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添丁是谁，是英雄还是大盗呢？ ,吴凤与廖添丁都是在台湾民间流传已久的传奇人物，后有人为他们立庙，成为被供奉的神祇，然而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与史实有很大的出入。
嘉义县中埔乡社口村有座祭祀吴凤的庙，庙中文物展示馆记载了吴凤的生平，略述如下：
一六九九年出生的吴凤是福建平和县人，清康熙年间随父母迁来台湾，住在诸罗县（今嘉义市成仁街）。因跟著父亲到阿里山上替原住民治病，并做山产交易而学会了原住民语言，那时原住民与汉人之间经常发生衝突，吴凤就居中协调，成了排解纠纷的角色。
有一位姓李的通事经常欺压原住民，强占他们的田地与女子。诸罗知县（即县长）担心演变成动乱，决定由二十四岁的吴凤接任新通事，原住民得知后，高兴得设宴、载歌载舞来庆贺。
当时原住民有个习俗：每年新穀收成时，必定要出草杀人，以猎来的人头祭祀祖先。通事与原住民约定每年只能杀男、女汉人各一名，但是原住民不遵守约定，还是时常外出杀害汉人。
吴凤担任通事后，决心要革除这种恶习。先是劝导原住民以朱一贵之乱时被杀的汉人旧存头颅做为祭祀供品，前后维持了四十八年。
吴凤七十一岁那年，山地爆发传染病，年轻的原住民要求再出草。吴凤认为既然不能移风易俗，决心牺牲自己，他请原住民在村庄山脚下等候，有个穿红衣、戴红巾的人出现，可以把这个人给杀了，用他的头颅去祭神。原住民照著做之后，赫然发现竟是吴凤本人。
吴凤惨死后，原住民惶恐不安，酋长邀集阿里山四十八个头目商议，决定从此不再出草杀人，并设坛祭奠吴凤，各社竖立圆石为记号，使后世子孙遵守，革此恶习。
吴凤的故事流传了二百多年，随著原住民运动兴起开始受到质疑、挑战与争论。历史上确有吴凤这个人，但他如何被「捏造」及「神化」的呢？
先是因部落发生灾疠，原住民认为是吴凤鬼魂作祟，因此祭拜、祈求吴凤不要再降灾害；一八二○年，吴凤信仰已扩及汉人社会，当时的通事还将位于今嘉义县中埔乡社口村的吴凤公廨（办公室）改建成吴凤庙。
日本统治时期，吴凤信仰更有扩大的趋势。一九○○年，台湾总督府官员发现了阿里山大片原始林，丰富的林木资源引起日本朝野的注意，进而展开调查，日本人因此接触到阿里山地区的邹族。
四年后，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前往阿里山地区视察时，发现邹族不像其他地区的原住民会袭击、骚扰日本人，甚至还帮忙修路；日本人觉得奇怪，询问后才知道是受吴凤影响。后藤新平除了到吴凤庙祭拜之外，还派同行学者伊能嘉矩考察吴凤事蹟，但没有大加宣扬。
年久失修的吴凤庙一九○六年在嘉义大地震中倾圮，在后藤新平怂恿鼓励之下，嘉义厅长津田义一推动募捐重建。后藤新平撰写＜阿里山通事吴元辉碑文＞，推崇吴凤的牺牲感化了原住民，也间接促进阿里山的文明开化，请人为吴凤立传《杀身成仁通事吴凤》，将吴凤生平事蹟、捨生取义的过程，写成详尽的纪传体。吴凤的「义人」形象从此获得肯定，却也因此凸显台湾原住民的野蛮形象。
重建的吴凤庙在一九一三年三月十九日落成后举行大祭典，由正在进行「五年理番计画」的第五任台湾总督佐久间左马太担任主祭。日方如此推崇吴凤，就是企图藉此来消除原住民的猎头习俗，以增进日本在台湾山地的经济利益。
再者，日本官员认为吴凤传说有助于强化公务员「杀身成仁」、「大公无私」的皇国精神，文部省在同一年将吴凤传编入教科书，自此凡是日本政府所控制的（包括台湾、韩国等）殖民地区学童都能读到这一课。
吴凤从此成为当时诗人吟诵、学童歌舞称颂的对象，也是优良公务员的代称，例如东石地区有位日本警察森川巡查对村民很好，就被渲染成日治版「明治吴凤」。
