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陶铸的“三风”
来源：党建微平台 作者 陶斯亮 系陶铸之女
我父亲陶铸于1926年入党。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我父亲一生忠于革命和党的事业。历经千辛万苦，他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深刻影响我的是他的“三风”:勤学苦思的学风，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严格自律的生活作风。
1954年，陶斯亮和他的父母在广州的家中合影
勤学多思的学风
我父亲的一生总是伴随着书籍。他爱读书，涉猎广泛，是个爱书如命的人。
他年轻时没受过多少教育。他只在私塾读了不到四年，小学读了半年，但他很喜欢读书，尤其是读《三国演义》 《水浒传》 《西游记》，唐诗宋词。他记忆力强，理解力高，能把书中的故事和生动的语言背下来，经常用孩子的声音形象地讲故事。当老师在课堂上提问时，他经常回答问题。
1918年，我的祖父陶郑铁被勾结政府的土豪无辜杀害。他父亲刚满10岁，很小就辍学，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1921年，在当地恶势力的逼迫下，父亲不得不离开家乡，去安徽芜湖的一家木材贸易公司当学徒。1925年，父亲迁居湖北武汉，在汉阳竹木利津局任文员。在武汉，他开始接触进步思想，经常去中华大学参加关于时局的辩论赛，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在一位热心大学生的指导下辅导数学和物理知识。
1926年，他18岁的父亲被送到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非凡的革命生涯。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无论父亲在哪里，无论斗争多么激烈，环境多么艰苦，他总会抽出时间去学习。1933年5月，因被汉奸背叛，在上海被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狱中，父亲埋头苦读，深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系统阅读政治、经济、历史、文艺等领域的书籍，并着重学习《史记》 《昭明文选》 《古文观止》等经典著作。1937年9月26日，父亲被党组织从狱中解救出来。他幽默地说：“我在这里上了四年大学。”
父亲不仅勤奋学习，而且勤奋思考。1940年，父亲来到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期间，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宣传部部长，参与延安整风和军政工作的有关工作。他参与编写的《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重要学习资料。他主持的《官兵关系》 《军民关系》、《领导作风》三个练习册，是当时指导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文件。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从小养成了学习和思考的习惯，写日记，定期总结自己的优缺点。父亲一有时间就跟我总结，帮我修改日记和作文。当他真的没有时间时，他请他的秘书帮助他。有一次，父亲应胡志明的邀请去了越南。根据组织安排，我和妈妈曾治也去了那里。从越南回来后，父母给了我一个任务：“给胡志明叔叔写封信，感谢他的热情接待。”当我写信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合适的词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当我抬起头，看到房间里有一幅“然而，虽然中国保持着我们的友谊，天堂仍然是我们的邻居”的字画时，我把这句话用了出来，给我父亲看。父亲看了看，说：“这句话怎么会用在这里？你小时候怎么能跟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自称知己呢？”我有点不服气：“为什么不能叫我知己？”父亲耐心的给我解释，让我明白了不能用这句话的原因。父亲的言行激发了我的学习兴趣，让我养成了深入思考的习惯，让我受益终身。
注重调研的工作作风
父亲总是关注现实，反对空谈。对于工作中的问题，他总是就地调查，集中群众的智慧，然后提出解决办法。他曾经说过：“调查、研究、检验一切，都是我们工作方法中的重要方法。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这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基本方法。”这是父亲多年革命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1949年1月，平金战役进入关键时刻，党中央指出必须解放北平，但不能破坏北平的古建筑。这时，父亲担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奉命盛装进入北平与傅将军商谈和平解放北平的问题。他提前派人去找著名的建筑专家梁思成，要求他在地图上准确细致地标注出北平城古建筑等重要文物，以保护这些文物在谈判失败，需要武力进攻时不被炮火破坏。后来在双方的努力下，谈判成功，北平和平解放，城内的古建筑全部保存下来。
