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中国历史上由西北地区党项人建立的一个王朝，称为邦泥定国或大白皋国。因为它在西北，所以史称西夏。在唐朝末期，党项拓跋首领李思恭因平定黄巢起义有功，被封为夏州节度使，封"夏国公"， "夏"的国号即来源于此。
宋仁宗1038年十月，西夏元昊建国称帝，两年后，西夏正式向宋边境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在东起麟府，西至仪秦的二千余里的边境线上，宋夏双方进行了一场触目惊心的恶战。
与宋朝相比，西夏并不是大国。论土地，它不如宋广；论人口，它不如宋多；论物产，它不如宋富；论军队，它不如宋多，但为何堂堂的大宋朝竟然被僻居荒隅的“弹丸之国”西夏连连击败，败得十分惨烈？
虽然宋朝是一个超级经济大国，人多地广，物产丰富，但收入虽多，支出更多，国库依旧空虚。“冗官、冗兵、冗费”是宋朝的顽疾，冗官问题由来已久，从宋真宗时就已突显，仁宗时官员数量达到了一万七千三百余人，开支巨大。除去冗官的开支外，冗费也是一大侈耗，皇室侈靡生活的耗费，数千名罢退大臣的安置费用，还有天下寺观僧道的费用等等，都是宋王朝的沉重负担。而最可怕的还是得数“冗兵”，宋仁宗时全国军队总数高达一百二十五万九千，养一兵一年需钱七十贯，一年下来需要一百余万贯。“冗官、冗兵、冗费”导致了宋王朝走向了长期的“积贫”，国家财政经常入不敷出，年年短亏。
宋朝在“养兵”上耗钱虽高达全国收入的六分之五或十分之八，但是，真正将钱花到实际的国防建设中却十分可怜。既有统治者认为边患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内部的反抗，因此,宋政府一直把镇压农民的反抗和士兵的暴动放在第一位，对于国防建设往往极不重视。另外，宋军将帅们吃军额之风太甚，宋军队一直严重存在着编制不满员的现象，养兵之费完全进入将帅们的腰包，而国家则照常支出。所以说宋朝养兵虽耗资不少，但是真正投入到国防建设中来的却不多。为了节省军费开支，宋朝竟将战斗力极强的骑兵大批裁损；为图造价便宜；在宋夏交战时；甚至用厚纸甲去代替铁甲。
西夏统一河西后，除了一部分沙漠外，它控制了甘凉、兴灵、横山三大农牧业区，不论是农业和畜牧业都是比较发达的，同时励精图治，艰苦创业，特别是三十年的和平生产给西夏带来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元昊时期，一方面学习宋制，另一方面按照党项本民族的状况和习俗进行改革,，不仅制度完备，且人人奋发，整个国家展现出一个生气勃勃的政治局面。
而且西夏统治者意识到自己的经济条件与宋朝相比并不是很优越的，因此，在元昊建国以后，一直保持着“忠实为先,战斗为事”的建制方针，国家机构精简，国风民俗淳朴，官员不食俸禄,，战士自备刍粮，官僚机构和军队都没有给国家造成多大的负担。这样，国家就可以将更多的财物投入到国防建设中来。
除了政治经济因素外，双方的军事对比也是高低立现。
宋军队数量虽然不少，但投入到宋夏战场上的军队却不多。以三十万军队防守东西二千余里的宋夏边防线，沿线有二十四个州，近二百个城寨，所以，实际到每一据点的守兵就很少了。而西夏在宋夏边境屯军十万，人数虽处劣势但攻宋往往是聚数路之兵攻宋一路，进攻军队的数量往往高出防守军队的数倍以上，所以欧阳修才说：“吾兵虽众，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彼众虽寡，聚之为多；以彼之多，击吾之寡，不得不败也。”
宋朝最犯忌武人权重，为了限制边镇将帅的权力，往往作战方略阵图一般由皇帝制定，边帅并不能独立自主地指挥战斗，身为统帅只能按照皇帝的命令行事。为了监督边帅，皇帝还要派出内臣出任监军。这些监军不懂军事，却有权干涉边将的军事行动，常常出现坐失战机，甚至大官怕死，小官送死的现象，既不利于鼓动士兵们勇敢作战，又不能培养将官们身先士卒的作风。这些军事制度中的弊病，严重地削弱了宋军的战斗力。
与宋军相反，西夏统兵将帅是有独立自主的指挥权。西夏皇帝与将帅酋豪之间关系密切，作战计划是大家在一起打猎时商订；出战之前，要歃血盟誓来表示团结一致，英勇杀敌的决心。这虽然是一些比较原始的军事制度，但在实际战斗中却显示了良好的效果。西夏军队作战不以官位高低为先后，多勇于冲锋陷阵，从皇帝到将帅，无一不是英勇杀敌的先锋。
对比，宋朝与西夏在经济军事上的差别，我们可以领悟出为什么西夏能屡次击败宋军的道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