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朱元璋参与起义以来，他与文人交往了近半个世纪。他对待文人的态度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在他赢得天下之前，他倚重文人，他的优遇是人所共知的；独霸天下后，惨屠文人，文网秘籍与清代文字狱无异。
他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源于他对夺取和巩固政权的努力。
01 朱元璋得天下之前重用文人的原因：夺取政权
治国是统治者的普遍规律，但朱元璋并没有两者兼顾。甚至在几千人陷入困境的时候，他也不忘网罗学者，赞美军机。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从元朝的覆亡朱元璋看到了吏治的重要性，而要整顿吏治便非起用文人不可。
出身贫寒的朱元璋，在草蜢中崛起。他在军旅生涯中学会了阅读和写作。虽然他的诗不是没有艺术表现力和艺术风格的作品，但也有意味深长、清新灿烂的篇章。他曾经说过：
“我是一个农民，但是从来没有接受过老师的教导，但是我读书写字了，我放心了。”
这并不夸张。多读书让你明白。从历代兴亡中，他体会到了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即使在创业时期，也要注重文学的统治。元末之乱，他的身体见证了。在他看来，袁钢被免职是因为元顺帝的非人事任命和腐败的官员管理。
元初士人虽被重用，但在天下安定后转向鄙夷士人。朝廷大臣自然用蒙古来孝敬老人。有一段时间，他们去了“江淮省，无人不知文墨。”胸无大志，能晋升到他的省份，自然不会有什么成就。而这些弊病，在我到达元顺帝时，已经病入膏肓，不是药石可以治愈的。国家倾覆，就是弄巧成拙，怪不得别人。
朱元璋曾经说过，他必须在元氏县，而不是其他人。所以他虽然从军，但很注意吸引文人，谈住宿，叹：
“黄高以武起家，照顾儒家，见儒家乐，以致儒家无寿，但厚而俗。”
第二，从长期的统一战争中看到了文人的重要。
元末出现了刘福通、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于震、陈友定等人的起义军。他们的实力和威望远超朱元璋的能力，但他们的兴盛也是突如其来的，他们的死亡也是一种病。究其原因，沉迷于武术，不注重文学和治疗，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陈友谅曾经是最厉害的一个，但是他手下没有一个书生。他只靠武力，所以坚持不了多久。被张士诚重用的黄、蔡、叶，虽被称为文人，但都是一群贼痞无赖。他们除了恶政，什么好事都做不了，结局自然不得而知。剩下的人就更自卑了，只能成为别人的鱼，而不能一统天下。
有鉴于此，朱元璋“初渡河时，见豪杰多骄，自吹自擂。皇帝克己，求贤士，敬客礼，听其言，日夜忘其倦。”只要有天赋，朱元璋就会立刻使用。朱元璋的突出之处在于他比别人更看重知识分子，能正确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当然，文人投靠朱元璋也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众所周知，文人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不能靠自己让世界变得安全。如果他们想显示自己的野心，就必须依附于某个封建皇帝。但当时的文人是被鄙视的，甚至说九士十乞丐，科举几次升废，文人没有实现治国理想的土壤。
读书人事业没了，只好另谋出路。环顾元末起义，只有朱元璋豁达大度，自然来找他想办法。
朱元璋对文人的重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尊重和尊重文人。朱元璋未得天下，就失去了下士的地位，打听长辈的风声，甚至以诗词歌赋奖励文人，深得文人的欢心。我给刘伯温写信时，态度很低，虔诚地写道：“不要向老伯温老师低头。”
许大到镇江时，特意拜访了当地学者秦。当朱文正、李文忠等。来到后，朱元璋亲自与他相迎，并经常向他们询问时政。朱元璋入浙，聘刘伯温、沈晔、张仪、宋濂，恭谦曰：“吾乃天下曲四之师。这些都是其他群体无法企及的。
其次，要知人善任。一个皇帝再厉害，没有一个有才华的助手也成不了大事。为了不重蹈元朝的覆辙，更新吏治很重要，而要更新吏治，必须从用人入手。朱元璋说。
“做人的方式就是因为材料而被任命.工具大的或者能力小的欠缺的，或者能力小的不足以成为大事的，用的人都在审视自己的耳朵。”
