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在宋代大历史学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载中，这个奇特的场景充满了丰富的信息：天宝十年(751)正月初三，正好是大唐美女杨贵妃的“养子”安禄山四十八岁生日的三天后。三十二岁的杨贵妃命人用锦绣做了一个大宝贝，洗完后将“大宝贝”包裹在安禄山，然后由丫鬟们抱在后宫里，喊着给安禄山“洗三”。听到这个消息后，“普拉蒂尼”唐玄宗李隆基也笑了起来，给了“娘俩”一堆“洗黑钱”。
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场景，也叫多少后人在读唐史时摇头，反复感慨这个“大唐普拉蒂尼”李隆基有一颗大心。其实这就是唐庙里被称为大量花边八卦的场景。没有多少人想象到有什么“隐藏的秘密”。相反，是一种自唐朝以来越来越兴盛的中国传统习俗：洗孩子的仪式。
洗涤仪式，即婴儿出生三天后，家里为孩子举行隆重的沐浴仪式，唐代也称“洗三”。例如，唐高宗李治(唐玄宗的祖父)出生三天后，唐朝的宫廷也举行了类似的庆祝仪式。盛唐时期，“洗童礼”的内容是固定的，除了给婴儿洗澡，还要举行盛大的宴席，长辈要给“洗童钱”。特别是这笔“洗黑钱”不是唐玄宗送给安禄山的。在他对王茂忠早恋三天后，唐玄宗还送来了大量的金帛。在唐代贵族圈子里，这是一件很热闹的事。
唐朝以后，“洗童礼”由宫廷走向民间。特别是到了宋朝，司马光编辑《资治通鉴》的时候，“李羲儿”成了一个很活泼的“Xi二回”。但与唐朝不同的是，宋代的婴儿只有在出生三天后才“降脐艾灸”，然后在满月时聚集亲朋好友，用香喷喷的汤把孩子洗好。从清末到民国初年，中国南北各地都有不同的“洗孩子”习俗，在笑声中见证了多少深厚的亲情。
因此，与这种习俗相比，杨贵妃给安禄山“洗孩子”的场景和唐玄宗开心地给“洗孩子钱”的场景，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他们是“66岁的普拉蒂尼”、“32岁的干妈”和“48岁的养子”，但仍然是“一家三口”的“正常家庭娱乐活动”，是很合理合法的。
今年“三口之家”的“洗涮仪式”所包含的真实历史信息，不是“内部秘密”，而是一场发人深省的政治秀。
让我们谈谈唐玄宗的李隆基方面。就在“洗礼”前，他认安禄山为“养子”后，天宝九年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这是唐代“节度使封王”的第一个先例。然后不遗余力地在长安建安禄山公馆。安禄山入住后，唐玄宗平日派人送他们去安禄山。然后，安禄山四十八岁生日后三天，这个热闹的“洗礼”。所有的兴奋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争取这个看起来单纯可爱的“胖儿子”。
因为，这时候的唐玄宗还不知道，唐朝的军事实力外重内轻，传统的官兵制度早就废了。唐朝三分之二以上的精锐士兵掌握在我们边城的时代手中。只要能把安禄山争取过来，把兵交给他，大唐的江山就好打了。但唐玄宗不知道的是，对于“儿子”安禄山来说，这个“洗涮仪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节目，——。
要知道，安禄山可以从一个边防军一路爬到“东平郡王”的高位。除了会玩，还有两种法宝。首先是“卖傻”，也就是装傻。举个例子，每当此时的大唐宰相李对安禄山表现出一点不满的时候，“杨贵妃的好儿子”立刻在床上大叫起来，喊个不停“我死了”。甚至有一次他遇到了王子(未来的唐肃宗)，但他故意拒绝崇拜，大喊：“什么是王子？我不知道。”。这么傻，还叫唐玄宗对这个干儿子，彻底放了心。
但比“麦代”更致命的是他的麦芒。尤其是与唐玄宗杨贵妃建立“三家”关系后，安禄山卖孟更是没有底线。除了被当做“宝贝”对待，每次看到“米歇尔普拉蒂尼干妈”，他都崇拜“干妈”杨贵妃，因为“我们家的习俗是先敬妈后敬爸”。甚至在他“安史之乱”前夕，也就是天宝十三年，他故意去华清池表示忠心，在唐玄宗面前哭得像个孩子。从此谁敢说“安禄山要造反”，唐玄宗什么也不说，直接捆住此人，送他去安禄山。
