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苦战14年的抗日战争史上，一场看似不存在的战争，却和战场一样残酷，那就是“查奸”。这场“战争”的重要性，就像1939年10月中共中央反间谍斗争决议中的原话：“(日本侵略者)秘密派侦探进入我们的内部，瓦解我们的军队和政权，破坏党的组织。”
如果我们看看抗日战争的真实历史，就会知道这样的判断并不是危言耸听。利用“汉奸”渗透瓦解也是日本多年来惯用的伎俩。
早在甲午战争前，日本就利用各种关系在中国大陆设立了日清贸易研究所、汉口乐善堂等机构。日本打着“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旗号，花大价钱购买间谍，大肆进行破坏活动。日本间谍在“肮脏特工”的帮助下，不仅轻而易举地窃取了北洋海军的机密，还在清军军官的保护下大摇大摆地返回日本。《马关条约》羞辱国家的第九条，还有更可耻的内容：中国不许惩罚汉奸。
在惨烈的抗日战争年代，日本的“汉奸渗透”战术愈演愈烈。例如，七八岁就写了一本书、享有“神童”美名、在民国文化界拥有众多粉丝的“精英名人”黄萌，被日军以特务身份拖下水，出卖了有关江阴要塞的战况信息，给淞沪会战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惨痛损失。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降官如发，降将如潮”的丑恶状态出现在“敌后国军抗战战场”上.
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争中，“特务”活动猖獗：例如1940年7月，在山东抗日根据地联席会议上，有两三个“特务”混进了代表的行列，被捕的“特务”中有一个实际上是日本特务机关的头目，他一个人就放弃了几万次的破坏活动。日本还在山东设立“傅玄班”等机构训练汉奸。仅在1939年，在日本侵略者“鲁南大扫荡”期间，傅玄就派了200多名间谍进入根据地配合日军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一些间谍渗透到根据地的领导层。
不仅在山东根据地，在其他根据地，“汉奸”的破坏也令人震惊：在陕甘宁边区，一些汉奸收买土匪，组成“暗杀队”，仅1939年就杀害了70多名共产党人。还有汉奸聚集帮派，疯狂抢劫政府和学校，甚至帮助日本人绘制地图搜寻情报。在山西、河北等地，一些被日军收买的汉奸还是未成年儿童。他们除了混进根据地打探情报外，还趁机毒井。仅左权县安瑶村就有18名村民同时中毒.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日军用各种方法收集“汉奸”:要么诱骗利用抗日军人家属，要么用汉奸钉头，在根据地搜罗候选人胁迫诱导。其他间谍要么利用“风险”混进人民军队，要么先混进地方武装或进步团体，然后等待时机进入根据地。有时日军还专门训练女间谍，然后让女间谍伺机接近根据地干部，用各种方法诱骗干部叛变.
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相持阶段，一方面抗战形势恶化，另一方面日军不遗余力地支援汉奸，加紧向根据地渗透。在抗日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人民军队更加难以“防汉奸”。然而，在这样一个艰难的门槛下，各根据地的军民面临着困难。
首先，一个重要措施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反汉奸”组织：以陕甘宁边区为例，当时形成了“边区反汉奸委员会”、“乡反汉奸委员会”、“反汉奸集团”等组织。除了教育群众反汉奸，查汉奸的一切线索外，对来历不明的人也要严肃查处。特别是到1939年，基层反强奸团体已经发展到10万人。山东抗日根据地还设立了“保密局”、“社保局”、“公安局”等机构，形成了严密的组织。
对于不同性质的汉奸，当时的人民军队也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对最十恶不赦的汉奸，特别是血债血偿的人渣“绝不放过”，坚决予以镇压。对于被胁迫的要素，则是“争取胁迫，影响无知”。比如苏中抗日根据地颁布了《自首条例》，敦促那些罪行比较轻的汉奸主动投降，立功赎罪，同时颁布了《紧急治罪法》，迅速打击了那些破坏根据地的汉奸。
抗战时期，那些为日本人卖命的内奸，都是怎么被查找出来的？" >
但是，想要完全清除内奸，仅仅靠正确的政策与完备的体制是不够的。所以在当时，“防内奸”最根本一条，是发动群众。比如当时的山东抗日根据地，除了编订各种小册子，分发给群众解释锄奸防内奸的意义，还组织群众组成了“自卫团”“救国会”等民间组织。陕甘宁边区的自卫军，平时参加劳动，战时参加作战，日常负责警戒工作。
事实也生动证明，当群众被发动起来后，那些日寇精心策划，看上去“谋略精妙”的“内奸破坏行动”，也就变得无处藏身。仅以陕甘宁边区为例，在抗战最艰苦的两年里，陕甘宁边区就破获内奸案件百余起，其他各根据地也随着多次成功锄奸，根据地日益稳定。各个根据地到1943年时，已基本恢复到日寇大扫荡前的规模，并开始了对日寇的反攻。植根于群众的“防内奸”工作，也是抗战胜利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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