在广东省和中南局工作期间，父亲每年拿出三四个月甚至更多的时间深入基层调研指导。1959年，广东各地刮起“一级两调”之风，进行“穷过渡”，在群众中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乱。父亲实地考察了东莞、曲江等地，反复向干部群众说明，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谈什么“过渡”，扎扎实实地发展生产。《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颁布后，父亲根据条例精神，对农村分配制度、管理制度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认真总结试点经验，进行推广。在调查研究和独立思考的基础上，父亲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对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起到了积极作用。
1963年
初，为了制订广东省促进林业发展的相关政策，父亲深入肇庆、湛江等地调研林业生产情况。当他了解到林场职工存在口粮短缺问题时，当即指示陪同的地县领导解决这一问题，每人每月至少供应10公斤，不够自己再种点杂粮。当他了解到林场工人大部分是临时工时，指示林场应将他们改为固定工，让他们把家属带来一块劳动，使他们安下心来，以场为家。一路上，父亲就这样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指导工作，给各级干部留下了深刻印象。
严以律己的生活作风
父亲几十年如一日，严格自律，清正廉洁，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他主持广东省和中南局工作时，无论到哪里检查工作，总要“约法三章”：不准请客，不准迎送，不准送礼。并让随行人员监督检查。他下乡蹲点，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父亲的带动下，广东省委和中南局机关一直保持勤俭办公的好作风。
1951年9月，父亲从南宁返武汉途中，经过老家湖南祁阳，他从大革命失败后离开家乡，未再回过老家。在南宁时，他买了一筐广西产的香蕉、菠萝等水果，准备顺路回家看望一下我奶奶，事前没有将此事告诉任何人。火车到了黎家坪，离祁阳还有15公里左右，那时没有出租车，只好租了辆马车代步。到了祁阳，父亲先到祁阳中学看望时任祁阳中学校长的我伯伯陶自强，参观了以爷爷陶铁铮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当时，奶奶住在姑姑家。午饭后，父亲坐了6个小时的船来到潘家坪姑姑家，看望了奶奶。第二天早饭后，父亲才回到他的老家石洞源。不料，头晚我伯伯打了招呼，当父亲走到山口时，就看到家乡的群众拿着彩旗，敲锣打鼓 ，燃放鞭炮欢迎他。见到这一幕，父亲生气地问：“这是干什么？谁让搞的，快叫他们回去，不然我就不回村了。”父亲进村后逐户访问，并到设在祠堂的小学校里开了座谈会，倾听老乡们的意见。关秘书等随行人员跟着父亲在伯伯和姑姑家各吃了一顿饭，按照规定，随员不能白吃，经党小组议定，在伯伯和姑姑家的抽屉里各留下50万元 （相当于币制改革后的50元）。回到武汉后，关秘书向四野政治部副秘书长刘雪初报告，经批准由财务处报销了。父亲知道此事后，立即手拿100万元（相当于币制改革后的100元），找到关秘书严肃地说：“关相生，我不是早跟你说了吗？这是私事，怎么能让公家报销？”第二天，关秘书到财务处交了钱，拿回条子交给父亲，被他当场撕毁了。
1961年10 月，父亲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二大，苏方给每个参会外宾发了600卢布零用金。父亲用这笔钱买了一台除草机、一个吸尘器和一台幻灯机，送给了相关研究单位。父亲回国后，我问他：“爸爸你出了一趟国，给我买了什么礼物呀？”他说：“爸爸没给你买什么礼物，只买了几件工具回来研究。”
在物资供应紧张的年代，父亲听说毛泽东带头不吃肉，便积极响应不吃肉。1962年春节，中南局机关杀猪，每人分3斤猪肉过年，我们家算上秘书、司机、警卫员和公务员等，共分了18斤猪肉。父亲回来一看就发火了：“你们不知道我不吃肉吗？为什么不送回去？”母亲曾志解释道：“这是我的意见，因为这不仅有你的，还有司机、警卫员的。”“我不要，他们也不要，都送回去。”“你是领导，你可以讲风格不要猪肉。人家司机、 警卫员不是领导呀！机关每人一份，应该给他们嘛！”父母亲就此吵起来了，声音很大，最后父亲还是接受了母亲的建议，说：“把分给我的猪肉送回去，分给他们的那一份就给他们留下来吧！”
父亲去北京工作前，因住房很陈旧，广州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在他外出时维修了一下，花了15000 元。事后，父亲认为不该办这件事，便自己拿出15000元交给管理处，并在会上作了检讨。父亲平反后，军区党委认为此房修好后父亲就去了北京，实际上没有住，决定将15000 元退还给母亲，但母亲说：“这是陶铸同志生前决定的事，不能更改。”
1969年11月，父亲蒙难病危时赠给母亲一首诗，其中有这么一句：“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这正是父亲一生严以律己生活作风的生动写照。我永远怀念人品高洁、心底无私的好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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