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历史上，雍正即位一直是一个有目共睹而又难以处理的疑案。他自己特别强调两点：其一，他与兄弟宗室绝无仇怨，依照康熙的遗令，合理合法地承袭大统。其二，所谓十四皇子说不过是他继位前后，一些对他不满的惹事惑众的谣言。他说，“皇考深知朕从无偏党，欲保全尔诸臣名节，故命朕缵承大统。”（《上谕内阁》，雍正元年四月十八日）他责备兄弟及大臣“（自继位）百日之内，淆乱朕心者百端”（《上谕内阁》，雍正元年二月初十日）。对第一点，清史学界已有诸多讨论，并有截然统一的结论。一局部学者承受雍正的说法，以为他是合法即位；另一局部则针锋绝对，以为雍正是篡权夺位。至于雍正强调的第二点，则甚少有人置喙。其实，后一成绩异样至关紧要。在康熙逝世前，雍正的政敌终究制造了什么样的谣言，北京城下层人士终究是如何对待康熙的接班人成绩？处理这些成绩，有助于理解雍正即位时清廷外部的力气比照，对了解雍正即位后的权利妥协不无助益。当然，这个成绩比前一成绩更难处理。对前者，我们尚可从康熙乃至雍正留下的诸多文献，做大胆的假定和推理。然后一成绩，除了雍正及其手下过滤过的文献，再无其他第三方的资料来勘对官方文献的可信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清史专家金承艺先生继孟森先生之后，对雍正即位成绩作了进一步的探究，所着《清朝帝位之争史事考》，去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金着于雍正继位成绩用功至勤，所着论文，如集中所收《一项有关清世宗能否夺位的重要成绩之讨论》，剖析透辟，视角新颖，但在资料上，同它前后着作一样，仍局限于清廷遗留的史着和档案。这也可以想见当日雍正及其臣僚删毁文献之彻底。
值得庆幸的是，十八世纪的雍正皇帝可以在国际控制文献记载，却无法肃清域外史料。英国医生约翰·贝尔（JohnBell）的《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诸地的游览记》，让我们无机会从其他来源审视康熙逝世前北京城内呈现的有关皇位承继的静态，重新的视角考虑谁是康熙选定的承继人。贝尔，英国医生，出生在苏格兰，1718年作为沙皇俄国差遣的伊兹马洛夫使团成员，在京逗留三个多月。他对西方和中国兴味浓重，接到俄国政府的约请后，欣喜若狂，把这次出使中国的时机视为上帝对他的厚赐。他和使团从圣彼得堡启程，穿越欧俄和西伯利亚，于西历1720年11月18日，也就是康熙逝世前近两年，抵达北京，在那里逗留了三个多月，于次年3月2日分开北京（页361）。
在京时期，贝尔和使团其他成员一道，屡次遭到康熙召见宴请。此外，他还和康熙皇帝的诸子诸孙、朝中王公大臣、在京的耶稣会士、来华的朝鲜使臣、入京的孔府家人，都有交往。他不只观赏皇宫王府，还拜访北京的市场店铺，察看中国商人还价讨价的方式，记下满汉军民相互对骂的细节。贝尔长袖善舞，擅于交际，在短工夫内就在中国人中交下几位好友。他的游览记展现了一个昌盛文明水平在他眼里不逊于同时代西欧大都市的北京，与七十多年后另一位英国使臣马嘎尔尼对中国的观感大相径庭，是研讨前工业反动时代英国人的中国观的重要文献。更重要的是，他在京时期，将康熙去世前有关皇位承继成绩的所见所闻记入本人的游览记。事先在京本国使臣（如朝鲜燕行使）虽然不少，但只要贝尔留下了清楚明白的记载，而且如下所述，贝尔在京时期，屡次参与皇帝和皇子为使团举行的各种宴会，他的记载很能够是从当日权利妥协的中心人物取得的，可谓有关康雍之际皇位承继成绩的一手文献。
