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 配图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长达10多年间，刘伯承和邓小平曾并肩战斗，共同领导和指挥八路军129师和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历史以自己特有的行程，把刘邓连在一起，他们之间难以放进一个顿号。
刘邓连结在一起，像一座威严的山，
一座威严的太行山，
一座威严的大别山，
一座威严的喜马拉雅山。
我们仅从刘邓生活方面的交往并从中可见一斑。
让我们先从邓小平为刘伯承祝寿说起吧。
邓小平和刘伯承同是四川人。刘伯承诞生于1892年12月4日，比邓小平年长12岁，生肖都属龙。
1942年刘伯承即将迎来自己的50寿辰。
1942年，可以说是敌后各根据地斗争最艰苦，环境最恶劣的一年。为了鼓舞全体军民的抗日斗志，为表彰刘伯承领导129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军民英勇抗日的伟大功绩，为提高并活跃部队的情绪，掀起一个向刘伯承学习的高潮，邓小平决定并报请中央批准，在太行山根据地组织为刘伯承祝寿的活动。
对于组织上的关怀和邓政委的深情厚谊，刘伯承深感欣慰。但他却坚决不同意举行祝寿活动，不愿宣扬自己。为此，他连自己的生日都秘不宣告。
无可奈何的办事人员实在没招了，只好去搬邓政委来劝。
邓小平听了工作人员一番叙述，笑了笑说：“我有办法让师长开口讲。”因为他最知道、也最了解这位老大哥一样的师长的性格脾气。因此，进门就说：
“师长，我看你还是讲一下子！这是党组织的决定，也是中央批准了的。没得年谱和简历咋个庆寿嘛！这些人既然来哕，你就简要地谈谈嘛，更详细地以后可以再谈，你说好不好？”
刘伯承沉默了片刻，说道：
“既然政治委员说了，这是党的决定，那我只好无条件地服从了。不过说实在的，我的生日已经过去10几天了呀！”
一看刘伯承松了口，机智的邓小平马上接上说：
“具体日子在哪天不要紧，拣日不如撞日，依我看就定在12月16日好了。”
刘伯承这回算彻底没话讲了，因为他历来是尊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决议的模范。
1942年12月16日这一天，晴空万里，阳光和煦。太行山上锣鼓喧天，彩旗招展，军民一起，纵情高歌，到处是欢声笑语，衷心祝贺统帅兼士兵的刘伯承将军健康、长寿。129师师部宾客如云，函电如雪。八路军彭德怀副总司令，罗瑞卿主任，滕代远参谋长，以及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各个区党委的同志，都来到了师部，参加庆寿。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以及129师《战场报》刊登了中共中央为刘伯承将军祝贺50寿辰的消息的年谱和简历。
邓小平作为与刘伯承亲密无间共事的老战友，又是这次为刘伯承祝寿活动的发起人和主持人，自然是有更多的话语要讲。为此，他撰写了热情歌颂刘伯承高尚品德及其为革命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的长篇贺文——《祝福我们共同努力的事业胜利》。在文中，邓小平热情洋溢地写道：
“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党，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我们的伯承同志，不仅具备这些品质，而且把生平的精力献给了国家、人民和自己的党。在30余年的革命生活中，他忘记了个人的生死、荣辱和健康，没有一天停止过自己的工作，他常常担任着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而每次都是排除万难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为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工作，简直忘记了一切，在整个革命过程中，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我同伯承同志认识是在1931年，那时我们都在江西中央苏区。都参加了长征。而我们共事是在抗战以后。5年来我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尔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去做……
伯承同志可供同志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这些不过是其中的一枝一叶。他的模范作用，他的道德修养，他的伟大贡献，是不可能在这篇短文中一一介绍的。
假如有人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就是他的一生，除掉工作读书之外，没有一点娱乐的生活。他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他不会下棋打球，闲时只有散散步、谈谈天。他常常批评自己，对于时间太“势利”了。难道果真这是他的缺点吗？只能说是同志们对他健康的关心罢了。
在伯承同志50寿辰的时候，我只有祝愿他的健康，祝愿我们共同努力的事业的胜利。”
原来本不愿意做寿的刘伯承，被邓小平政委和广大军民发自肺腑的热情所深深打动了，不由得抚今追昔，回想起半个世纪以来自己所走过的坎坷道路，感慨万千。他缓步地走上讲台，向大家深致谢意之后说：
“我自己的一生，如果说有一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教导所给的。离开党，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12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在刘、邓心里，觉得彼此难以分开的思想感情和友谊，一直保持到他们的晚年。一位日本学者撰文写道：“据传，在‘四人帮’垮台后的1976年10月26日（邓小平还未复出），两眼均已失明、卧床不起的刘伯承向来看望他的华国锋提出要求说：我同邓小平同志一起工作50多年，我最了解他。以后我死了，希望邓小平同志主持我的追悼会，如果不行，我决不进八宝山。让儿子把尸体扔到荒草野地里好了。”如果此事属实，那么，这位同邓小平有着深厚情谊的老元帅的话，表明了他直到晚年仍然保持着“彼此难以分开”的心情。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在北京病逝。
10月14日，邓小平率全家向老战友的遗体告别。
