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蒋经国在沙滩上打老虎
编者按：因为老虎吃人，所以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在不断地打老虎。最古老的虎扑是冯富的虎扑；谈论最多的打虎是宋武打虎；最悲壮的虎扑是蒋经国和上海。
1948年8月，蒋介石派蒋经国到上海“打虎”，实行经济管制，以挽救因内战而迅速发展的巨大经济危机。江到上海后，采取群众运动和铁腕手段，实行“限价”，打击投机倒把的“奸商”，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然而，由于和蒋介石为私利而包庇孔家，不得不辞职离开上海。
蒋介石节俭、诚实、自律，并调查和制裁了孔府的腐败。然而，他很担心，不能残忍。最后，由于宋美龄的关系，他在孔令侃和扬子公司问题上犯了错误，失去了治理“巨人”和强大资本的重要机会。
当蒋经国和上海打虎的时候，
蒋介石派蒋经国到上海“打虎”，蒋经国豪气干云，决心大干
1948年8月，蒋介石任命前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为经济调控主管，蒋经国为助手，挽救了因内战而迅速恶化的巨大经济危机。虽然蒋经国被称为助手，但他实际上承担全部责任。
蒋经国深知，活跃在上海前台的商界领袖的后台是南京的党和国家要员。任务很难。上任前，他对父亲说：“上海金融投机机构都与党、政、军政要关系密切，有他们撑腰。所以以后阻力会很大，要断感情，贯彻切刀精神。”
蒋介石支持蒋经国的铁拳。9月7日，蒋经国亲自回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虽然蒋介石对上海官商勾结的严重局面感到痛心，但他对蒋经国的“成就”喜上眉梢，并“非常激动”。对蒋经国的工作感到满意，9月19日晚，当蒋介石和宋美龄乘车赴南京东郊时，他们约好了妻子支持蒋经国在上海的倡议，“规划京儿的未来，不亏不盈”。
当时上海最大的“老虎”是孔祥熙和宋蔼龄的儿子孔令侃创办的扬子建业公司(以下简称扬子公司)。9月29日，陆家湾派出所向上海市警察总部报告，茂名南路与长乐路交叉口的英尚力泽公司的汽车店内存放了大量物资。经济警察大队和局里一起去检查时，发现该地区有大量物资，都是扬子公司的。此外，在大同路277号和虹桥路的仓库中也发现了该公司储存的大量材料。30日，奉命查封所有材料。10月2日，上海《正言报》发布了一条题为“巨人惊人囤货案，扬子公司仓库被查封”的消息，副标题为：“新车近百辆，零配件、西药、呢子数百箱，价值连城，无巨额外汇，正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货主孔令侃已于昨晚被发配进京”等。
扬子公司被查封后，孔令侃致信蒋经国交涉，称扬子公司营业额不大，查封的东西已在社保局登记，事发后孔令侃已乘夜班火车离开上海前往北京。孔令侃不仅是孔祥熙和宋蔼龄的长子，而且与宋美龄关系密切。宋早年流产，但从未生过孩子。她很爱她的侄子，把她当成自己的，细心的培养和照顾她。
宋美龄突飞上海，上海报纸的报道发生微妙变化
10月3日《正言报》后，上海三大报纸陆续报道了扬子公司被查封的消息，但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申报》的题目是“获得扬子建业资料，呈送经济管理局”。这份报告不仅比《新闻报》更为吹捧，其内容更强调“以上材料已上报主管部门”；二是强调相关报道不实，声称“直到谣言传出，才查获大量新车和呢子，这不是真的”。根据上海市警察局特别刑事处的官方文件，举报《大公报》的内容与《申报》类似，但其标题为“扬子公司举报材料权限内有案”，说明查获的材料已经“举报”并记录在案，意在告诉读者这不是什么大事。
只相隔一天，三份报纸和《正言报》差别很大。其原因在于？原因与孔令侃急赴南京、宋美龄急赴上海有关。扬子公司被查封的那天，孔令侃飞到南京向宋美龄求助。《新闻报》报道孔令侃乘夜班火车去南京。两种理论在孔令侃去南京使用的交通工具上是不同的，但是9月30日去南京的行程是一样的。据中央社报道，宋美龄于10月1日9时乘专机抵达上海梅岭。《申报》、《正言报》、《正言报》的低调处理，显然与孔令侃和宋美龄抵沪的紧急互动有关。
蒋经国的困难与矛盾
根据蒋经国的脾气和一贯作风，扬子公司缴获了如此大量的囤积物资。当然，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在——年检查、拘留和调查它的主人孔令侃。然而，蒋经国觉得他抓不住它。