一九二五年，嘉义郡守因吴凤庙被风雨侵蚀、白蚁侵害，倡议重修，但未获同意。五年后的十月底发生了雾社事件，日方极度恐慌，由日本人著作、该年底出版的《义人吴凤》一书中，就刻意强调番人的「凶残性」，以及吴凤是如何声泪俱下地劝番人不要猎人头，大加讚美吴凤是「东方的基督」。
隔年，吴凤庙再次修建，增加了拜殿、正殿与两侧厢房，以及广大的庭园。其中嘉义郡守佐藤房吉新立的＜改修吴凤庙碑记＞尊称吴凤为「阿里山忠王」。落成时，第十四任台湾总督太田政弘亲自来祭拜，可见是有意扩大吴凤传说的影响力。
同年还有嘉义中学校长三屋静撰＜吴凤传＞，并由教员改编成舞台剧；隔年，电影《义人吴凤》发行上映，甚至传入日本境内播映。
一九三七年中国发生七七事变，日本统治者怕台湾人「人心思汉」，下令撤除吴凤庙的骑马塑像，并禁止祭拜。可是日本统治末期为推行皇民化，一一排除台湾民间信仰时，却保留了吴凤信仰。
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说：「吴凤传说的大部分情节是在日治时代铸造完成。」陈其南教授更认为日本人的种种举动与政治意图脱离不了关系，亦即日版吴凤是个「捏造的神话」。
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政府更进一步形塑吴凤神话；首任嘉义市长宓汝卓徵询耆老、访问吴凤后裔，再次强调吴凤事蹟都是事实，不是传说。为激发公务员捨身从公的热忱，他请台湾省政府表彰吴凤，更称颂吴凤是蒋中正总统「力行哲学」的实践者。
隔年为了强化吴凤的影响力，将阿里山乡改名为吴凤乡、将吴凤故事编入小学《国语》、《生活与伦理》课本；接著嘉义市出现吴凤路、吴凤中学（后改制为商专、工专，即今吴凤技术学院）；更拍摄电影《阿里山风云》、《吴凤》，电影裡的吴凤形象─像圣诞老公公般慈眉善目，红衣、红巾、骑白马的样子，从此深植大家心目中了。
一九四九年后，在反攻大陆的旗帜下，政府需要全国军民戮力、牺牲，因此著重吴凤传说寄寓的「杀身成仁」、「捨生取义」的仁义精神，期许军民效法吴凤精神以完成政治意图。蒋中正总统莅临巡视吴凤庙，令嘉义县长林金生予以重修，于一九五三年底落成。蒋中正总统题赠「舍生取义」横匾，在园中竖立「毋忘在莒」碑；以及考试院长贾景德撰＜重修吴凤庙碑＞详述修庙始末；二十一年后，增闢吴凤陈列室，后来再增建后殿及厢房，并扩建为纪念公园。
就在「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吴凤神话逐步建构的后期，一九八○年七月，陈其南教授发表了＜一则捏造的神话─吴凤＞，开始引起各界讨论。一九八四年左右，台湾原住民运动兴起，将破除吴凤神话做为运动初期重心，提出「吴凤神话扭曲了原住民形象，剥夺原住民历史诠释的权利」之诉求。
隔年吴凤公园开幕时，代表「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的胡德夫等五人，到达现场抗议，指称此为「神话吴凤、丑化山胞」的典礼。随后有些文章开始出现「吴凤常占山胞便宜」或「吴凤是奸商」的说法，试图说明原住民杀害吴凤是一种反抗侵压的行动。教育部只好在一九八八年删除小学课本的吴凤故事；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林宗正牧师率领数名原住民青年以电锯拆毁嘉义车站前的吴凤铜像。
隔年一月，吴凤庙遭到纵火，引起嘉义中埔乡与竹崎乡等信仰吴凤的汉人反弹；吴凤后代在原住民抗议行动中，除了感到祖先受侮辱，也觉得自身受到伤害。三月一日，内政部将吴凤乡改回原名阿里山乡。
吴凤庙依然矗立，只是随著吴凤神话被破除，不再有政治人物的加持，少了喧哗与炒作；但吴凤为阿里山区汉、原族群交流的努力与用心，还是值得被肯定的！