贝尔在本人的游览记中清楚记载了在北京听到的有关皇位承继人的音讯，“十四皇子骁勇善战，正在指挥和卡尔梅克人（当日东方人对准噶尔在内的漠西蒙古诸部的称谓）的和平，听说皇帝想让他承继皇位。值得留意的是，贝尔虽然记载了这一信息，但落笔十分严谨，采用“听说”的方式。这与康熙逝世前夕，一方面承继人选未定，承继成绩讳莫若深，另一方面各派抢夺加剧，有关音讯纷飞的复杂诡异的政治情势非常吻合，这些都从另一个正面阐明贝尔记载的可信性。不过，贝尔的记叙也引出更多的成绩，一个从未到过中国，不通任何中文的英国人，仅仅在北京呆了几个月，何以会留意到承继人成绩，何以会对中国政局，尤其是康熙逝世前夕的复杂多端的皇位承继成绩有如此精确的掌握和理解？谁敢向一个不通中文，不明内幕的本国人，议论大清国最敏感的权利传承成绩？
从贝尔的游览记看，他的音讯来源至多有三。其一是康熙自己。贝尔到京不久，就和使团成员遭到康熙屡次接见宴请。席间，康熙通知使团成员，本人年事已高，依照自然规律，将不久于人世，他希望本人能平安全安的谢世（页290）。当然，从贝尔的记载看，康熙在接班人成绩上，倒是口风极严，没有半点泄漏。不过，皇帝即便未说，他的话一定会安慰贝尔对权利承继成绩的猎奇心。可以满足他的猎奇心，并成为他第二和第三个音讯来源的，辨别是在宫中的传教士和皇子皇孙们。依据贝尔的记载，康熙召见他和使团其他成员时，都有耶稣会士在场担任翻译事宜。而且预先，贝尔和西教士有很多私下往来，也会讨论这类成绩。此外，他和康熙的皇子皇孙交往频繁，或许就是由于他们的协助，贝尔对北京复杂朝局的了解，很快就超出入门的水准。
贝尔进京后留意到，康熙有二十余子，“按年岁长幼，排为皇长子，皇二子，皇三子等”（页242）。第一位惹起贝尔留意的皇子是康熙的三子允祉。1720年11月8日，贝尔进京前就见过异样进京的皇三子一行。不过，贝尔和皇三子没有直接交往，真正和贝尔有交往的是皇九子允禟。12月8日，康熙盛宴招待包括贝尔在内的俄国使团一行。次日，允禟就约请使团成员到王府赴宴。宴会的豪华给贝尔留下深入的印象，“规模浩大，简直继续整整一天，席间有音乐、歌舞和戏剧相伴……各式佳肴，一道接着一道，络绎不绝地端下去”（页289-290）。事先皇十四子正在西陲，以大将军王的身份指挥作战，声望如日中天。假如允禟以为成功指日可待，席间大胆泄漏 点皇位承继的某些内情，恐是再正常不过了。除皇子外，贝尔医生还和康熙的孙子打过交道。据他说，有一位十四岁左右的皇孙到使团驻地参访过（页280）。从现存资料看，皇十四子的两个儿子生于康熙四十七年，到贝尔来华时恰恰十四岁。这位贝尔见过的皇孙能够是皇十四子之子，惋惜，文献缺乏征，不能有更确切的结论。时下史家曾经留意到雍正之子康熙之孙，即日后的乾隆皇帝与乃祖父的关系，甚至把康熙宠视弘历视为康熙选择雍正承继大统的要素之一。其实，皇十四子的两个儿子异样遭到康熙的宠眷。依据清史学者杨珍发现的满文史料，允祯西征后，康熙特旨把他的两个儿子召至身边，亲身养爱。康熙对弘历的溺爱，终究是哪一年，曾经无证可察。或为雍正父子杜撰，亦未尝不能够。而康熙将十四子之子招致身边一事，从杨珍援用的满文史料看，就发作于康熙逝世前不久。这位皇孙为何要到俄国使团驻地参访？或许是受乃祖乃叔热情招待西洋人的影响。