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自新浪我们爱历史博客。在经常被视为“冷酷无情”的朱元璋心中，对童年“三兄弟”的记忆是最柔软的一面。
朱元璋(当时叫朱崇八)出生于濠州中里东乡(今安徽嘉善县昭福村)，是一个贫苦农民，家里有一个奶同胞的三个兄弟，即大哥朱崇四、二哥朱、三哥朱崇七。虽然当时家庭处于元朝社会的最底层，穷到温饱都很难。朱元璋出生的时候，家里连块布都找不到裹着。但是，在这样贫穷的岁月里，三位哥哥依然给予了小朱元璋无私的关怀，一点一滴相处的细节，成为了朱元璋一生难忘的温馨回忆。
但这种温暖和幸福，在元末天灾人祸持续的岁月里，也是很短暂的：从元朝到正年，苦难反复向朱元璋一家袭来。第一，二嫂，三嫂，二哥独子死于瘟疫。全家人还没来得及擦干眼泪，第四年(1344年)，更大的灾难袭击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旱席卷江淮大地，官府还只知道敲诈勒索。于是在朱元璋的家乡，家家都有了新坟，朱元璋的父母和大哥相继去世，只留下他一对儿女，大嫂和大哥.
也正是面对这样的绝境，十六岁的朱元璋向邻居刘继祖借了一块地，含泪埋葬了亲人，然后痛哭流涕地与二哥朱告别，分头离开家乡谋生。然后，就是他传奇般的从乞丐到皇帝的奋斗岁月。但即使在位天下，早已是“洪武皇帝”的朱元璋，仍念念不忘这份亲情。那一年和二哥一起哭的场景也是他自己在《皇陵碑》写的。几乎一句话一滴眼泪说：“哥哥疼我，我为哥哥哭，我为哥哥哭。”
也正是这份刻骨铭心的亲情，让朱元璋在建国后给了他的三个兄弟丰厚的赏赐：二兄弟和三兄弟分别被封为“盱眙王”和“临淮王”。大哥朱仲思的长子朱文正，后来成长为朱元璋的左膀右臂，即使这小子背过身去，做出了投敌的不光彩行为。顾家的朱元璋还是免死。朱文正之子朱寿潜也继承了“靖江之王”的称号。从此靖江王的脉搏也传到了清初的顺治，直到末代靖江王朱恒言为大明而死才告一段落。
比起这些“优待”、“纵容”、“追求”，这份情分对朱元璋的影响更大，但仍处于治国层面。朱元璋特别忘不了的是，为什么他小时候家境贫寒，会走到哥哥们死了又死的境地？不仅是天灾，还有人祸。
元朝末年，元朝统治阶级彻底腐化，被安置在基层县县，但那些所谓的“父母”只知道贪婪是对人民的残忍。尤其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饥荒中，本该属于朱元璋家族的赈款，被一流的“刁官”、“刁吏”们“吃掉”，直到朱元璋这样的贫农家庭几乎被榨干了血肉。《明实录》年，后来当了皇帝的朱元璋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依然满腔怒火：
“我在民间的时候，看到州县官员不同情人民，经常贪财好色，酗酒浪费东西，人民群众都在受苦，无动于衷，愤怒不已。”
就是这种怒火从此在我心中生根发芽，撑起了明朝建国以来朱元璋近乎零容忍的激烈反腐措施：一个官员跟上级打招呼，就要用杖罚，擅自用官马或官车，就要“棒60”。贪污受贿更重要的是“先向公众展示”。仅洪武九年，凤阳“变法”就抓了数万“谪官”。在“空玺案”中，数百名官员被杀，数千名官员被杀。“郭恒案”是“各地吏部侍郎皆死”。为了杀光所有的“刁吏”“刁吏”，流下的鲜血也就免了。
今天，这种残酷的手段经常招致个别“专家学者”的批评。但不争的事实是，在朱元璋执政的三十多年间，他终于通过这种轰轰烈烈的治理扫除了“胡元之弊”。明朝官员“一段时间守禁畏法，自洁爱民”，甚至“清官百余年”。明朝之所以能够从建国的困境中迅速崛起，实现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正是因为享受了这种“廉政红利”。