邓小平最先来到灵堂，向静卧在鲜花翠柏中的战友深深地鞠躬，然后久久凝视着昔日的搭档，仿佛回想起太行山的岁月、大别山的战斗，以及逐鹿中原、鏖兵淮海、渡江作战和进军大西南的往事……渐渐地，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
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和刘伯承的夫人抱头痛哭。邓小平的儿孙辈，能来的也都来了。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只有世交情份的家族，才享有这份崇高的礼遇。
按刘伯承生前愿望，邓小平主持了刘伯承的追悼会。
10月21日，邓小平撰写的《悼伯承》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中说：“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
“我们一起工作，是1938年在八路军129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13年，俩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10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个人的心里，也觉得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这篇朴实无华但却充满真情的悼文高度概括了刘、邓共事数十年间产生的深情厚谊，为刘、邓之间的友谊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邓小平请刘伯承为胖胖起名也成为佳话流传至今。
1945年10月，平汉战役前夕，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在涉县赤岸村，共同运筹、制订、部署平汉战役的作战方案。那时，刘伯承的大儿子已7岁，起名刘太行。邓小平的儿子两岁了，还没起名，因为长得胖，都叫他“胖胖”。
一天工作之余，就着落日的余晖，刘、邓两家在院子里休息聊天，在逗胖胖玩时，卓琳对邓小平说：
“咱们孩子都两岁了，总叫胖胖也不行呀！该给孩子起个名字了！”
邓小平想了想，说：
“胖胖也出生在太行，我们也给他起个‘太行’，叫邓太行吧。”
“不行，不能都叫‘太行’呀！”卓琳不同意，转身对刘伯承说，“司令员，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得给胖胖起个名！”
刘伯承笑着说：
“这是政委的事情，与司令员没有关系。”
邓小平不以为然，说：
“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嘛！你就给起个吧！”
既然政委要求，刘伯承就笑眯眯地答应道：
“那好！”
刘伯承一边把胖胖叫到跟前，爱抚地抚摸着孩子的头，一边让夫人汪荣华把桌子上写的几个字拿过来，说：
“我刚才写了朴实方正四个字，这孩子生得正是朴实方正，就叫‘朴方’好不好？”
邓小平和卓琳没想到刘伯承为胖胖起的名寓意这样好，听后都异口同声地说：
“好！很好，就叫朴方吧！”
卓琳忙拉住胖胖说：
“快！快谢谢伯伯。”
在一旁玩耍的刘太行看见后，马上跑上前去，按着胖胖的头向他爸爸行了个礼，引得满院子的人朗声大笑。从此，邓朴方的名字就叫开了。
后来次子出生后，邓小平以“质朴”配对，取名为质方。
在业余爱好方面，邓小平和刘伯承迥然而异。刘伯承闲时多是散步，聊天。不过由于他博学多闻，闲聊起来，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古今中外，无所不侃。常有令人捧腹的笑话出口，人称“口头娱乐家”。邓小平业余活动则相当丰富，除各项运动之外，还常在“梅花”、“方片”、“黑桃”、“红心”中斗法，或是在麻将城中摆方阵。尽管如此，他们却是一对密不可分的搭档。“刘邓不可分”一直是129师和第二野战军老同志中流传的佳话。
但在书法方面，两个人的爱好却是相同的。
安徽桐城，是清朝以著名散文家方苞、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的发祥地，人文昌盛，遐迩闻名。1949年初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暂时设在这里。首长们群策群力，为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战役积极做着准备。
在桐城中学的花园内有一个亭子，亭子里有一块由乾隆年间著名书法家梁山献书写的碑刻，故名梁碑亭。由于碑文书法刚劲挺拔，刘伯承非常喜爱，便吩咐处长魏锦国、参谋李明义和高易拓下来。几天后，为了战备工作的更加落实，邓小平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桐城，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等召开二野高级干部会议。刘伯承知道邓小平喜欢书法，立即赠给他桐城梁山献碑墨拓。
刘伯承是文武双全的儒将，书法造诣颇深，写得一手好字。当时，刘、邓首长同寝一室，每日他们黎明即起，刘伯承翻译俄文军事论著，邓小平就将他的字帖、拓本拿来细心琢磨，并临摹刘伯承那运笔遒劲的手迹。诸如“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也；王者之师所向无敌”等，邓小平都临摹得入木三分，惟妙惟肖。
有时，工作人员前去欣赏，邓小平总是自豪地说：
“我练的是‘刘体’，这可是集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等名家之大成呀！”
经过一段认真临摹，邓小平的字很快就颇接近刘伯承的翰墨了。
刘伯承有一张1915年时的照片，但在战乱中丢失了，全国解放以后，刘伯承在重庆一位友人处又重新得到了这张珍贵的照片。1950年10月，他把这张珍贵照片赠给邓小平，并在照片背面亲笔写下如下字样：
小平同志：
1916年袁世凯称帝，发生了反袁战争。我在反袁战争中于是年阴历二月十七日在四川丰都县城脑顶受伤，右眼残废。此为前一年所照之相，历今36个年头了始获之。置之座右，可博一粲。
刘伯承敬赠
邓小平十分珍惜地保存着这张照片。这张珍贵的照片，记录着两人并肩战斗、非同一般的战友情谊。
邓小平和刘伯承在战争年代结下的深厚情谊，解放后得到加强和升华。在西南、在北京，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两家相邻而居，往来十分密切，成为真正的世交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