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刚建立的时候，几乎完全继承了秦朝的制度文化。毕竟秦朝当时建立的各种制度无疑是很好的。但是秦朝因暴政而灭亡的教训就在眼前，汉朝一定不能重蹈覆辙。更何况汉朝是秦朝之后建立的新王朝，旧套新套并不格格不入。新的朝代自然是要有新气象的，所以秦朝提倡的“法家”在汉朝也不可能表面上那么鼓吹。
还有当时的社会情况，记录在《汉书食货记》:
韩兴，秦国贫穷后，群臣共升，百姓失业，大饥荒。每米石五千，人吃人，死者过半。天子既然不能有酒，反而会坐大车。
可以看出，从秦到汉，战国，秦的农民战争，秦的伐秦之战，楚汉之争，这些长期的战争对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可以说是民不聊生。
新建的汉朝，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之后，已经是一片废墟。它需要的是自由放任和自由的经济措施来维持社会稳定。
俗话说，统治世界容易，统治世界难。这时，最早提倡黄老之学的陆贾对刘邦说：“陛下虽马上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治国。这是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
刘邦觉得很有道理，便让刘甲总结秦之死的经验教训，以供参考。在此基础上，刘嘉根据黄老的思想，结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写了一本名为《新语》的书，向汉高祖刘邦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
从此，既符合当时社会环境需要，又符合汉初统治者需要的新治国理念“黄老之学”登上了历史舞台。
黄老的学问，主要是以道、法为主，还采用了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的思想。可以让秦朝的制度文化在汉朝得以贯彻，法家思想以另一种形式悄然活跃。毕竟从黄老政治的实际情况来看，黄老之学是一种帝王艺术，本身就是对秦朝暴力政治的一种修正，是法家相对温和的治国手段。
黄老的学问包罗万象，认为“贵在静，民为己所决定”，主张“存苛事，少注重富贵，不夺人时”。主要是让统治者“无为而治”，掌握政治要领，不要过多干涉，让百姓休养生息，社会经济恢复发展。
因此，在汉初极其萧条的社会经济形势下，前期的统治者大多是无所事事，采取黄老思想领导的“放松、放松”政策，实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对汉初的社会经济恢复和生产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此外，汉代曹参对惠帝提出的“与民同眠”政策使“黄老之治”闻名于世。吕后、文帝、景帝都对黄老的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也带来了历史上著名的“文婧之治”。据记载，闻婧时期仓库里用来串钱的麻绳已经腐烂了，但是钱还没有用，可见当时社会的繁荣。
然而，虽然汉初统治者的“无为而治”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长期的“无为而治”也逐渐暴露出各种社会矛盾。
黄老的学习缺乏进取精神，是“不够主动”。社会的发展应该是积极的，但是黄老的学习是一个很难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积极因素。在黄老研究的长期影响下，不仅汉代出现了政治危机
毕竟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所以社会制度也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做出相应的改变或改革。
但是新旧交替总是坎坷的，儒教的提议早在闻婧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其中，极力主张变法的贾谊，主张伐藩的袁家生等儒生，与黄老学派的学者争论不休，都被黄老学派的人和王公所压制。虽然被打压，有的甚至死亡，但也把儒家思想带到了舞台上。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是在长期积累下顺应时代发展和统治者需要的命题。
汉武帝即位时，汉朝经历了文化和风光的统治，社会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时，随着地主阶级的强大，封建统治者在政治和经济上进一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已成为迫切需要。
也可以理解为，在汉朝统治者“无为而治”的政策下，天下人都“放任”太多了，要拿绳子收。这是汉朝统治者的想法；事实上，统治者过着富裕的生活，然后他们不再满足于自己的权力。他们想要有更多的权力，他们不想听到不同的声音，因为这样会动摇他们的统治地位，所以他们要牢牢地掌握权力，牢牢地控制世界上所有人的思想。
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不过是交给统治者的绳索。既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又满足了统治者巩固统治的需要。而且董仲舒的主张迎合了汉武帝的性格。
但是为什么是儒家呢？所谓“百家”肯定不止是儒家，而是儒家在这一时期成为了一个有头有脸的学者，甚至可以处于“排外”的地位。
秦朝崇尚法家，打压儒家，甚至埋书埋儒。那个时期是儒学的低谷期，秦朝却崩溃了。司马迁《史记》多次提到汉朝的统治者喜欢报考汉朝的艺术。对于儒家，他们推崇法家的手段。
只是汉朝刚建立的时候，汉朝皇帝刘邦出身卑微，不懂文墨。他对采用哪种想法没有任何偏见
颇，能亲近刘邦的儒家学者们就在他的耳边念叨儒家思想的好处，所以刘邦虽然“不好儒”，但是天天听到这样的“洗脑”再加上儒家思想的确实有用，怎么样也会对儒学重视些许。
刘邦作为汉朝的开国皇帝，他重视儒学，那么他的下面的那一代代继任的汉朝皇帝定然对儒学也会有所重视。就此，儒家思想虽然没有成为汉初所推崇实行的统治思想，但是也为自身的发展赢得了一个很好的机遇。
而且汉初所提倡的黄老思想又给儒学积蓄力量和复兴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因为汉初虽然提倡黄老思想，但并没有实行思想专制，且学术范围宽松，民间各家学说都有传授，而儒学的传授则是更为兴盛，如此，就为以后的儒家思想登上独尊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最先提倡黄老之学的陆贾就是儒生出身，他的腔调背后居然有一个带儒家色彩的理想，而且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丝毫没有矛盾的迹象，他的理想是：
邮驿无夜行之吏，乡闾无夜名之征；犬不夜吠，鸟不夜鸣；老者息于堂，丁壮者耕耘于田；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学堂）而教诲之。然后贤愚异议，廉鄙异科，长幼异节，上下有差，强弱相扶，大小相怀，尊卑相承。
陆贾所作的《新语》更是开启了贾谊、董仲舒的思想，成为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先声。
此后就是贾谊、晃错、辕固生等人在文景时期把儒家思想抬到台面上，接着就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学说并不仅仅只包含了儒家思想，他的学说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汇合了法家、道家、阴阳家、墨家等等各家的精华，将儒学变得更加适应社会，更加适合皇权的统治。
所以汉武帝才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真正确立了儒家思想的官方正统地位。
虽然汉武帝尚刑罚，重酷吏，重本抑末等这些用的都是法家的手段，但是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就是在另一层面击败了法家，只要“独尊儒术”，儒生就可以慢慢地把那些严刑酷吏改造，实行孔孟之道，使其更加人道主义化。、
儒家思想在长期的发展中并没有固守己身，而是在保留核心思想精华的同时顺应社会的需要，取各家之长，弃己之短，形成了更加具有生命力的儒学，所以比之法家，当时的儒学更适应社会的需要。
从提倡黄老到独尊儒术，汉朝统治意识形态的转变，除了顺应社会从民生凋敝、经济衰败到国泰民安、社会稳定的发展，符合了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的所需，其中还反映了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之间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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