接著谈廖添丁。新北市八里的「汉民祠」是祭祀廖添丁最主要的寺庙，但主祀关公，附祀廖添丁。为什麽廖添丁会与关公扯在一起？
此地原是廖添丁墓园，日治时期已有人焚香祭拜；台湾光复十三年后修建成祠，一九七三年成立廖添丁墓园管理委员会，并向内政部申请建庙。内政部规定建庙必须有历史根据和文化史蹟，历史文献上找不到廖添丁传记，申请案被驳回，庙方随后以重修关帝庙提出申请才通过。两年后建成，将廖添丁入祀关公庙，既不能名正言顺地称为廖添丁庙，也不能只称关公庙，因此一九八五年重建后改名为「汉民祠」。
「汉民祠」非常吻合当时政府致力消除日本文化，强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政治氛围。庙裡＜汉民祠纪略＞记载：廖添丁是出自福建的汉人血缘，因不愿被异族统治，才藉著劫富济贫来凸显民族大义。
廖添丁图像是留著长辫子的汉人形象，加上「抗日、反日」光环，使他升格为民族英雄，大大提升了廖添丁庙的形象与神明的正当性。
廖添丁是虚构传说？还是真有其人？文史工作者考证之后，确定廖添丁真有其人，他是台中清水镇秀水庄人，一八八三年出生，清朝将台湾割让给日本那一年，廖添丁十二岁，死时年仅二十七岁。他的生平传奇有大半是死后才塑造出来的，反日、抗日行动最被推崇，尤其是挑战日本警察的事蹟。
据说廖添丁小时候聪敏、机智，童年因家境不好帮人放牛，少年时到台北谋生，曾当过铁道工人，常看到日本警察或亲日的台湾富豪仕绅压榨台湾人，因而萌生反日思想。
更有传说廖添丁结交行走江湖的奇人异士，学了一身好功夫；可用随身的腰巾飞簷走壁、飞天遁地，也擅长易容术与少林武功，甚至会隐身术，能来去自如地窃取台湾总督府官印，及日本警察的枪械弹药。
在日本人高压统治下，廖添丁为了对抗日本政府，专挑亲日的台湾富豪仕绅打劫行窃，得手财物用来济助贫民；更多次殴打、羞辱日本警察，公然挑战日本人的统治权威，成为日本警察的头号缉拿对象。
根据现存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台湾总督府《凶贼廖添丁搜查报告》，发现在当时纪录中，廖添丁犯案累累，日本警察一直将他视为窃盗，而不是抗日分子。他一九○九年三月八日最后一次出狱，直到十一月十八日死亡的短短九个月之间，犯下包括杀警等五件重大刑案，才成为日本警察重金悬赏的要犯。
当时大名鼎鼎、神出鬼没让日本警察无法近身的廖添丁，戏剧性死亡震惊了台湾社会。有关廖添丁死因最具权威的资料应是当时台北厅长井村大吉向总督府提交的报告，其中指出：廖添丁曾和谢姓茶女同居，犯下五件案子后，谢女安排他藏身在今新北市八里区阡山的猴洞内，并委託她的小叔杨林送饭，不料杨林可能是贪图赏金，密报日本警察围捕廖添丁。
日本警察在杨林的前导下进入猴洞，两者保持十二至十五公尺距离，廖添丁睡眼惺忪起床，看见警察逼近，知道是杨林告密，举起偷来的警枪打算射杀杨林却卡弹，杨林则毫不犹豫地捡起身旁的锄头猛击廖添丁额头，日本警察没射出一发子弹，廖添丁即已气绝。杨林虽获得二千元赏金，但也因杀人罪入狱多年。
廖添丁的死亡太突然，让长期追捕却始终无功而返的警察很没有面子，当时官方的汉文报纸《台湾日日新报》报导：廖添丁是罪大恶极的匪徒，连他的家族都不齿他的行为；杨林因廖添丁和他的兄嫂发生姦情，同时觊觎廖添丁身上的钜款而谋财害命。
日本官方说法指称杨林与廖添丁狼狈为奸，互相残害，其实是为廖添丁戏剧化丧命的不合理情节寻求合理性解释；并用来警告台湾百姓法网恢恢，诸恶莫作。
