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监狱位于抚顺市顺城区宁远街高尔山下，占地面积3万多平方米。原为“辽东第三监狱”，先后关押975名日本侵华战犯，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等71名伪满洲国战犯，354名国民党战犯，在这里把他们改造教育成为新人。
1950年，一批神秘的“客人”在苏联红军的押解下被送往我国辽宁省抚顺战犯管理所。这批神秘的“客人”是被苏联红军俘获的969名日本侵华战犯。在双方协商下，苏联政府正式将其交付中国政府处理。经过改造，在1956年中国特别军事法庭的庭审现场，这些战犯竟奇迹般地坦白自己往日犯下的罪行，有的犯人甚至悔恨到声泪俱下。他们归国后，非但没有反咬中国一口，还自发建立起“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为中日和平友好事业四处奔走。在这6年的改造中，这些曾经坚定的军国主义分子究竟经历了什么，思想上才会发生如此彻底的变化？
一、善主恶客
日本在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命令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向苏联人投降。几十万日军俘虏在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劳动几年后，开始被苏联陆续遣返。1949年12月，苏方主动提出要将部分俘虏交由中国处理。于是在1950年7月19日， 在绥芬河处中苏双方对969名日本战犯完成交接。这些侵略者将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劳改生活。
将日本战犯安置在抚顺，可以说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因为抚顺战犯管理所是由原抚顺监狱改造而成，抚顺监狱占地4万平方米，各项基础设施齐全。中央又对其直接拨款进行扩建改造，将牢房中的窗户扩大，提高牢房的采光，并添设理发室、面包房、娱乐室和卫生所来提高犯人的生活水平。考虑到东北地区天气寒冷，每间牢房都贴心地安装了暖气。此时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规格在全国监狱中已经算得上顶尖水平了。管理所不仅硬件厉害，软件上也实力雄厚。这里由辽宁省公安厅直接领导。所长由抚顺市公安局局长孙明斋担任，副所长则是关东高等法院劳改处处长曲初。工作人员有近一半都是大学文化程度，多来自东北公安部、卫生部和司法部。这样的配置放在当时的环境来看算得上是高配 。
孙明斋（左）之所以准备如此高规格的监狱，是因为这些新客人实在比较棘手。这900多人都是军国主义的死硬分子，大多出身军队，其中还夹杂着数位高官。比如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滕天茂、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以及次长古海忠之等人。
二、改造工作很难开展
日本战犯前往中国前，苏联人怕他们闹事，便忽悠说此行是要将他们遣返日本。
当战犯们到达宽敞明亮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后，还以为是归国路上的中转站。住了几天后，一个会中文的日本人看到公共区域墙上的《监房规则》，才发现自己是在中国东北的战犯管理所。
这个消息在日本人之间迅速传播，并引起了很大恐慌。因为他们的身份是战俘，如果此次能顺利归国，最起码能保证人身安全。但如果以战犯的身份被关押在中国，根据国际法，他们肯定是要被法庭审判清算的，罪行严重的话甚至小命不保。
气急败坏的战犯们开始骚动起来，他们叫骂着，疯狂撞击着牢房的铁栅栏，直到狱警火速前来镇压才渐渐平息。
自此之后，一些战犯深知日本人不能坐以待毙。抚顺曾长时间被日本重点经营，即使到了20世纪 50年代，这里仍居住着不少日本侨民，管理所内也有聘请侨民兼职维修电器。有些战犯出身黑龙会，人际关系广泛，便偷偷联系这些侨民希望提供越狱帮助。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天，越狱主谋者和室友下棋时发生争执并扭打起来，室友一气之下竟然大声举报其越狱阴谋。
听闻消息后，管理所迅速采取措施将越狱策划者们单独关押、重点监管，使这场滑稽的越狱还没开始就胎死腹中。越狱的失败并没有让战犯们屈服，日本人眼看硬的不行那就来软的恶心你。
在得知朝鲜战争爆发，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后，这些战犯开始憧憬着美军可以一路高歌拿下东北，好救他们于水火之中。抗拒改造的情绪在犯人中间不断蔓延。就算管理所每天朗读《人民日报》上的战争进程，战犯们也根本不信。在他们的观念中，日本都打不过美国，你中国更不可能。
这种对抗情绪极大地影响了管理所安排的改造学习活动。在阅读课上，有人会突然高呼“天皇万岁”，并朝日本方向行跪拜礼。更狠的是，有些顽固的军国主义分子害怕自己被广播洗脑，就用筷子插破自己的耳膜，以聋明志。
在审讯中战犯们更是谎话连篇、颠倒黑白。伪满州国的副县长岛村三郎说：“我在职期间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的，也向满洲国政府做出了抵抗。如果让我回去走一趟，百姓们一定夹道欢迎。”日军中的军官和士兵也在互相推诿责任。一个士官说：“来中国打仗，并非个人自愿。国家和长官逼迫的，我是无辜的。”他的上级59师团旅团长长岛勤却说：“那些罪行都是下面人做的，他们没向我汇报，我并不知情。”
被审判的日本战犯
三、劳动改造和思想学习让战犯们洗心革面
日本战犯之所以如此猖狂，一方面是从心底对中国人的蔑视，另一方面长期侵略者的身份让他们无法对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产生同理心。劳动改造在这时就显得非常必要。起初抚顺方面考虑到这些日本战犯刚在苏联干过苦工，身体素质比较差，便只安排他们做些杂务，像帮忙送饭，打扫走廊之类的。
后来，管理所购买了几千只鸡仔，在一片空地上设立了养殖场，鼓励犯人来担任养殖员。在监狱这种枯燥的环境下，养鸡说是劳动倒不如说是解闷。铃木启久这个曾经侵华战场上的师团长，如今每天开心地围着小鸡跑，他们甚至还编唱了《养鸡劳动歌》。
在劳动之余，劳改所也十分重视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开车带着他们参观抚顺新修的水库，观摩鞍山的钢铁基地。一路上战犯们深受震撼，在战败前他们明明将许多设施都摧毁殆尽了，可为何短短两三年功夫中国人就能重建，甚至产量更高？更让他们疑惑的是，为什么如此高效率的生产，中国工人脸上却看不到愤恨和不满。这和他们印象中资本主义下的工业生产截然不同。
在之后管理所组织的理论学习中，战犯们终于弄懂了一切。在管理所辅导老师带领下，他们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了解到日本侵略战争的本质。另外还发扬了我军传统，成立了犯人学习小组，让他们联系自身悲惨遭遇来交流学习感受。
在劳动改动和精神教育下，大批日本战犯洗心革面，在1956年中国特别军事法庭上坦然承认了自己犯下的侵华罪行，情节严重的被判处一到二十年有期徒刑。而更多的日本战犯免受起诉被遣送回国。1957年9月，这些归还者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在日后反对右翼修改教科书和中日建交等事件上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批日本战犯在中国的改造可以说是深入到灵魂的。1984年10月，原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组成代表团访问日本。在经过东京、大阪、京都等地时，得到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夹道欢迎，其中不乏已经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还凑了1000多万日元来招待代表团。时间流逝也无法将这份情谊和经历抹去。2002年，由于大多成员已经离世，日本“中归联”宣布解散。可他们的精神并没有就此散去。成员的子女秉承父辈的遗志成立了“抚顺奇迹继承会”，继续为反战和中日友好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李鉴晔：《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日本战犯的改造》，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金源等：《从战争狂人到朋友——改造日本战犯的成功之路》，群众出版社1986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