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自新浪。我们热爱历史博客。乍一说起这种博客也就不足为奇了。想想就出汗。“想起来对事件"来说是很恐怖的，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陈艳在明末的财产”。
凡是知道明末亡国直播剧的人，对这部《陈艳与实录》并不陌生。作为崇祯皇帝上吊前的宠臣，陈艳常年擅长阿谀奉承，多次舒舒服服的哄崇祯皇帝，成功打造了自己的“清官”。崇祯皇帝上吊之后，又上演了一幕搞笑的场景：刚开始他想跑，但是因为财物太多拿不走，他干脆掏了四万两银子贿赂农民军，结果却撞上了刀口，被农民军用明火抄了。埋在他家地窖里的钱全部给了出去，最后被李自成拉出来斩首，被认为是活的。
但是，贯穿陈演“死”的全过程，有一个让人倒吸一口冷气的场景：他哪来的那么多钱？
要知道，明朝经常被“当代专家”诟病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官员工资低”。按照明朝的俸禄标准，陈艳起初只向农民军行贿四万两银子，不吃不喝是攒不了一辈子的。更有甚者，明末后人的主要印象是“穷”，尤其是崇祯十七年，饥荒席卷大江南北，国库空虚。更别提西北地区的饥荒了，大臣刘路过传说中的富饶的江浙一带时，亲眼看到了今天当地人民的贫困，情景之可怕。
且不说理论上“天下第一富”的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时穿的是打补丁的衣服，宫里只剩下二十万两银子，也被小太监们闹得沸沸扬扬。可以说是生老病死。
但陈在明末打出如此巨量的财富也就不足为奇了。动荡的明末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的时期。发达的商品经济带来了大量的白银。据当代不少学者估计，明朝最后四十年，仅从日本就有2.2亿白银涌入中国。这只是一个“小脑袋”。从美国等地涌入中国的白银量更大。一些西方学者甚至嘲笑“中国皇帝可以用从秘鲁运来的银条建造宫殿”。说崇祯可怜死了还活着？他们不会相信的！
但这笔巨额财富，实际上与大多数普通人无关，却被官僚、士绅、学者、宦官和包括陈艳在内的其他权力阶层所击败。所以在艰难的明末，有两个极端，一个是饿着肚子吃观音土的人，一个是财富成了山的“精英”。早在崇祯年间，官员们就应林麟的要求叹了口气。“如今的士绅富豪，衣食住行都要交税，一边吸人骨髓一边定居。”。武学生李坤甚至透露，不说别人，就说以“穷而乐”示人的“清流”，也是“大的有百万家，中的有百万家。”
甚至在刘眼里，老百姓都到了江南，今天那里的老百姓都穷了，可是到了明末，却有了“江南多富”的另一面：秦淮河灯火通明，“林东富社精英”来来去去，沿江青楼“家家夫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比如苏州的钱家，“一年收97万”。还有“名门望族”，比如吴兴的董家和嘉兴的项家，家业都在一百多万两。他们的住所是“计划中的宫殿”，他们垄断了大量的财富，因为他们“以强者为奴”，“喜欢打打杀杀”，“收债纳税急”。
而陈打的那笔钱，放在这群“特权阶层”里，其实也是正常水平。而这样一大群垄断财富的“富人”，对明末的国难置若罔闻，只抓着自己的钱不放。其结果是，李自成占领Xi后，夺走了Xi“不下百万”的财富。占领北京后，一口气偷了7000万两银子。要知道，晋人占领北宋都城汴京后，翻遍了整个汴京城，只缴获了400万两银子。在李自成这边，包括陈艳在内的“富人”给了他很大的补血药。
而且喜欢提“大血”的，当然不仅仅是李自成，比如清军南下后，明朝崇祯年间两广总督丁奎初，先是对南明的反清武装不闻不问，然后把自己的二百五十多万银子装上三十艘大船，全家投靠清军。没想到清军笑着收了钱后，一抹脸就把丁家的人绑在了一起，当着丁奎初的面把他们都杀了，然后砍下了丁奎初的头。这种“补血”，命就没了。
明末清初山河变色的岁月里，只会敛财而不负责的“富人”起到了“补血”的作用，目睹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深刻教训。
类似于此的一个典故“思虑极虑”，是清朝道光年间一个看似“不大”的案子：“姓邱的人受了委屈”。
案件本身其实并不复杂：广东某姓肖的犯人
，因为房价争执杀死了两名邱姓百姓。可如此事实清楚的案件，接下来竟进入到了冗长的诉讼过程里：从嘉庆二十二年到道光十四年，这十七年里府、道、布政司、按察司、巡抚、总督等各级衙门，对案件进行了前后一百七十七次审理，竟迟迟拿不出个结果。以至于凶犯长期逍遥法外……
如此雷景象，电影都不敢这么编，却是发生在那时大清朝的日常：虽然我们常说“清政府腐败无能”，但比起“腐败”来，清政府的“无能”也十分触目惊心：单是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各级衙门重叠庞杂，一级级办事效率极低，简单一桩案子，拖个旷日持久是常事。比如道光十三年的四川“梁贵案”，明明嘉庆三年就已审理清楚确认无罪，随后却被关押三十五年，直到道光十三年才获释……
类似景象，在那时的大清朝，其实屡见不鲜：比如在嘉庆年间，福建巡抚衙门某一年未办的积案，竟然就有三千多件。嘉庆十三年浙江按察司一年的积案，竟然就有六千零八起。甚至因为案件拖延而受到牵连的人证旁证，仅在《清实录》里，竟就有五万多人。至于“绞斩错判之案”，即错杀的无辜，那更是“各省屡有”——想要大清官员办点正事，认真抽出时间做事，真是难！
为何这么难？除了清王朝深入骨髓的腐败外，更因病入膏肓的“懒风”。早在乾隆年间时，“一级级骗”就成了清朝官场的“时尚”。以大臣洪亮吉的话说“州县以蒙道府，道府以蒙督抚，督抚以蒙皇上”。既然可以“蒙”，当然也就可以磨洋工。
比如同样是道光年间，在著名的“林则徐禁烟”前，道光皇帝也曾重拳出击，在全国范围内查禁鸦片，结果各省的“封疆大吏”都是如何回应呢？在当时鸦片“种植林立”的河南，河南巡抚就言之凿凿，说当地“民风淳朴，并无种卖”。广西巡抚也是大言不惭，明明治下烟馆林立，却敢说“无种烟熬烟贩卖之事”。这么大的事儿，都敢海吹。
如此一幕，也正如道光皇帝的叹息：唯一诈字，是臣工之护身符——在大清当好官，就得会糊弄。
既然道光皇帝都没辙，大清的官员，自然是撒欢了糊弄。关乎老百姓一辈子的案子，拖个几年几十年都是常事，只要自家官位稳当，又哪管百姓死活？于是“无能”的清王朝，哪怕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其行动的低效也令人发指，终于以耻辱的战败，揭开了落后挨打的近代史序幕。
说起晚清的落后，比起那至今被津津乐道的“腐败”“闭关锁国”来，“懒政误国”的教训，单是看史料里的几笔冰冷记录，以及记录背后的民生苦难，就有多少细思极恐，以及“恐”后的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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