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于新浪我们爱历史博客， 在清朝年间的各类大案里，若论“办事效率”最高的一桩，当属“嘉庆赐死和珅”。
这案子的“效率”有多高？嘉庆四年正月初三，大清“太上皇”乾隆帝驾崩，正月初四“亲政”的嘉庆帝，就剥夺了和珅军机大臣的职务，正月初八起，嘉庆帝又把和珅及其亲信福长安下狱治罪，命令仪亲王与成亲王接管吏部和户部，轻松就把“和珅一系”全拿下。七天后，嘉庆帝公布了和珅的二十条大罪，正月十八又正式宣布和珅“赐令自尽”。昔日乾隆帝的心腹宠臣，大清政坛上权势熏天的和珅，仅过了十四天就彻底凉凉。
如此“处置速度”，正如某位“非著名相声演员”作品里的描述：“正端着碗吃燕窝鱼翅呢，太监捧着三尺白绫就进来了”。
这么简单粗暴的套路，也让不少历史迷们犯嘀咕：嘉庆帝这么猴急，难道就不怕和珅党羽反扑？
要是乍一看去，这野史里很红的和珅“和中堂”，确实看上去“势力很强大”。以清代好些笔记的形容，单是在和珅最得乾隆宠爱的那几年，不但能凭借权势大捞特捞，就连他每天上朝，各级的官员都恭恭敬敬站在道旁，排成“人墙”伺候着。如此“强大势力”，还叫清朝人写诗嘲讽：“莫笑此间街道窄, 有门能达相公家”。这都能“排成墙”的强大势力，嘉庆帝就真不怕？确实不怕！
其实，对于“杀和珅难度”，嘉庆帝早年还只是个皇子时，就嗤之以鼻。年轻时的他，不但早就对和珅“不能再容忍矣！”还写就了奇文《唐代宗论》表决心：“及帝即位，若苟正辅国之罪，肆诛市朝，一武夫力耳。”与唐代宗心有戚戚的嘉庆帝，早把和珅类比为“唐朝大太监李辅国”，“杀和珅”这事儿，他早憋足了“武夫力”。
正因如此，嘉庆帝“快刀斩乱麻除和珅”的操作，也收了不少膝盖。特别是邻邦朝鲜，那真是顶礼膜拜。朝鲜《李朝实录》就大赞嘉庆帝具有智勇仁“三达德”，几乎是“一日裁处，不动声色，使朝著一新，奸究屏息”，也就是一天里简单下个命令，就让势力强大的“和珅党羽”土崩瓦解，俨然一幅圣君做派。
但话说回来，嘉庆帝这事儿有手腕不假，但没这么神。对于当时的大清皇帝来说，杀个和珅这样的宠臣并不是难事。看上去“党羽众多”的和珅，别看坏事坑事干了一筐，可他真没什么“背后培养的势力”。说句寒碜话，要是和珅真有“背后培养势力”的本事，他绝对活不到乾隆驾崩时，早被乾隆分分钟抄斩了。
因为在清代“康乾盛世”时期，特别是之前乾隆帝在位的六十多年里，清朝政坛上的大忌，就是“结党”。
清朝之前的明朝，就是被“党争”祸祸没了。清代顺治到康熙年间，也因为“朋党之争”惹出了一拨拨闹剧。痛定思痛之后，清王朝也对“结党”问题高度防范，乾隆的老爹雍正帝，就亲写了《朋党论》，怒斥各种“结党营私”的行径，并把曾显赫一时的“年选”“八爷党”一家家往死了整。
发展到乾隆年间，“朋党”更成了官员们听着都哆嗦的大罪。别说官员们互相勾搭，连官员“结交太监”都成了忌讳，乾隆年间的名臣于敏中，就因与太监高云丛交往甚密，被乾隆一怒“交部严加议处”，与之有“勾搭”的高云丛太监也被“正法”。某些清宫剧里太监动辄收官员“红包”的一幕，放在那个年月，基本就是“收命”。
放在和珅这类“军机大臣”身上，岂止“培植私人势力”是大罪，甚至清朝律例里明文规定：下层士民上书称颂高官美德，同样也是大罪。所以，别看传说中的和珅，有官员排成“人墙”表忠心，那也不过是凑个热闹而已。跟着抱个粗腿发个财可以，给和珅当“私人势力”？这在大清就是“作死”。
这种对“朋党”极其防范的态度，也是清朝皇权专制发展到顶峰的见证。在这样的背景下，哪怕如和珅这样位极人臣的角色，只要皇帝上嘴唇一碰下嘴唇，那真是说垮就垮说杀就杀，真心没太高“技术难度”。但快速灭掉和珅的嘉庆帝，这时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杀和珅”不难，但想填平“和珅们”挖下的大坑，却是太难了。