除了愤怒之外，“死于贫穷和饥饿”和“无处可死”的痛苦记忆也使朱元璋的其他影响深远的国策：自明朝开国以来，整个大明都广泛设立储备仓库，为救灾储备货币和粮食。此外，还有专门收容孤寡老人的“杨济源”，以及提供医疗的“惠民药房”。“楼泽园”作为一种免费墓地，也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广，最终形成了具有明代特色的社会保障。明代学者敖英将“杨基医院”、“惠民药房”、“楼泽园”视为朱元璋的三大善治。
在推行这些善治的过程中，朱元璋也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如果“杨济源”建设缓慢，或者克扣钱财，地方官员将受到严惩。即使没有
有及时收养老人，都要被“杖六十”。遇到饥荒等大事，官员们如果真在效率过低，照样也会被治罪。明初的户部主事赵乾，就因赈灾不力，直接被朱元璋杀了头。看看童年朱元璋的“兄弟情”，就能明白他在这些事上的愤怒。也正是这些满怀愤怒推广的国策，奠定了明王朝开国后的繁荣强大，以及稳定的民心。
但是，也同样是这份对亲人的怀念之情，令朱元璋也设立了“史上最优厚”的宗藩制度。明初的亲王，可以享受每年“万石”的禄米，下面还有“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等各个级别。哪怕“镇国将军”的年俸，都能与明朝正一品文官持平。在朱元璋看来，这一套待遇优厚的宗藩制度，一定能保证朱家子孙衣食无忧，再不会出现他与二哥“泣断心肠”的惨剧。
可朱元璋没想到的是，这一套优厚的待遇，却成了整个大明朝财政的无底洞：发展到明朝中后期，大明的“宗藩”们一茬接一茬猛增，单是明朝嘉靖年间，大明的宗藩人口就比明初暴增150倍，到了明朝亡国前夜的天启年间，“宗藩”人口竟已突破了十三万。嘉靖年间时，明朝每年政府开支四百万石粮米，但养“宗藩”却要花掉八百五十三万石禄米。大明老百姓勤扒苦做挣来的财富，几乎都要拿来养这群“龙子龙孙”。
而这群“宗藩”最大的危害，还不止是白吃白喝的“蛀虫”，更是倚仗特权的“吸血鬼”。特别是发展到明末年间，“宗藩”们更凭借手中权势大肆兼并土地，垄断各种社会财富。到了明朝临近亡国的几年，“宗藩”们占有的土地，已经占到了明末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十。特别是作为重灾区的河南，更号称“中州地半入藩府”，一半以上的良田都被他们吞并。明朝的国力财富，几乎就是被他们吸干的。
可以说，为何明末会落到两线作战内外交困的境地，这些锦衣玉食的藩王们，就是重要“推手”。
可笑的是，当明末闹到天下大乱的地步时，这些眼看大难临头的“宗藩”们，依然还觉得与己无关。比如当李自成的农民军迫近洛阳时，身在洛阳的兵部尚书吕维祺，几乎是字字泣血，写信苦求洛阳当地的福王朱常洵，求他拿出钱粮为国分忧。可忙着花天酒地的福王呢？却是置若罔闻，然后就是洛阳城破，福王朱常洵被农民军处死，其惊人的财富全数被李自成充做军饷，活活当了李自成的“运输大队长”。
当了“惊人大队长”的，可不止是朱常洵一人，在明末清初的大乱里，各色藩王们的表现，几乎都如出一辙，多是一开始捂着钱财不撒手，然后被农民军来了个赶尽杀绝。多年来从大明朝“吸血”吸来的财富，这会更给明朝灭亡来了个神助攻。李自成俘虏朱常洵后，对他的一顿怒骂，更成了这帮人的真实写照：“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
朱元璋恐怕想象不到，他满怀兄弟骨肉情深设立的宗藩制度，会把老朱家的龙子龙孙们，一个个养成不争气的“奴才”。期待大明江山千秋万代的他更不会明白：导致明朝亡国的最大一个坑——宗藩制度，竟是他亲手挖下的。“特权祸国”的一幕，即使超越了倾向立场，亦有多少叹息反思在其中。
探索网：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