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卷四曾说，皇十四子的支持者在康熙逝世前就广造言论，声言康熙“欲传大位于允禵”（《大义觉迷录》卷四），这也被贝尔的见闻所证明。而且，贝尔的记载阐明，在雍正即位两年以前，北京城中有关皇十四子要承大位的音讯曾经广为传播，甚至传入在京本国人之耳。在康熙六十年终，也就是贝尔在京时期，立储成绩已成忌讳。在这种背景下，皇十四子继位说何以会大行其市呢？这能否来自康熙自己的某种暗示？当接班人成绩成为政治忌讳之时，他却容忍倾向某一皇子的大道音讯肆意传达，把这了解为悲观其成，也是可以成立的。退一步讲，即便它不是来自康熙自己的一种暗示，甚至是因康熙年迈而将来得及阻止的，它的传播，也证明了皇十四子支持者之活泼。
有了贝尔提供的新资料，我们就可以重新了解雍正初年的权利妥协。从现存雍正上谕看，允禟在他继位之初，“敢悍然于王公大臣面前，诅咒訾骂”（《上谕内阁》，雍正四年十月二十九日）。雍正明知诸弟不服，依然好言相劝，继位几个月后，还安抚他们说，“朕承皇考大统，自临御以来，诸王大臣人人得享太平之福。朕并无此时权且容忍，待一二年后渐加诛戮之心。”在和他兄弟的权利厮杀中，雍正在继位之初的两三年中，不断步步为营，软硬兼施，逐渐削夺康熙其他皇子的权力和权利，直到雍正四年，他才最初采取举动，将允禟等人或打入监狱，或入监后暗害至死。他为何要容忍如此长工夫，待到雍正四年才入手呢？真如其所言，顾念兄弟之义吗？依据贝尔书中的新史料，就不好看出，雍正继位之时，实践上是另有苦衷。首先，康熙委以十四皇子平叛重担，宠遇异乎寻常，使得他的支持者置信，皇位曾经探囊取物，因此暗造言论，声称康熙已选定接班人，并笼络人心，为登位做预备，使日后的雍正皇帝在言论上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康熙的逝世实属忽然，并未如雍正后来所宣称的那样，在临终时明白选定他为接班人，留给他承继大统的法理根据。因而，虽然雍正凭仗隆科多的军事支持，迅速控制京师，霎时攫取权利，但事属忽然，不能短工夫内让人心服口服，为解一时之窘，雍正只得妥协，以争取反扑的工夫。雍正继位初的为难处境，反过去又阐明康熙钦定雍正为接班人的说法，的确大可疑心。
最初一个成绩，贝尔为何没有交代音讯来源？这个成绩或许与当日贝尔对北京的观感有关。在一些强调清朝闭关锁国的论者看来，1720年的北京或许更像世界主流信息外的孤岛。不过，贝尔的印象能够不会如此。在他逗留的三个多月，不只和法国、葡萄牙、意大利传教士交往甚多（页295,296,297-300,303），还见到教廷遣华使团的成员（页295）。一个英国人能在短时期内，在悠远的远东都市见到如此多东方人，他恐怕不会视北京为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封锁天地。当然，这固然与康熙对西教士的优礼，以及当日清廷和教廷围绕“礼仪之争”正在停止交涉的特殊背景有关。
无论如何，这会使贝尔对清朝掌握东方信息的才能与先人不同的所在。假如贝尔在他的游览记中发布确切的音讯来源，出版后很有能够为朝廷得知，对提供者无疑将是灭顶之灾。有鉴于此，他在这个成绩上采用“听说”的办法，不失为一种保险而稳妥的方式。当然，这仅是作者一种推断，是欤非欤？尚祈通达之士指正。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