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自新浪历史博客。在古书的史书记载中，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对古代饥荒的描写，“干旱”、“饥饿”、“流离”、“到处饥饿”等恐怖场景，让很多历史读者读了心里热血沸腾，但也叫一些“聪明人”来拍脑袋：“古代的动植物资源那么丰富，
那么，古代饥荒中的“渔猎渡荒”思想靠谱吗？确实，有靠谱的时候。在各个朝代的饥荒季节，流离失所的人经常进入山区，以打猎和捕鱼为生。最有名的是唐末住在嵩山的“山棚”，基本上就是全国各地逃难的流民。但更残酷的事实是，面对破坏力极大的灾难，“渔猎”的方法基本上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没用？明末大饥荒时，原籍陕西安塞县的官员马茂才在《竹书》中有一段自述：在马茂才看来，自己是在全国很多地方当官，或者是在辽东战场上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见过什么样的惨景，但都是“没像看到的那么惨的人”。也就是说，即使是战场上血肉模糊的大山，也没有饥荒中的灾区那么惨：陕北大旱之后，简直是“草被烤焦了”，老百姓只能跑到山上吃树皮野草。当树皮杂草被吃光时，它们只能吃泥土。“再过几天，他们就会死于腹胀和下坠”.
在近代史上，保守估计清末饿死1000万人，就是一个生动的写照：在直隶、山西、陕西等受灾省份。“村里都有”，整个村子都饿死了。也有“望地”的受害者。活人吃什么？先是苜蓿和柳叶，然后是杂草和树皮，家家户户“多年未见食粮者”。灾区的孩子都是又瘦又肿，让他们去钓鱼打猎？近乎疯狂。
所以，一旦发生这样的灾难，即使可以靠大山吃饭，大山里的动物大部分都会跑掉，尤其是在“草木枯”的干旱时期，河流会干涸很多。如果有鱼虾的话，怎么可能养得起这么多受害者？
对于饥荒中的人来说，“饿死”往往只是苦难的开始。先是鼠疫肆虐，大量受害者死亡，然后带来了大面积的鼠疫。比如明末大饥荒中的河南是“瘟疫”，开封府下的舞阳县在瘟疫中“死19”。荥阳县死人太多，以至于春天三月“路上没人”。然后就是持续的动荡。比如马宇才的家乡安塞，幸存的受害者为了生存开始“聚在一起偷盗”，然后一路去抢一路，“彻底抢了”.
当饥荒引发的动乱发展到一定规模时，震惊全国的是混乱。在一系列连锁反应下，周边没有饥荒的地区自然受到了无情的影响。或者以席卷明朝北部的“明末农民起义”为例，不仅灾区在动乱中成为血流成河，原本富饶的江淮地区也在一波战争和敲诈勒索中遭受重创。官员徐表头取道江淮入京，看到了当地“蒿满路，鸡犬无声”的惨烈景象。在这个春耕季节，他走遍了江淮的农村地区，甚至连一个种地的农民都看不见.
这惨烈的一幕让崇祯皇帝看到徐彪打得稀稀落落，他也一边看一边流泪。再哭有什么用？就连明朝也在这个时候进入了“倒计时”——。如果说饥荒就像一个王朝的伤口，那么“救灾不力”引发的各种恐怖就像各种激烈的并发症，一轮又一轮爆发，直到完全吞噬了这个王朝的生命。明朝的灭亡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所以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王朝，相对于“让老百姓捕鱼打猎”的馊主意，在“饥荒问题”面前，聚焦的是一件大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重视粮食安全”。
在这个问题上，从元末大饥荒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明朝，曾经是“弦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不仅延续了宋元时期的“常关”政策，还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储备库”，不遗余力地储备粮食。晚年在位时，明朝有一个盛况是“富县仓多，赤腐不宜食”。甚至在“放粮救灾”方面，明朝官场也曾出现过“红线”，——官员未能提供救灾，可能被处死。如果灾情紧急，当地官员可以不请示，先开仓放粮。
丰富的粮食储备曾是明朝璀璨的“名片”。明末，拉达、利玛窦等外国传教士都记载了明朝“远比欧洲富裕”的繁华景象。即使万历十年的改革家张去世，明朝仍是“太仓粟能养十年”，只有太仓积粮“十年不能食”。理论上，这样的阿明王朝完全可以抵御任何饥荒。
取代明朝的清朝，也记住了明朝建国后“饥荒亡国”的教训
”不敢放松。特别是雍正年间时，经过“摊丁入亩”等一系列改革，清朝的粮食储量达到了惊人的二千八百万石。乾隆皇帝登基后，更把储粮标准提高到了四千八百万石。追求“十全文治武功”的乾隆，在粮食政策上却无比务实，乾隆年间的救荒政策，不但彻底取消了官定利息，且有严格的“各省互救”国策，千方百计杜绝饥荒。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明清两朝都曾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那么为何在其末世时，都出现了景象惨烈的“奇荒”现象呢？因为破坏“粮食安全”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就以明朝为例，虽然明朝历代帝王，都高度重视粮食储备，但随着明朝政治的腐败，丰厚的储粮也成了官员眼中的肥肉，贪占挪用粮食成了惯用套路，就连一度遍布全国的“预备仓”，到了明末已彻底不见影，许多“预备仓”甚至改建成了王府。万历“亲政”的几十年里，由于他擅做甩手掌柜，明朝的粮食储备更是锐减，比如万历四十六年时，“天子脚下”的京仓，竟然就“仅有两年之积”，通仓“仅半年之储”。
外加明末商品经济发达，原本作为“产粮区”的江南地区，大批农田都改种了经济作物。而在全国各地农村，大批农民都扔下土地涌入城市，哪怕北京周边农村，也是“土旷人稀”，一批批农民进入城镇矿山谋生。粮食产量自然锐减，就算在经济富庶的苏松地区，明朝万历晚期的十年里，粮食价格竟不知不觉涨了一点六倍。表面繁荣下，已是巨大的粮食危机。再然后，就是明末大乱里，“缺粮”的晚明王朝，陷入到一轮轮困境里，直到灭亡。
晚清年间的“丁戊奇荒”，更是“人祸破坏粮食安全”的写照。在“丁戊奇荒”前的二十年里，出于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北方各省大片良田都改种了鸦片。比如在“重灾区”山西省，全省五百三十万亩农田，有六十万亩种上了鸦片，于是山西境内哪里产烟最多，哪里就“饿毙者多”。在山西境内大片“罂粟花”下，受灾百姓多达五六百万，“每日饿毙者何止千人”。丰厚的鸦片收益，喂饱了极少数蛀虫，也碾碎了清王朝的“粮食安全红线”。
这一幕幕并不遥远的景象，对比“灾民捕鱼打猎”的遐想，怎能不让人深深思考？
而比起那些让我们不忍直视的惨痛教训来，同样需要后人明白的是，无论身处任何一个经济发达的时代，“粮食安全”“饥荒”这些字眼，都不是一个遥远的词汇。联合国最新的报告告诉我们：目前全球就有六点九亿人处于饥饿状态，也就是说至少每11个地球人里，就有一个人正在挨饿。以这个意义说，珍惜眼前的生活，珍惜每一顿饭每一粒粮食，就是当下我辈的“粮食安全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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