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贫困问题专家李小云扎根云南勐腊县贫困瑶族村河边村展开驻村扶贫，创造了复合型产业与深度贫困综合治理的河边扶贫模式，河边村2018年整村脱贫，成为全国著名脱贫村。
作为国内外知名发展学家，李小云将二十多年的扶贫经历汇集于《贫困的终结》一书，从微观视角见证了中国扶贫的全过程。以下内容为河边村脱贫实录，摘自《贫困的终结》。
李小云 著 《贫困的终结》中信出版社 2021年5月出版
重建一个“系统”---新建瑶族木楼
三月的河边村已入夏，日落后，山里凉起来。在这个深藏于滇南雨林的瑶族村寨里，几十栋木楼灯火渐消。黑黢黢的山路，忽而被大灯照亮。
白天，村里刚接待了一个不小的考察团。李小云给来宾们做报告，讲述河边村如何大变身，村民们布置会场、准备团餐，一直忙到天黑。四年前，自从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带着师生们住进来后，整个寨子像上了发条一样突突猛冲，全村200多口人忙得不可开交。
李小云住在坡顶，村民们都叫他李老师，只有小勇玩笑似的叫他“李老头”。他觉得这几年李小云老了不少，头发都白了。全村人都知道李小云睡眠不好。他一躺下就忍不住琢磨寨子里的事，他想重建一个“系统”。
李小云最初来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伴镇河边村，是在2015年初。那时，勐腊县还是国家级贫困县，背靠雨林的河边村还没有一条好路，一下雨，村民就被水堵在家中。
2015年3月，李小云在勐腊县注册了公益组织“小云助贫中心”（以下简称“小云助贫”），并招募了三个专职人员和不少志愿者，他在农大的同事和博士生也陆续进村。师生几人住在一间废弃的木屋里，这个住所也是李小云的第一间办公室。
曾经，这种木屋是村里最常见的房子——木板围一圈，石棉瓦搭个顶，矮小，无窗，开门才能采光。那时，人畜混居的情况也很普遍，村民们习惯散养猪和鸡，晚上就圈在屋里。
如今，这间老办公室成了个稀罕物，李小云把它留作“博物馆”。“现在进来看不到过去了，变化只有村民自己知道。”现在村里的57户人家，绝大部分已经盖起了新木楼，两层、三层的都有，单层面积普遍超过100平方米。
当地的异地搬迁政策落实到河边村，是在2015年下半年。村落中的住房规划更为集中，村民们开始盖新房。河边村是1982年由别处迁移而来，三十多年过去了，传统的木房普遍破败，但迫于经济压力，还没有一户人家建起新房。
就在那时，李小云的团队拿出了自己的规划方案——新建瑶族木楼。
“整个村，就没有一栋像样的住房。”这是李小云对河边村的第一印象。2015年8月，就在那间破旧的办公室里，李小云拿出来一张图，跟村民讨论他们未来的房子。
建新房前，李小云和村民开会讨论规划方案。“我跟志愿者讲，一定要做成有颜色的、好看的房子。”李小云还记得那天开会的场景，在破旧、昏暗的办公室里，他把设计图投影给村民看，村民们光着脚，坐在地上，彩色的图片放得很大。
“这么高，看着害怕。”有村民反映。那时，很多人都不相信，他们能住进这样的房子里。
邓雪梅家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时，她家正准备建房，木料已经储备得差不多了，李小云几番沟通下来，她家就成了瑶族新居的“示范户”。
新规划的房屋设计仍沿袭了瑶族传统的干栏式木楼，方便就地取材。木楼从房梁到围墙均为木质，上下两层，一层架空，二层住人。但这种木楼十分高大，村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房子，担心建不起来。
等真正施工起来，村民的房子越起越大，第一个试水的“示范户”，如今成了村里最小的房子。
在“示范户”的建设过程中，帮工的、围观的村民众多。很快，又一批新房动工，村民开始“放胆”。从2015年底到2017年中，整个寨子变成了一个大工地，油锯嗡嗡作响。回想起那时，有人直呼腰疼。
建一栋木楼，准备木料就要三五个月，从集体林中砍树、就地改成一截一截的原木、众人抬到路边、雇车拉回村里……房梁、木板、窗格、围栏，家家户户的房子都是村民们亲手建的。
小勇家是“示范户”后第一批建房子的人家。最初，家里计划单层建90平方米，实际盖下来，单层建到了130平方米以上，最终盖了3层。