以孔令侃为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扬子公司，属于实力雄厚的资本(当时称为“豪门资本”)。成立于1946年4月，注册资本1亿元，1947年资本增至10亿元，分成100万股，孔令侃占24.9万股。这家公司有着悠久的声誉。1947年7月，大量外汇的申请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感。大量囤积物资的发现自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满甚至愤怒。许多人主张立即逮捕孔令侃。据当时蒋经国的密友贾一斌说，有一天，他问蒋经国：“孔令侃的案子能办吗？”蒋经国假装没听见，没有回答。贾一斌又问：“你要去办孔令侃案？”蒋经国说：“塔斯社发表了一篇评论上海‘打虎’的文章，称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是危险的。”说
完便不再吭声。贾亦斌当时对蒋经国仍怀有希望，过了几天，再到蒋经国的住处，对他提出：“你对孔令侃一案究竟办不办？如果不办，那岂不真像报纸上所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了吗？”蒋经国本来情绪就不好，听了贾亦斌的话，便将沙哑的喉咙放得特别大，嚷道：“孔令侃又没犯法，你叫我怎么办？”这时，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和愤怒从贾亦斌胸中涌起，一拳击在桌上，大声反驳说：“孔令侃没有犯法，谁犯法？……你这个话不仅骗不了上海人民，首先就骗不了我！”
蒋介石来到上海
蒋介石自北平赶到上海
东北战局逐渐转向有利于中共。林彪实行“关门打狗”方针，先围锦州，企图卡断东北国民党军退往关内的通道。由于锦州危急，蒋介石于9月30日自南京飞北平。10月8日上午，蒋介石先后与侯镜如、陈铁、傅作义等将领研究东北作战计划，但是，当日下午，蒋介石却突然乘中美号专机，飞抵上海，住进东平路官邸。
当时宋美龄到上海后，即乘中秋节之机召见蒋经国、孔令侃，企图调解这两个表兄弟之间的矛盾，蒋要孔“顾全大局”，孔则大吼：“什么！你把我的公司都查封了，还要我顾全大局！”两人大吵起来。蒋经国临走时表示：“我蒋某一定依法办事！”孔则回答：“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墙！假如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当即气得宋美龄面色煞白，手脚发抖，急忙打电话给在北平的蒋介石，说是上海出了大事，要蒋介石火速乘飞机南下。蒋介石到上海后，当夜与宋美龄“月下谈心”。同晚见到上海出版的《大众夜报》，其第一版报道为《扬子囤货案，监委进行彻查，必要时并将传讯孔令侃》。该报并配发一篇社评：《请蒋督导为政府立信，为人民请命》，中云：“政府究竟是要豪门呢？还是要人民？将此处决定。”
蒋介石阻止监察院调查
扬子公司案件发生后，在南京的监察院迅速注意到此案，决议派员调查。院长于右任将这一任务指派给了监察委员熊在渭与金越光。二人于10月7日抵沪，自12日起，先后访问上海市政府、上海市经济督导员办公处、上海警察局、上海社会局等处，会见蒋经国，并且询问了孔令侃本人。
10月18日，蒋介石自北平致电上海市长吴国桢云：，以保护“商民”和“商营事业”为盾牌，批评监察院超出其职责范围，对于如何处理孔令侃及扬子公司，无一语涉及，相反，却严厉批评监察院“对商营事业无理取闹”，要吴国桢转嘱孔令侃“聘请律师进行法律解决”，实际上是在鼓励孔令侃抗拒调查。
扬子公司的囤积物资履行过“登记”，不好随意逮捕，但是封存、查核，以便判明其罪或非罪，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需的，蒋介石反对、制止监察委员的调查，而又不下令其他机构调查，其包庇行为就十分明显了。11月4日，蒋经国将孔令侃的囤积清单交给蒋介石，蒋介石阅后很生气，日记云：“本日经国报告，孔令侃囤积居奇，见其货单，痛愤之至，故今日情绪更觉抑郁矣。”然而，蒋介石也仅止于“痛愤”而已。
扬子公司案激起了监察委员们对宋子文、孔祥熙家族的声讨热情，蒋介石本来认为，中国国情和西方不同，“未至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只能“自讨苦痛”。早在10月16日，他就在日记中批评立法院、监察院的委员们不守纪律，和党，和政府，包括他这个“领袖”矛盾、对立。10月23日，立法院举行时局谈话会，有立委激烈地批判政府，发言说：“人事破坏法统，贪污无法惩办。如宋子文套购外汇，扬子公司的囤积嫌疑，至今也莫奈何。其次，例如豪门问题，至今没有办法。试问现在政府的权贵哪个不是豪门？哪个不是老虎？号称打虎的蒋经国，又有什么办法！”
蒋介石与蒋经国
行政院取消“限价”，蒋经国辞职离沪
蒋介石阻止调查，扬子公司的案子办不下去，其他事情自然也难于推动。10月16日，蒋经国在《反省录》中承认：“扬子公司的案子，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蒋介石下令阻止监察院调查的当日，蒋经国约吴国桢、宣铁吾等讨论目前经济问题，“可以说没有一个是支持政府政策的”。蒋经国在日记中自称：“今日在精神上受到极严重的压迫，未安睡。”此后的一段时期内，蒋经国既感到行政院方面的动摇，也感到自己的话越来越没有人听。10月27日日记云：“在前半个月我的话是不会打折扣的，而现在则不如前了。”