这种“卖傻卖可爱”掩盖的，是安禄山的日常准备：在三大边陲重镇挟持18万精锐士兵，用自己的心腹悄悄替换2500多名军官。
在老窝范阳储备了充足粮草。而后在天宝十四年突然一扯反旗，给歌舞升平的盛唐来了场致命一击。这全程操作，也是靠“卖萌卖呆”坑来的。那距离“安史之乱”不到五年的，那场笑翻后宫的“洗儿礼”，就是重要一步。如果要问“人的假面具多可怕”，就可以瞧瞧安禄山。
当然，这“洗儿礼”的热闹里，掩盖的不止是安禄山的祸心，同样更有他对这个大唐帝国，深深的恐惧。
虽然“造反”这事儿，安禄山处心积虑了多年，但他一直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怎样强大的唐朝。后人常叹息安史之乱前，边镇节度使就已掌握了重兵，但至少在那时，唐朝的军政运转依然是正常的。哪怕是手握十八万大军的安禄山，理论上说也是掀不起风浪的。像安禄山躺在床上大呼“我死矣”的那一幕，其实也有真心在里面——唐朝那时若真“惦记”了他，他还真离死不远了。
可以说，当时安禄山“卖呆卖萌”有多拼，他怕大唐就有多深。
而安禄山“造反成功”的难度，也在他造反后得到了验证。虽然一开始节节胜利，一路打下了洛阳。但接着唐王朝就稳固了潼关，李光弼郭子仪的朔方大军，更朝着他的范阳老窝杀去。河北十七个郡很快又回到唐王朝手里，“称帝”没几天的安禄山，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气的他冲着两个亲信谋士破口大骂：“自关以西，不跬步进，尔谋何在，尚见我为？”当时的他，真是离脆败不远了。
而这，恰是安禄山“卖呆卖萌”背后，唐王朝最让人可叹处：无论在“安史之乱”爆发前，还是在“安史之乱”爆发早期，唐王朝明明有一堆最优方案，可以迅速解决安史之乱，甚至继续维持这个“盛唐”局面。但唐玄宗君臣却选择了最愚蠢的路线：先是简单粗暴的“父子亲情”笼络安禄山，而后又以简单粗暴的瞎指挥，白白葬送了哥舒翰大军，替安禄山打开了潼关大门，叫这原本已是绝路的“安史之乱”，又活活肆虐了六七年。
以这个意义说，安史之乱的教训，好些都有着永不过时的意义。
而说完了这个典故，很有必要再说一嘴的，就是这桩典故的记录者——《资治通鉴》的主编司马光。
作为北宋时代最伟大的史学家，留下宝贵文明遗产的司马光，显然是带着无尽的悲愤反思，来记录“安史之乱”历史的。但如何能避免“安史之乱”教训呢？后来从“学界”跨界到“政界”，在宋神宗驾崩后“上位”的司马光，却从历史中总结出了更简单粗暴的教训：为了防止“安史之乱”这样的悲剧，我们就不要发展军备了嘛。比如王安石的富国强兵，完全就是瞎胡闹嘛。只要我们限制军队，爱好和平，那就“顺其自然，天不灭宋！”
就是在这样的思路下，“王安石变法时代”的“保甲法”“军器监”等重大改革被废除了。甚至宋神宗年间，大宋将士浴血收复的西北国土，竟然也被司马光大笔一挥，差点全数割让给西夏。安焘、孙路等大臣拿着地图，愤怒指给司马光看：把这些国土割让了，西北危险了，西北保不住，中原也危险了。到时候你负得了责吗？可司马光却是铁了心：米脂等战略要地，就这么“割”给了西夏。
更严重的后果是，西夏拿走了领土，反而对大宋边陲变本加厉侵扰，临终前的司马光，就这么被啪啪打了脸。而军事改革的废止，也让短暂雄起的宋军，又继续陷入积贫积弱的泥潭。最终如司马光所愿，北宋晚期的大宋，到处军队缺额严重，河北边境许多要地的驻军，竟然只有千把人。然后就“顺其自然”变成了金人眼中的肥肉，蒙受了靖康之耻的耻辱。
几百年后，明清许多学者复盘这段历史，也是达成了共识：而激靖康之祸者君实（司马光）也——就是司马光惹的祸。
当然，司马光该负多大责，这个有待商榷。但无可争议的是：倘若后人从历史的教训里，找错了教训内容，后果，恐怕就是新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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