朱元璋对下属的才能了如指掌，可以因材施教。武将许、等，授，兵于外；常遇春勇猛善战，所以被当作先锋。对于文人来说，或命谋士荣机，或让其治理地方。如下，安徽当涂先用李希，后用徐苑；用湖北黄冈的陶安；王宗宪被夏宁月等利用。
此外，他还对人才提出了一些要求。1368年，当他即位时，他颁布了一项法令：
“天下刚定，连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帮助人民的，有仪式。”
之后，朱元璋让各地提高自己的才能。明初吏治相对明确的原因，显然与他重用文人有关。综上所述，朱元璋采纳文人的建议无非两点：一是控制军士，不乱杀掳掠，二是革除劣政，提倡便民。
02 朱元璋取得天下后屠戮文人的原因：巩固政权
朱元璋黄袍加身后，一反常态，反而屠戮文人。原来兔子死了，狗煮了，小鸟们都在低头躲着。这是
封建帝王惯用的伎俩，但残酷如朱元璋者，实在是并世无两。拿他的前期和后期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
从1384年到1396年，即他死的前两年，前后达13年之久，死者不可胜纪。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被杀者多达十二万人。除此之外，还有“洪武四年录天下官吏、十三年连坐胡党、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大戮官民，不分臧否”等四次屠杀。正如赵翼所说：
“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
那么，这一戏剧性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朝廷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
在取得天下之前，朱元璋和部下同心同德，和睦共济，矛盾还不明显。到取得天下之后，这些文臣武将拜相的拜相，封侯的封侯，情况就有了变化。一方面是武将恃功骄纵，违法乱纪，如朱亮祖“所为多不法”、周德兴“营第宅逾制”、蓝玉“骄蹇自恣，多蓄庄奴、假子，乘势横暴”弄得民怨沸腾，倘不加以制止，万一激成民变，大明江山也就岌岌可危。
另一方面是文臣如李善长、胡惟庸等淮西系统官僚，窃弄权柄，独断专行。胡惟庸当丞相时，生杀罢黜，有的根本不向朱元璋请示。而朝廷内外的官员上书言事，必须自己先看过，对自己有害的则藏匿不闻。这又是朱元璋所不能容忍的。
鉴于元末纪纲废弛导致亡国的教训，为了巩固刚刚取得的政权，同时为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朱元璋决定对这些文臣武将严厉镇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便不惜制造一系列的冤狱，凡是对明朝统治有危险性的文武官员，动辄赐死。而每一次制造冤狱，都有大批无辜的文人被卷进旋涡而丢掉性命。
第二，出于猜忌。
1352年朱元璋从军时，才25岁，到兴文字狱时，已是年近花甲的垂垂老翁了。“太祖春秋高，多猜忌”。他恐怕一旦撒手尘寰，辛苦挣得的江山会被别人篡夺而去，因此对任何人都存有戒心。
他本来答应的“凡仕元者，皆予录用”，似乎是胸无城府，但又晓谕徐达等密加防范：
“元省院官降者，今俱遣来，处我官属间，习而后用之。夫人藏其心，不可度也，吾虑或昼臣而夜盗。”
本来朱元璋曾下令广辟言路，甚至草野微贱，都可上书言事，洪武元年又下诏：
“日月之行，犹有薄蚀，联凡事岂必尽善，台臣久无谏诤，抑联不能受耶？”
似乎是虚怀若谷，但到了1390年，又因妄言罪而杀人。如亲侄朱文正，因“亲近儒生，胸怀怨望”而被鞭至死，亲甥李文忠也因左右多儒生，礼贤下士，被毒杀。号称吴中四杰的明初著名诗人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均死于非命。
如果说朱元璋在称帝之前，曾有过贤才济济的兴旺景象的话，那么，到了他晚年，已是一番万马齐喑的萧瑟景象了。
第三，出于为子孙万世基业铺平道路的考虑。
为了巩固朱氏天下，朱元璋可谓费尽了心机。他有子二十四人，洪武元年，封长子朱标为太子，其余诸子皆次授以王爵。美中不足的是，朱标仁柔，不似乃父刚烈，一旦君临天下，朱元璋手下的文臣武将，他未必驾驭得住，这是朱元璋日夜忧虑的。
因此，最好的办法，便是趁着自己在世之日，将文臣宿将一网打尽。一次，朱标规劝朱元璋诛杀过滥，但结果却是：
“帝默然。明日，以棘杖遗于地，命太子持，太子难之。帝日：汝弗能执与使，我雕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险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