按庙中所立＜廖公墓碑纪略＞记载：廖添丁被杀害后，第二天遗体双效合一，当时围捕廖添丁的日本警察之一松本建之的妻子在廖添丁死后突染怪病，群医束手无策，后来松本在乡人规劝下替廖氏立碑建墓并加以祭拜，他的太太不久后竟然不药而癒。但这个说法有些矛盾，廖添丁死后一天就建坟；若是廖添丁死后作祟让人罹患怪病，建坟时间理应更晚些。合理推测是廖添丁坟墓确实是由日本警察所建，但只是职务上必须埋葬死亡的罪犯遗体，与显灵作祟等事无关。
台湾民间有「幽魂崇拜」，主要祭祀无主孤魂和横死厉鬼。廖添丁因「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其法」而凶死，被村人奉为厉鬼。厉鬼有能力使信众有求必应，于是出现廖添丁显灵可以治病的传说。
一九一○年一月十六日，《台湾日日新报》报导：许多人相信「生时凶猛，死后必为雄鬼」，凡是感冒及各种季节性发生的疾病，到廖添丁墓前持香祈求庇佑，相当灵验，后来远近相传，膜拜者络绎不绝，仅几天，墓前连能插香的地方都没有了。
六天后，该报又刊出＜雄鬼为厉＞的报导：某位祈求廖添丁治病的村民，病癒后没有履行诺言酬谢，被廖添丁托梦责怪。这件事传开后，大家赶紧供奉牲畜，演布袋戏酬谢，到廖添丁墓参拜的人因此愈来愈多。
从当权者的角度来看，扰乱社会的刑事罪犯死后还继续影响社会风气、助长迷信之风，当然要介入处理。廖添丁死后三个半月（一九一○年三月四日），《台湾日日新报》又刊出＜非其鬼＞报导：记载了警察拔去廖氏墓碑、驱散信众的过程；但此后反而出现了信众跑给警察追的怪现象，经常是警察前脚刚离开，信众随后就开始集结祭拜，警察发现又前来驱逐。可见政治力量仍难以抵挡民间信仰的力量。
廖添丁的传奇故事在死后陆续被发掘、被铺陈，除了报纸报导带来的宣传效果，日本退休警官庄田和台北朝日座剧院老板高松丰次郎也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据《台湾日日新报》报导：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七日，朝日座剧院开始演出「改良戏」，由他们二人共同编剧，以警察搜捕廖添丁为主题，共二十馀幕。两年后朝日座再度演出「廖添丁」，甚至连夜演出廖添丁故事前后篇，戏剧内容虽是强调凶贼因果报应，却「颇投人好、观者满座」，可见受欢迎的程度。
此外，一九二一年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就选上廖添丁做为宣扬民族精神的榜样，将他的犯罪行为合理化为对异族的抵抗；同时间，台湾民间流行的「文明戏」中，则将廖添丁演成仗义勇为、除暴安良、劫富济贫的「义贼」形象、甚至是与日警对立的「抗日英雄」。
由于廖添丁剧情已经有了抵抗日本的行为，至日本统治后期就被禁演；但廖添丁的故事从未被遗忘，更成为八里的民间信仰。台湾光复之后，国民党政府为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凸显台湾人民受日本殖民逼迫统治，在一九五六年上映的《廖添丁传》电影中，廖添丁肩负鼓吹抗敌意识的时代使命，延续「劫富济贫、抗日英雄」等形象。虽然因廖添丁是盗贼，官方无法大刺刺在公开场合或教育上宣扬，但廖添丁的传说却颇能满足民众的心理需求，成为另类的爱国教育题材。
随后以廖添丁为题材的童书、戏剧、广播逐一问世，再加上以廖添丁为祭祀对象的庙宇所带来的影响，使廖添丁传说至今持续流传著。
从一介窃盗、杀人的「凶贼」跃升为正义的「义侠」，如此大的转变，台湾史上相当罕见。如今廖添丁庙仍是八里著名的风景名胜，信众们不见得关心廖添丁到底是大盗、义贼，还是民族英雄，只希望他能继续大展神威，满足他们心中祈求的愿望。
吴凤与廖添丁的传说在历史长河中，被各种因素与力量形塑，成为台湾人集体记忆与民间文化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