10月28日，蒋经国到南京参加经济管制会议，“大家都主张让步”。会议决定粮食可以自由买卖，工资可以调整，百物都可以照成本定价。11月1日，行政院宣布取消限价，粮食按市价交易，自由运销，纱布、煤、糖、盐，由中央主管机关核本定价，统筹调节。蒋经国原来主张坚决守住“八一九”的限价防线，至此，彻底崩溃。当日，蒋经国发表《告上海人民书》，承认自己未能尽责完成任务，在若干地方，增加了人民的痛苦，应向政府自请处分。11月6日，正式发布消息，辞去督导员职务。从即日起，蒋经国可以不再到中央银行办公。11月15日，上海经济督导员办公室发表声明宣告，孔令侃和扬子公司无罪。
国民党和政府陷入人心尽失的危机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蒋介石、宋美龄包庇孔令侃的情节迅速在社会流传、发酵，蒋介石父子和宋美龄都受到社会，包括国民党内部的广泛批评，它使国民党和政府陷入人心尽失的严重危机。当时守卫北平的将领傅作义就曾为此事对杜聿明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此事成为傅对蒋“失去信仰”的重要原因。贾亦斌在向蒋经国劝谏不成后也对他最后失望，“决心同蒋家王朝决裂，同蒋经国分道扬镳，去寻找新的道路”。1949年4月，在浙江嘉兴起义，投向中共。
1948年11月4日，《中央日报》曾发表殷海光执笔写作的社论《赶快收拾人心》，批判“豪门”贪财横行，“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人民莫可如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而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依势豪强如故”。孔祥熙当时在美国，孔令侃在扬子公司被查封后不久也经香港去了美国。社论指认“豪门”为“人民公敌”，斥责国民党和政府“甚至不曾用指甲轻轻弹他们一下”。在扬子公司问题上，人们对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孔令侃以及蒋经国的批评实际上就是对掌控当时社会、国家的“豪门”的批评。这种批评是很容易转化为打倒“豪门”、推翻“豪门”的革命情绪的。
平心而论，蒋介石自奉俭约，大体清廉，对孔氏家族的贪渎、腐败也有过制裁。例如：1942年12月，枪毙与孔祥熙家族关系密切的林世良。1945年，亲自审查孔祥熙涉案的美金公债舞弊事件，迫使孔祥熙辞去行政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多项职务。但是，蒋介石顾全国民政府和孔氏家族的体面，担心“夜长梦多，授人口实”，最终还是只能以大事化小，后台结案的方式了断。到了扬子公司问题上，蒋介石碍于宋美龄和孔令侃之间的关系，压制调查，窒息言论，徇私包庇，终于毁灭了国民党和政府拥戴者的最后一点希望，陷入人心尽失的严重局面。
豪门越“豪”，处理其贪腐，就应该越坚决、果断、及时，这就是历史的教训。
尾声
熊在渭、金越光在《纠举书》中提出，扬子建业公司的“侵犯司法部分，并应移送法院，依法究办”。其后，该案交上海地检处侦查，由游鸿翔检察官承办。1949年1月9日，地检处传孔令侃及扬子建业公司副总经理于钟声到庭说明。二人不到。1月18日，再传，28日，三传，仍然不到。其间，上海社会局拟定对该公司查封货品处理办法，建议将其中工业原料及日用品两部分由政府收购出售，其盈余之数，半供全市公教人员福利基金，半充救济难民之用。12日，上海市政府第一百五十八次会议讨论，通过这一办法。15日，孔令侃呈文反对，声称“所存货品并无违法，不服处理，声明异议，请予取消原处理办法，发还货品”。上海社会局审核后，于2月24日报告吴国桢，认为该公司存货大多系1946年、1947年购进，储存均在一年以上，当限价期内工业原料恐慌之时，该公司仍不应市，实属囤积居奇之作为。2月26日，吴国桢批交上海参事室核议。4月12日，孔令侃再次递状。声称现因病在穗，不能来沪，一俟病愈，即行投案。4月30日，参事室复核，认为扬子公司“违法囤积”一案，经监察院金、熊二委员调查属实，孔令侃所称毫无囤积居奇意图之说，“自难采信”，原经济督导员办公室“将其货物予以查封，以利处理，于法尚非无据”，按照限价，供应市场的决定“亦无不合”。参事室并提出，将扬子建业公司的货品分为三类：日用品部分，待法院判决后再行处理；无关法令部分，带征自卫捐后发还；工业原料部分则收购出售。同年5月27日，中共领导的解放军攻入上海，实行军管，扬子建业公司案件结束。
注：本文选摘自《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九州出版社，作者：杨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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