至今，村里的57户人家中，46户已经全部完工，还有几户正在建设中。
打造高端新业态，力争摆脱“贫困陷阱”
瑶族木楼的设计，李小云琢磨了半年。他发现，当地瑶族的老房子都没窗、没阳光，因为山里只有木头，没有玻璃和砖头，老房子靠着木板的缝隙透进阳光，村民只有到外面去晒太阳。于是，他想建造充满阳光又有瑶族特色的房子，还能当作客房来赚钱。
“瑶族妈妈客房”是小云助贫团队的一个公益项目，通过社会力量的资助，他们帮助农户在自己家的住房中嵌套了一个“客房”，既能做住宿生意，也不影响自家的正常生活。
这种设计是很“小心”的，“刚去河边村时，根本没有我们这些外来者的空间，我们就慢慢往村子里渗入一些东西”。李小云希望，是瑶族当地文化包围外来文化，而不是反过来。
在建成的新居里，村民们依然在木楼下的架空层里烤火盆、抽旱烟，只是家里从此有了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除客房之外，村里还配套建设了会议中心、餐饮、酒吧等，主要接待高端会议和自然教育夏令营等团客。
“不是低端旅游，不搞烧烤，不搞餐饮，通过供给侧创新新业态搞高端。”李小云把客房的价格定在每晚300~1000元，“只挣一点钱，解决不了问题”。当初进村后，李小云组织学生挨家挨户走访调研，他们发现，村里几乎家家负债。2015年，河边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03元，而人均债务为3049元，支出主要集中于日常消费、教育、医疗，都是刚需，很难缩减。调研报告的诊断是，河边村陷入了“贫困陷阱”，没有收入的大幅提高，脱不了贫。
“为什么叫‘贫困陷阱’？就是说，即便按较高的增长速度9%来算，河边村的村民也要到2021年才能还清债务，要是有生病、教育这些额外支出，生活情况还会进一步恶化。”李小云说。
由此，一场河边实验开始了。师生们希望探索出一种路径，把村民拉出这个陷阱。
“瑶族妈妈客房”建成投用后，从2017年到2018年，全村来自客房和厨房的新增收入达到了80万元，户均增收达1.3万元，很多农户新增收入高达3万。
到了2018年春，李小云感觉到，河边村的发展才开始遇到真正的困难。
那时，他召集村民开了一次大会，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三年来，他只召集村民开过两次会。会上，李小云问村民：“如果我和其他老师都撤走了，你们还能有这样的收入吗？”他话音刚落，很多农民就齐声说：“李老师，你们可不能走啊！”
在过去一年多，李小云和同事、学生围着“瑶族妈妈客房”忙得团团转，联系各种客源，签订各种合同，想尽一切办法开具发票。团客来了，老师和学生们几乎都是接待员。
而在这个过程中，村民们几乎没有参与。“不是说我们不希望他们参与，而是所有这些工作，农民都做不了，这是扶贫真正的深水区。”李小云说。
产生现代化就业，留住更多年轻人
2019年春节前，在小云助贫的主导下，村里注册成立了“雨林瑶家专业合作社”，目前的主营业务就是“瑶族妈妈客房”。成立大会上，村民尹文刚发言：“我的大脑里面是空的，感觉好像就是一个小孩子，开始‘断奶’了有些不习惯。”最近几个月，他们正在学习用Excel制表。过去，他们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电脑。
26岁的周志学是合作社的首席执行官（CEO）。回村盖房前，他在外打工近10年，他打过水井，当过搬运工，最后开始学厨，川菜、粤菜、徽菜他都拿得出手，可让他用电脑打字，键盘总是显得“不听话”。
“让年轻人回村不是‘种地’搞农业，地也要种，但是这么多年轻人不能都种地，乡村要有新产业，三产融合乡村才能振兴。”李小云说，“我们要让乡村产生现代的价值，连城里人都想来，村里的年轻人才能不想走，青年人是趋现代性的群体，吸引年轻人的不是城市空间，是收入和现代的就业和文化，让村里合作社的办公室和城市的创投空间一样，他们就不想走了。”
所以，李小云和同事把村里合作社的办公室装修得和城里的一样，让“洋”入“土”，让村里也有自己的CEO。
村里，小云助贫的办公室建在半山腰上，这里也是合作社的办公地点。屋内电脑、打印机、会议室一应俱全。在李小云看来，只有在村里产生了现代化的就业，才更有可能留住更多的年轻人。
