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如：我在北京大学工作，但我不在中文系
吴小如老师(1922-2014)
拜访吴小如先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想法。5月18日，北京大学举办了《学者吴小如》出版座谈会，其实也是为了纪念90岁的诞辰老师，他的学生用这种简单的方式祝贺他的生日，因为他声明不组织生日聚会，不接受礼物。那天，他因病无法露面。寿星缺席的生日聚会真的很感人。
吴先生师从游国恩、俞平伯、等老师，深受学界推崇。他对《先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的贡献深受学生赞赏，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好评。他编辑的《中国文化史纲要》多次转载，获得“北京大学优秀教材”的美誉。
近年来，他被称为“森林警察”，对学术界对不良现象的批评毫不留情；他学京剧，写了70万字的《吴小如戏曲文录》；担心父亲说自己“做生意做得不妥当”，便以“少若”为笔名发表小说、诗歌；他擅长书法，但从不把自己当“书法家”；他对自己说：“教育是最大的快乐，讲课是主要的爱好”。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孜孜不倦地教学了28年。他为什么选择离开？为什么90岁的吴小如像小学老师一样坚持纠错？他心里藏着什么心事？
6月18日，记者如约拜访了吴小如老师。房间布局不大，家具也是80年代的立柜和平柜，床上的书报摆放整齐。老师很瘦，但是精神很好。他说他有些顾虑，因为他一旦说出来，不过是些过时的、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话。
真学术伪学术不分
我们总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是社会从上到下对知识分子及其学术成就不够重视。此外，伪学术和真正的学术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伪学术越多，越容易名利双收，越容易取悦读者。比如央视的“百家讲坛”，不能说是误导观众。我只看了老朋友周的讲座，其他的都只是一瞥。有的讲师连基本常识都过不了，原文全错，但名气大，出书多，市场广。
有人谈到《红楼梦》，受到周的好评。但是，不管他说什么，他继续写《红楼梦》，卖得很火。要我说，都是伪学术。
学术普及，一定要传播对的，不要传播错的，不要曲解古人的话。真正有学术价值的东西是无法普及的。只能是部分学术已经比较吃香了，不能要求所有的学术和研究学术的人都吃香。流行的东西可以提倡，不流行的东西不能无动于衷。要普及先进的知识，真的有这样的需要，一定要用正确的方式介绍。大众化不能庸俗化，不能媚俗化。
我的一个学生彭庆生，十年写了《红楼梦》，赚了《初唐诗歌系年考》，36万字。稿费他一分钱没拿到，就买书送人了。现在学术界都是这样的趋势。学术文章越多，你就越要付费出版。在这种情况下，学术可以复兴吗？
为什么离开北大中文系
中文系的陆志伟先生和高先生与我没有私人关系。1951年，他们把我从天津调到燕京大学一年。1952年，我留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很多事情都是例外。如果讲师没带研究生，我带研究生。当时我是讲师，印了几十万本教材，被美国几所大学用作古代汉语教材。夏志清在《香港文学》第一期上写了一篇文章，说任何用中文工作的人都应该读读吴小如的《国学研究丛刊》。现在很多学者都在编文学史。编很多书没用，课时太少。当时我在中文系讲文学史，一个周六的课都上不完，现在也上不完。学生一考研就很忙。他们不关注专业课，只关注外语和政治。书就是书，课堂教学就是课堂教学，不可替代。
我当讲师28年了。1980年中文系第一次恢复职称评定时，我从讲师直接成为教授，工资增加23元。文革结束，中文系党委开会。我的几个学生是党员。他们透露：“做‘后秋会计’对你不好。”在中文系，主要是人事问题。1952年到1980年，我在中文系，班级最受欢迎。结果，我的学生告诉我，任何人都可以被提升，但吴小如不能被提及。
不在中文系，因为中文系的环境，对我很不好。离开中文系，决定转学中华书局。所有的文件都被转移出去了。王学珍是一所古老的北京大学。他来道歉，说你是北大老人。别去。我说：“我是北大的看门人，但不是中文系的。”
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周一良和邓光明负责照顾毛璐。他们劝我说：来历史系！我不是搞历史的。到了历史系之后，没有发挥出自己的长处，成了边缘人物。在周一良先生的书里，他说我在历史系没有被重用。他们调我去培养年轻的教授和研究生，但我只培养了一个人：孔。1991年，我69岁退休在历史系。《读书丛札》，有同学提到我不应该离开中文系，但我是文革后第一个离开的。有一次，我在吴组缃发表演讲，纪念诞辰诞辰100周年。全体观众为我鼓掌。中文系的头坐在我旁边，坐不住了。他做了很多“补丁”，解释了很久。说实话，“我爱我的国家，但是我的国家不爱我”。
