅深知“对口”的厉害， 而他后来的经历更增加了对此的认识。1948年夏天到1949年春天，汪先生在位于故宫午门的北平历史博物馆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在《午门忆旧》中提到了午门西雁翅楼里的几样展品：
西北角一间亭子里陈列的东西却有点特别，是多种刑具。有两把杀人用的鬼头刀，都只有一尺多长。我这才知道杀头不是用力把脑袋砍下来，而是用“巧劲”把脑袋“切”下来。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套凌迟用的刀具，装在一个木匣里，有一二十把，大小不一。还有一把细长的锥子。据说受凌迟的人挨了很多刀，还不会死，最后要用这把锥子刺穿心脏，才会气绝。中国的剐刑搞得这样精细而科学，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汪先生还将他对“切”脑袋的认识，写进了小说《昙花、鹤和鬼火》，以及回忆文章《我的初中》中。前者写道：
东门外是刑场……对着东门不远，有一片空地，空地上现在还有一些浅浅的圆坑，据说当初杀人就是让犯人跪在坑里，由背后向第三个颈椎的接缝处切一刀。……
人们称誉汪先生是“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他也希望自己的作品“有益于世道人心”。而我为将汪先生拉入这个血腥的话题，感到深深的歉意。但，汪先生的经历与文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确实值得征引。
最后我还是禁不住好奇，想问的是：汪先生所见的两把鬼头刀和凌迟用的刀具，今天还在吗，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