就这样，昨天帮助他打天下的文武大臣，今天却都成了“险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了。因此，朱元璋每次制造冤狱，都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屠杀。
1396年，朱标又一病不起，其子朱允炆继立为皇储，而四子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早就虎视眈眈，凯觑帝位了。朱元璋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因此，在他离世之前，仍念念燕王不可不虑。
为了防止朱棣勾结文臣武将篡权，便更加拼命屠戮功臣。但是，事情并不像朱元璋所设想的那样美妙，追到靖难兵起，朱允炆手下既缺乏运筹帷幄的谋士，也没有克敌制胜的武将，帝位终于被朱棣所攘夺，这个结局，是朱元璋始料所不及的。
朱元璋迫害文人，花样之离奇、手法之恶劣，实在是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归纳起来，其手法大致有以下4种：
第一，大兴文字狱。
如前所述，朱元璋晚年疑心甚大，老怕被别人捉弄。本来，他当和尚、参加农民起义军，是一段光荣历史，但到当皇帝后，就讳莫如深了。对于臣下的奏章、诗文，都要细加详追，尔后深文周纳，陷人以罪。
比如“生”音近于“僧”、“则”音近于“贼”、“殊”为歹朱等都要忌讳了。如“遥瞻帝扉”读作“遥瞻帝非”、“天下有道”读作“天下有盗”如此等等。凡是犯了这些禁忌，一律杀头。
这些例子，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即使没有诗文，也要以其它名目治罪。甚至看到一幅一个赤脚怀抱西瓜的妇人的图画，也要命军士屠杀居民，空其室焉。因为怀抱西瓜是隐喻淮西，而马皇后是淮西人，赤脚则是讥诮马皇后脚大。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这种防不胜防的文字狱，使得人人自危，连礼臣也不敢为文了，不得不请求朱元璋降下格式，惮便遵守。
第二，凡不愿和朱明王朝合作的文人，一律格杀勿论。
朱元璋曾下过一条法令：
“率士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如洪武元年征文人秦裕伯，秦以病坚辞，朱元璋便手谕威胁，秦怕杀头，只好束装赴任。在他身边虽然集中了那么多文人，但并不认真使用，大臣如走马灯似地更迭。
他当了31年皇帝，仅户部、刑部二部尚书就更换了80多人，其它官吏更迭之勤，也就可想而知。朱元璋初起事时任人唯贤的原则，这时已抛到九霄云外了。
第三，无罪罪人。
朱元璋登位后，朝廷大臣天天在忧惧中过日子。甚至京官每天入朝时，必先与妻子诀别，等到晚上无事则相互庆贺及暮，以为又多活了一日。
武将在胡惟庸、蓝玉两狱后，已丧失殆尽。功高如徐达，也因赐熟鹅肉致死。文臣如李善长，因与胡惟庸为姻亲而赐死；宋镰因孙子宋慎为胡惟庸党而赐死，赖马皇后营救，被贬谪至茂州，却死于途中……
类似的例子尚有不少。袁凯、郭兴等人更是靠着装疯，才捡到一条性命。朱元璋所发明的廷杖，不知又有多少人血肉横飞，毙命杖下。
第四，设立“锦衣卫”机构
1382年，朱元璋设立了“锦衣卫”机构，进入这个机构的尽是凶顽不逞之徒。他让这些人作耳目去侦察大臣，文武大臣举手投足，都逃脱不了特务的监视。赵翼曾认为朱元璋此举是：
“虽不无矫枉过正，然以挽颓俗而立纪纲，固不可无此振作也。”
这个看法是不足取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修明法纪和滥杀无辜是两回事，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在朱元璋所杀的人中，有些固然是罪有应得，但更多的却是无罪被诛。如果认为不分青红皂白而一味屠杀，便能挽颓俗而立纪纲，那是十分荒唐的。
综上，朱元璋重用文人，固然值得称道，而他屠戮文人，又使得他成为历史上最刻薄寡恩的皇帝之一。不过，批判他屠戮文人，并不意味着他仅是一个暴君，从而抹杀他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若就其一生来看，自然有许多功绩是不应该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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