清朝发展到乾隆后期，已是积弊重重，比如权势熏天的和珅，就是清朝官场的腐败毒瘤。虽说嘉庆帝快速赐死了和珅，但腐败的流毒依然在四处扩散：清初时那些见不得人的“潜规则”，这时都是明规则，官员们虽说不敢“结党”，但日常迎来送往，都是金钱开路。比如驻守各地的八旗将军，每年要收“三节两寿礼”，各省的巡抚每季都要收“季银”。钱从哪来？当然都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以直臣王杰的话说，陋规之下，那真是“小民困于追乎”。
可叹的是，“赐死和珅”不手软的嘉庆帝，对这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却是瞻前顾后。比如在法办和珅时，他就主动下诏，表示放过各级与和珅关系过密的官员，就连和珅的心腹福长安也得到了法外开恩，真正被追罪的不过和珅一人。虽说民间都传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但哪怕对和珅家产的查处，嘉庆帝也是相当不积极，简单查一下就放过了。他在位的二十来年，大清没一天不缺钱，真没怎么“吃饱”。
甚至对于当时清王朝已经问题严重的“各省亏空”问题，比起祖父雍正帝“叫贪官做穷人”的气魄来，嘉庆帝却恰相反，狠话倒也说过几句，手段却是偏软，经常是一顿雷霆训诫后，再叫官员们“徐徐办理”。这雷声大雨点小的操作，当然也叫官员们摸清了门道。于是和珅虽死，清朝各级衙门却“贪风不减”，陋规越演越烈。
在嘉庆帝看来，他的这些“偏软”手段，是一种宽仁，但“宽仁”的后果，就是让清王朝一次次失去刮骨疗毒的机会，在腐败的深渊里越陷越深。
而比这更叫嘉庆帝抓狂的是：虽说清王朝严厉防范“朋党”，清朝的官员也没什么本事“结朋党”，却又在嘉庆年间平添了“懒病”。这毛病，嘉庆年间的重臣曹振镛就一语道破：大清的做官诀窍“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也就是说，经过从乾隆年间到嘉庆年间的一代代积弊，外加“和珅们”的折腾与嘉庆帝的“宽仁”，清王朝的政风也早就跑偏，越是位高权重的官员，越是磨洋工混日子。最能见证大清官员这“好风气”的，莫过于嘉庆十八年的“葵酉之变”。
就是在这一年九月十五日，数百天理教徒竟杀入紫禁城，险些把紫禁城来个一锅端。虽然正在“木兰围场”的嘉庆帝躲过一劫，可这场风波发生前，清王朝一些京城的官员，已经收到了相关情报，可主持京城政务的豫王裕丰却“漠不动念”，甚至负责防务的步军统领吉纶知道此事后，竟还以为是“疯人语”，然后一个个都接着花天酒地享乐。没人把这事儿当回事，直到九月十五日紫禁城乱成一锅粥，差点酿成大祸。
而就在紫禁城的混战里，许多驻守紫禁城的兵将，甚至宗室官员太监，竟都被天理教徒拉下了水，还有太监当了带路党，主动给天理教徒带路。如此雷人景象，也让嘉庆帝事后越盘点越悲愤：这么一群“多磕头少说话”且“不办事”的官员，这么一个上上下下满是漏洞的大清官场，这次能侥幸躲过天理教袭击，下次还能有那么侥幸？
于是，也就有了嘉庆帝那一份著名的《罪己诏》，在这个《罪己诏》里，嘉庆帝历数了各级官员玩忽职守的罪过，大骂官员们“若愿为大清朝之忠良，则当赤心为国，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则当挂冠致仕，了此一身。”直白点说，就是你们这些官员，想好好干就认真点，不愿意干就滚蛋。讲到这里的时候，嘉庆帝也自称“笔随泪洒”。
至于听了他《罪己诏》的官员们呢？当然也是“多磕头少说话”，然后该咋样咋样。这鸦片战争前夜的大清朝，也就这样不出意外，继续坠落下去，直到在鸦片战争的惨败里，陷入落后挨打的悲情国运——说到底，这积重难返的毛病，每一条，都是猛于和珅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