李小云坦言，河边村实验是不是可持续，目前仍是一个问题。将来，农民有没有能力把合作社运营下去，仍是一个未知数。在他看来，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合作社里年轻人的能力培养起来。
每一个细节，都要从头教起
平时，农大的老师出去办事，尽量会把周志学他们带上，让他们学着跟政府部门、各个机构打交道，每一个细节，都要从头教起。
最近的会上，董强老师对周志学提了一点建议——不抽烟。他希望周志学能跟别的村民有一点不一样，就从不抽烟做起。
在河边村，男人们几乎个个抽烟，家家喝酒。在村里的家庭日常支出中，烟酒的比例最大，占到了总量的25%。村里的青壮年男性几乎每天一包烟，价格8～11元不等，一年差不多要在买烟上花3000多元。
有些村外来的人会说：“他们就知道抽烟喝酒，活该穷！”李小云问过村民，能不能少抽点、省点。可村民说，柴火和香烟把他们一天的疲劳和烦恼都烧掉了，晚上，当李小云和村民一起烤火聊天时，自己的烟也会越抽越多。
李小云渐渐理解，让村民牺牲喝酒抽烟，换成存钱，这种努力注定是徒劳。
在这个封闭的山地村落里，整个村子就是一个大的亲属团体，福利分享和平均主义才是村庄的生存伦理：无论盖房子还是收甘蔗，村民都要相互帮工，主家每天管饭、管酒、备烟。
如何可持续脱贫？
四年共同生活的经历让李小云明白，这种类型的村庄，未来可持续脱贫仍面临着诸多挑战。
早在两年前，因河边村项目的扶贫创新，李小云获得了“2017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及今，项目日趋完善，成了众多相关机构、团体参观考察的样板。
20世纪80年代，李小云在原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开始从事农村政策研究，之后他在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人文发展学院等先后担任机构负责人。
研究扶贫理论二十多年，最后选择蹲在一个村庄里，在李小云看来，这是他自己补的一课，河边村就是他希望将传统与现代对接的一个实验。
一个村庄就是一个小社会，里面一样有斗争、有政治，李小云在村里始终能“摆得平”，这一方面由于他超常规的投入，另一方面，他刻意保持距离——他不希望和个别村民陷入特殊的关系，而是始终保持研究的独立视角。
多年下来，李小云时常能感受到村民发自内心的善意——他的睡眠不好，夏夜，年轻人们就到房子周边帮他抓蛐蛐。哪怕躺下，李小云的大脑也闲不下来，他总是忍不住琢磨村里的工作。
有时，李小云会跟李叔诉诉苦，说自己太累了。李福林是看着李小云变老的。这几年，李福林也觉得恍惚，村里总是忙忙碌碌，好像每年一下子就到了春节。
4年里，很多人的命运在悄然改变。务工青年周志学成了农业合作社的总经理，5户村民成了餐厅老板，40多户村民成了民宿主人，还有十几名学龄前儿童成了幼儿园的学生。
在小云助贫办公室的二楼，他们开设了一间免费的儿童活动中心，作为村里的幼儿园，18岁的本村姑娘邓颖当起了幼儿园老师——这是她初中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每天清晨，邓颖带着孩子们早读古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幼儿园里，自小说瑶话长大的孩子们逐渐学会了普通话，甚至比一些村外的小学生讲得还好。碰上夏令营的团客，孩子们就当起雨林小导游，他们从不认生，见人会主动打招呼，还习惯问一句，“你们是从北京来的吗？”这几年，众多北京来的师生进驻河边村，镇里把这儿叫作“小北京”。
如今，李小云待在北京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和几位专家出资在山顶盖了一所教授工作站，自此常住，这个工作站的客房也成了村集体收入的来源。河边会议厅和专家工作站客房给村集体带来将近10万元的收入。
在李小云看来，现在还无法真正评价河边村实验是否成功，“等过几十年，我们回头再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