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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有一条从北方的黄河流域到南方的长江流域的发展脉络：当秦始皇与中国混在一起的时候，夏之时的江南地区仍然是山越各族聚居的地方。纵观秦汉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极其缓慢，直到三国时期东吴政权才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江南开发，为以后江南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五月混乱时期，黄河流域的士绅们纷纷南下。经过东晋南朝的发展建设，南方的人口和经济水平基本接近隋朝统一南北时的北方。
隋末唐初，南方的人口和经济水平也只是基本接近北方，但如果真要比较的话，北方还是略占优势。唐朝安史之乱前夕，南北人口比例已经发展到一个关键点：一对一。安史之乱的爆发进一步导致中原人口南迁，也就是此时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安史之乱后，江南的扬州和四川的成都发展成为中国最好的工商业大都市之一，南宋时期南方经济更加强盛。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朝廷税收主要来自江南，江南士人是历次科举考试中最成功的考生。
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是在五代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变诱发的三次大规模人口迁徙过程中完成的。其中，第一次南迁自然对开启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与融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西晋后期，琅琊名士追随琅琊王司马睿渡冠，从而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与融合。当时人们认为黄河流域所在的中原地区代表了中国的正统和中心，但正是因为如此，在八王之乱和五次起义期间，中原地区成了各种野心家博弈的舞台。
北方土地被战乱困扰时，南方相对平静，于是大量中原人南迁以谋生。当时的江南远离政治中心，不受权力的左右，战争也不多。当地人利用这种罕见的和平局面，专注于农业和桑树编织。远离政治中心的江南，获得了难得的经济文化发展机遇。在西晋被八王五乱撕裂的时候，琅琊王司马睿为晋朝皇室和江南中原文化留下了一根救命稻草。但是，司马睿初到江南，他感受到的是，事情似乎与他最初的预期不同。
虽然当时江南还是一块有待开发的处女地，但江南和中原一样，也有强大而盘根错节的家族。当司马睿来到江南时，没有人欢迎他：不仅没有人来访，甚至连礼节性的欢迎都没有。在此之前，江南是吴栋的边界，司马睿南渡时距西晋仅三十年。西晋灭吴后，视江南世家大族为“国之其余”:江南没有被西晋视为战略重心，江南士族在仕途上也受到歧视。江南士族对司马氏没有任何感情，甚至有点敌意。
东方三十年
晋代司马氏对江南士族的统治是外来的，而孙氏对东吴的统治对他们来说也是外来的：东吴时期孙氏皇室与江东世家的关系也很复杂。孙氏在江东的统治是建立在给吴中人民权力的基础上的。然而，作为局外人，孙氏必须时刻警惕江东人民的强烈反对。事实上，孙氏皇室与江东士绅的关系是合作与内讧的关系：孙权晚年对江东家族心存疑虑。鲁迅作为江东陆氏家族的代表，因卷入孙权父子的权力斗争而死于恐惧。
孙权死后，吴栋政局更加动荡：杀戮时常伴随朝鲜。在这种混乱的内部环境中，很难产生一股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外部世界，所以江南士绅对孙氏东吴政权的忠诚远非事实。江南士族向司马睿展示的陌陌，与其说是对东吴政权的留恋，不如说是对自身处境不满的结果：江南士族对司马氏的不满不是因为司马氏灭了东吴，而是因为司马氏灭了东吴之后压制了江南士族的政治排外。这不是为了前东吴政权
多怀念，而完完全全就是因为自身利益使然。
王导为司马睿分析清楚了江南士族不满的原因，那么接下来就该有针对性地对症下药了。既然江南士族不满的真实原因是因为自身利益受损，那么司马睿要争取他们的支持就需要给予利益上的让渡。江南士族不是无人登门拜访吗?王导就建议司马睿主动找上门去。现在是司马睿有求于人，所以就别摆皇族子弟的架子。既然人家不来找你，那么你就自己主动登门拜访，先把面子给人家给足，从而让人家感受到你的诚意。这仅仅只是争取江南士族的第一步。
每当司马睿去拜访江南世家大族时王导就拉上身居要职的堂兄王敦等人恭恭敬敬跟在后面为司马睿造势立威。我们不妨假设我们今天一个创业者带着一帮兄弟搞起了一家小公司。这时他们如果要争取投资就需要主动去拜访大老板，因为大老板是不会主动上门拜访你的。然而在拜访大老板时要一味示弱于人吗?表面上这似乎是尊重人家，然而却也让人看透了你外强中干的本质。王导的对策是首先自己阵营集团内部要先为核心人物树立权威。
设想如果当时司马睿自己阵营的人物都不尊重他，那么江南士族又怎么可能把他当回事?王导实际上是让司马睿对江南士族展示诚意，与此同时又在自己阵营内部为司马睿树立权威。王导此举实际上是相当高明的：琅玡王氏是当时天下闻名的世家大族。长期以来饱受中原士族白眼的江南士族尽管与中原士族存在隔阂，可实际上江南士族打心眼里也是对中原士族所代表的文化正统颇为羡慕的，所以当他们看到作为琅玡王氏子弟的王导、王敦对司马睿毕恭毕敬时就感觉到司马睿是一个大人物。
王导深知江南大族缺的不是财富，他们真正想要的是政治地位。江南士族的不满本就源自于西晋王朝在政治上对他们的排挤打压，所以王导就承诺将会把一些重要的官职留给江南士族。司马睿经营江南之初江东士族普遍处于观望状态。这时北方大地已处于战乱之中，江南士族也担心北方的战乱会波及到江南。江南士族需要一个靠山带领他们守住半壁江山，从而得以保证他们享受政治权力和锦衣玉食的生活。代表皇族正统和中原文化的司马睿恰恰正适合扮演这样一种角色。
司马睿和江南士族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彼此需要、彼此利用的关系，然而江南士族还是需要观望一下。他们在观望司马睿究竟能不能稳定局势，也在观望司马睿能让渡给他们多少政治利益，在得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之前他们会一直观望下去。王导一眼就看出了江南士族观望的原因，所以他直指要害的承诺实际上打消了江南士族的顾虑。在位的人是谁对江南士族而言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只要谁能满足他们在政治利益上的要求，那么他们就会拥护谁。
司马睿开创的东晋王朝实际上是由司马氏皇族、琅玡王氏等南迁大族以及江南本土大族在互相妥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既然是彼此需要、彼此利用、彼此依附，那么任何一方势力都不可能独大。东晋一朝南迁的王氏、庾氏、桓氏、谢氏等北方士族和江南本土四大族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互相牵制的作用，当然他们彼此之间也会为争夺政治权力出现各种各样的斗争，然而当中国北方乱作一团之时东晋王朝仍小心翼翼维持着南方的百年偏安。
衣冠南渡让中原文化的根脉得以延续，也让南方获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开发。东晋那种由皇权与士族共治的门阀政治没足够的力量统一天下，甚至也无法使一个王朝延续更久，但却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独特而璀璨的文化遗产。南渡的中原移民与江南本土大族以及山越等少数民族互相融合大大促进了南方地区的开发建设。继东晋这次衣冠南渡之后安史之乱、靖康之变又造成了两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从而最终塑造了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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