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流传下来的各种古籍中，《列子》这本书被公认为充满了神秘色彩。
例如，它的作者仍然有争议。有人认为是战国时期思想家列子的著作，有人认为是西汉学者刘翔的补充。也有人认为这本书与列子、刘翔无关，但却是魏晋人的伪作。一般认为，《列子》的其余八篇，先后被西汉的刘翔和魏晋的张占整理过，可以称之为几回之镜。
让很多人争论不休的是《列子仲尼篇》第三部儒家圣人孔子的一句奇特的话。当宋太宰问孔子“可是哪个是圣”时，孔子突然发出了一声长长的感慨：“西方人有圣，谁治不乱，谁自信不言，谁改变不了自己，谁就不能出名”。也就是说，西方有一个圣人，他不治国，但是很稳定。不说话的人对他深信不疑。不教育百姓循规蹈矩的人，不知道怎么夸他。这是圣人。
从后世很多人的角度来看，孔子口中的“西方圣人”，就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这句话也让很多人奇怪地喊出：释迦牟尼和孔子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是在千山万水之隔，没有现代媒体和网络。孔子如何能隔空叫好，称赞“西方圣人”？现代学者梁启超等人认为，这明明是魏晋时期，有人“挟私货”入本古书。
当然，也有人持不同看法，尤其是孔子口中的“圣者”到底是不是释迦牟尼。南宋学者黄镇认为孔子提到了“西方”？西周旺姆年间，“西化之人来”，当时佛教还没有建立。这个“西化的人”是不是也指佛教？所以孔子关于“西方圣人”的言论是《列子》中的“但是寓言”，就是以此为类比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不是特指释迦牟尼。
按照这些人的看法，《列子》中的这个记录是真是假，孔子的“你知道释迦牟尼吗”等话题，必然会让很多“业内人士”继续争吵。但有一个事实是不争的：与中国人在后一个时代所走的“闭关锁国”和“狂妄自大”的弯路相比，从战国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中国人有着广阔的视野和积极的学习精神。
就古代中西文明交流而言，虽然我们常常把张骞的“空心化西域”作为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中的一件大事。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张骞通西域”前的几百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很多。战国时期洛阳古墓出土了地中海的玻璃眼珠，战国时期的盔甲上也发现了带有外来文化的动物图案。俄罗斯巴泽雷克古墓出土了中国的丝织品、漆器和铜镜。公元前416年左右，中国在希腊波斯典籍中被称为“居鲁士”。
在释迦牟尼的故乡印度，了解中国的人很多。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的印度史诗《摩柯婆罗多》中，中国被称为支那，是秦国“秦”字的音译，甚至从中国传入印度大陆的铁器也被称为“秦”。
张骞在“掏空西域”时，也在中亚大元国市场看到了四川出产的布匹和商品。经过仔细询问，他得知这些“四川货”是从印度大陆贩运过来的。随着汉代边疆的发展，一条连接云南、贵州、四川与印度大陆的“蜀毒之路”也在汉代至魏晋时期兴盛起来。
也是在西汉时期，刘翔整理《列子》的时候，也是中国古代对外交往活跃的时期。不仅陆上的丝绸之路贯穿欧亚大陆，汉代的海船也不断拓展新的航线。当时，从广东出发的中国船只可以航行到斯里兰卡。中国的丝绸产品向东流，海外的玻璃和毛纺产品不断进口。东汉时期，印度大陆的佛教也传入中国，引发了中外文化的碰撞热潮。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列子》中这段名为“孔子疑谈佛”的对话，引来了各种猜想。
当然，这一时期进入中国的外来文化不仅仅是宗教。比如在汉代楼兰王国遗址上，考古学家发现了罗马壁画。壁画的主题是佛教故事，但绘画风格是罗马风格。甚至图中王子驾驶的马车也是来自罗马的欧洲马车。汉代库车地区的壁画，多有古希腊风格的美人鱼插画。如果这些地区位于西域，受到外来文明的影响是正常的，那么东汉时期河南唐河汉墓的石像上也有罗马式和希腊式的图案。
看看这些照片
，就知那个缔造了繁荣中华文明的两汉时代，亦是怎样一个高度开放文明的时代。这样积极开放学习的态度，或许也正是某些“玩双标”“移花接木”“搞污名化”的“海外精英”们，根本理解不了的。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中国人的地理观也大踏步前进。公元3世纪左右的中国典籍里，就详细记载了波斯湾、阿拉伯海等周边地区的地理地貌，以及安息、大秦、黎轩等国的风土人情，甚至还包括了罗马帝国等国家“国无常主”的政治制度。这样开放的视野里，用外国的圣人来“不过寓言”，留下《列子》里那一段奇特言论，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情。
而更值得我们深深铭记的，却是古代中国这样一段胸襟开阔的岁月，因为有开阔的视野，汉朝的使团和船队，才走到了更远的地方，为古老中国带来了新鲜的外部信息，火热的思想碰撞与积极的学习，才造就了两汉辉煌的时代，推动着中华文明的不断进步。“孔子有没有聊佛祖”这事儿，至今争议不少，无争议的却是一个永不过时的历史经验：开放带来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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