我不写传，不给自己树碑立传
学生们说要给我过90岁生日。我很开心。其他人死后，他们制作了一个纪念收藏。我活着的时候看这些文章是想看看大家是怎么评价我的，这样我死后就不会看不见了，也就是说我提前听到了追悼会的悼词。其实收集的文章都是
是捧我的，但每篇文章都有实际内容。作者里有些是我学生，有些是学生的学生，好些我都不认识。看了以后，我想：这评价准确吗？好话说得太多了。我有一个学生已去世，叫沈玉成，写文章批评我对他不留情面。他说：“连我这老学生都受不了，所以吴先生到处受挤兑碰钉子，一生坎坷。”我几十年的处境就是如此。
但是我没后悔过。我这人，一向就是主张表里如一，而且我做的事情都是光明磊落的，我对名利看得很淡。名利对我来说根本是身外之物。当我年富力强，我想培养青年人，青年人不找我；现在有些人要来找我，可是我年纪老了，又有病，处境不好。
“言寡尤，行寡悔”，是说做人说话要问心无愧，做出来的事情不至于做完后悔。但是这话有意思，人不可能一辈子不说错话不做错事。不管别人满意不满意，而是自己不说违背良心的话，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不是说，说的话一点儿没错，不做别人不满意的事情，那就变成滑头了。
有人劝我写回忆录，我不写。写回忆录等于给自己树碑立传。邓广铭先生生前有一句话：活着时绝不给自己树碑立传。
学术警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古人说，吉人词寡。我还是说，有机会我还是说，我对于简化汉字有一个意见，让简化汉字能够永远生存下去，首先得把本身的缺点都克服了，才能在社会上站得住脚。简化汉字出来五六十年了，一点儿没改。武松的“松”和肉松的“松”变成一个字了，还有“种”，宋朝有姓这个姓的，念沖，现在变成种地的种，不在简化笔画，而在于把字合并了，可是在繁体字里，这个字还有它的生命还有它的用处，这样不就毁了吗？
好多广告也好，文章也好，只要有繁体字，就老出错。有一本杂志用繁体字，可是老出错。它的书在香港台湾北京同时出版，这不丢人吗？我要求学生懂繁体字，懂草书，懂古文字。有人问我，念中国古典的东西有什么必读书，我说就两本，或者说是三种，一个是《四书》，过去清朝有一个话：“诗四观”，诗是《唐诗三百首》，四是四书，观是《古文观止》，要我说，国学必读书要这三种就足够了。把这三种书从头到尾都念过，都背过，那你的国学基础比现在硕士、博士、博士后都要强。
有人称我是“学术警察”，我对这些也不在乎。要我说，现在不是学术警察太多，而是太少。我就觉得，电视、电台、报纸都是反映文化的窗口，人家看你国家的文化好坏都看这些个窗口，结果这窗口漏洞百出，好些是乱七八糟。我看不过去就写文章，别人认为我是多管闲事。
我二十几岁时写过大量书评，不是所有事情全锋芒毕露，我还有做人的原则，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还有一条，己之所欲，不强施于人。否则，必然很糟糕。
我不是书法家，我是教书匠
我是文革后加入作协的，1950年代初，北京第一次文代会我参加了。我年轻的时候的确是想当作家，后来发现不行，我兴趣不在文学创作，而在于研究古典。1940年代，我写过短篇小说、散文，写过古体诗，用的都是假名。我父亲认为在报纸上投稿是不务正业，所以我年轻的时候用“少若”的名字发表作品。我在作协登记时，笔名就这一个。
我教中学时，要教文言文和古诗。我不想做古文家，也不想做诗人，我为了深入作品，我就实践。所以我会写文言文，会写旧诗，那还是二十几岁，为了教书，才下那个功夫。
那时我替沈从文编副刊，邵燕祥来投稿，那时他才15岁，我比他大11岁，我们俩加起来不过40岁。可是邵燕祥大量的散文、小说、诗歌大概经我手发表的，很多很多。
书法最关键的是，功夫在书外，意思就是说，有两条，一是多念书，一是做人要好，这是最基本的。我父亲有一条，做学问首先是做人，首先人品要好。这是中国传统的美德。到书法本身，只有一条，就是路子正，别学邪门歪道，古人讲横平竖直，写字，字得规范，写出来的字得规矩。临帖，最好不临古里古怪的帖，也别临颜柳的帖，劲都在外头，搞得不好容易出毛病。最好还是先练“二王”的字，王羲之、王献之，我说过一句话：“学书必自二王始，譬犹筑屋奠基址。”
父亲认为我写楷书不够料，上中学后写草书还像样，父亲说就走这个路吧！到我教书了，我就不练字了，可是我有一个学生，是钮骠的哥哥，叫钮隽，他跟我学写字，他说，您有基本功，为什么20年不写字，假如不撂下，至少写得比现在好！这算是给我的警告，三年困难的时候，好的纸张没有了，我的钢笔都是名牌钢笔，怕在坏纸上写把笔磨坏了，太可惜，就用毛笔写讲稿。从那会儿，一直到2009年我生病，我一直在练字。我到现在感激他。
现在人人都是书法家，我不承认自己是书法家。得在书法史上起一定作用的人，才可以叫书法家。我不是书法家，我是教书匠。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2年0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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