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2月4日，中日“一二八”上海淞沪大战全面展开！这一天，日本海军陆战队在20门舰炮的支援下，攻打了吴淞要塞(今上海宝山区吴淞街)。在猛烈的炮火下，守备部队的所有营房和六门要塞炮都被炸毁了。在一次危机中，指挥官邓振权怕死逃跑了。在没有领袖的情况下，吴淞堡官兵自发坚持战斗，直到继任指挥官到来，指挥大家击退强敌。在这场战争中，吴淞会战规模并不大，堡垒被战争摧毁，但仍给当时的中国军事决策领导人留下了启示。即位于长江两岸的要塞要塞如果全部整理出来，能否威慑日本海军攻打首都南京攻打长江？
亡羊补牢：逐渐向上游延展的长江要塞链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清政府无力阻止东西方列强的出国，于是在镇海(今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福州(今福建省福州市)、厦门(今福建省厦门市)、虎门(今广东省东莞市东亨镇)等沿海城市和吴淞、江阴(今江阴市)等长江战略关口修筑堡垒， 江苏省)和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然而，由于管理者贪婪或愚昧，清朝崩溃时，堡垒大多年久失修，武器少而陈旧。 但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多年造成的国力衰弱，导致沿江沿海要塞被废，直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但南京国民政府一开始并不太重视河道防御。建都之初，就有人认为吴淞、江阴、镇江、江宁等要塞“都属于清朝的老工程，器械全废为旧”，这就尴尬了河防的重任，提出彻底改造。然而，政治家们拒绝“这是一件大事，关系到财政资源”的说法没有得到执行。日本人在上海的挑衅让南京当局看到“自从吴淞被‘一二八事件’破坏后，长江门户打开了……防御装备也少了。万一遇到什么麻烦，敌人可以到处上岸……在长江腹地，他们的船只也很猖獗”。因此，在上海战争结束之前，他们就已经着手组织和修建长江沿岸的堡垒，以防止日本船只进攻南京。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
建立领导机制。1932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军部内设立要塞实施委员会，责成军务部负责防御工事的设计和实施。同年12月，在总参谋部成立成塞集团，组长由总参谋部副部长何耀祖兼任(1935年后由杨洁接任)。成塞集团的首要任务是在德国军师的指导下，组织江阴、江宁、镇江等沿江要塞。
制定一个维护要塞的计划。1932年5月，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总参谋部提出了一个为期五年的要塞维护计划(《中国中部各要塞及守备区整备实施计划》)，目的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该计划规定，一旦战争爆发，日本舰队将闯入长江航道，破坏航运，扰乱南京和长江沿岸其他商业港口。为了危及长江沿岸的航运安全，各个要塞的驻军部队都会利用危险的地形和现有的防御工事，用火力摧毁敌舰。基于日本入侵最可能的方向，规划者选择了黄河与邕江(宁波)之间的中部地区作为防御中心。具体来说，以南京为中心，总体规划确定的“中部地区”细分为四个区域：中部地区、南部地区、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F
因为南京和武汉的安全，国民政府军委主席蒋介石非常重视长江堡垒的布置，特别强调“如果这个堡垒设计没有顾问，他会毫不犹豫地再雇一个，他必须尽快做”。同时，考虑到要塞的目标暴露，容易被敌海空军摧毁，他下令在苏皖赣鄂沿江地区修筑炮兵阵地，遏制敌船的行动。
由于“剿共保国”政策的影响，这一维护计划直到1935年才真正开始。结果到1937年6月，江阴、镇江、江宁等9个要塞区才初具规模(要塞41座，要塞炮273门)。其他地区的维护工作基本还处于规划阶段。全面抗战爆发后，华中日军攻下上海、南京后，继续沿江西一带作案。为了保卫武汉，中国军队先后把马当、田家镇、黄峨(今湖北黄石市)等地
-鄂州市）编为要塞。武汉失守后，中国军队又紧急在宜昌以上至万州之间设4个总台（辖9个分台）和1个直属台，其火器及守备部队均为海军舰艇自沉后拆卸\\移驻防而来。
江阴与田家镇：长江诸要塞中的两大“样板”
1933年，“城塞组”巡视完长江各要塞后认识到，在敌寇威胁日甚的形势下，整理工作刻不容缓。但若“通盘计划，同时俱举”，则时间与经费均不允许，遂决定对部分要塞“先行整理”。在这种“小修小补”思路的影响下，江阴和田家镇先后成为长江诸要塞的“样板”。前者，因是首都的第一道门户而成为战争爆发前的重点工程；后者则作为“战时首都”的最后屏障而在武汉会战前被紧急修建。那么，这两个“样板”究竟建得如何呢？
先来看看江阴要塞。
江阴简称“澄”，因处“大江之阴”而得名。万里长江自镇江折向东南流到这里骤然缩至不足1500米，然后江面放宽，最后奔腾入海。这是兵家必争之地，素有“江海门户”之称。早在清康熙年间，驻防官兵开始建造炮台。清朝末年，那些炮台已初具规模。民国成立后，江阴炮台的土炮逐渐被替换为洋炮，还增筑了堡垒。但其真正得到近代化改造还是在“一·二八事变”之后。由于吴淞炮台毁于日军炮火，以后又受制于停战协定而无法修补。因此，江阴要塞事实上成了长江防线的第一道门户。多方考量后，要塞组决定以下几方面入手对其进行整治：1、调整炮位。原有炮位虽整齐排列但过于密集，易遭敌炮火压制，现将其抽出一部分安置他处。2、增加新炮，在长山北面山脚和西山脚各增设4门150毫米加农炮；在萧山和东山各增设4门德制88毫米高、平两用火炮。至抗战爆发时，江阴要塞共有黄山、东山、西山、萧山、鹅山等八座炮台，配备各种口径火炮33门，另设若干移动火炮以出其不意地打击敌舰。3、改造旧炮、增设新炮座。无论新旧炮座，均用混凝土浇砌，并加固炮手隐蔽室和弹药室。4、各炮台还在适当的高地建筑钢筋混凝土制炮兵观察所。5、在各炮台附件构筑的防空、通讯、指挥等隐蔽部和弹药库。6、在易于敌军登陆的地点，构筑钢筋混凝土步兵炮和重机枪工事……经过整理和改善，江阴要塞的作战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
不同于江阴要塞的 “初具规制”，田家镇要塞在进入战斗时其实是个“半成品”。
田家镇位于广济（今湖北武穴市）西南的长江北岸，东距九江130华里，西去距武汉约300华里。其背靠阳城山，与南面的半壁山夹江对峙，长江在此突然收窄至500米左右，故有“楚江锁钥”之誉。该要塞以山锁江，湖泊连接，其东为黄泥湖，以西是马口湖；二者之间是一道宽3~4华里、长6~7华里的丘陵地带；松山高地延绵10余华里、标高300米，从北面屏护着要塞的侧背。南京失守后，蒋介石向部下强调：“……田家镇防务特别重要，其工事与炮位以及部队防务，应由军令部特别督促布置勿误。”此后，田家镇要塞防务在军令部的屡番督促下得到了明显的加强。但战局的急剧演变使得，当陆军第57师于1938年7月初接收要塞时，发现这里只建成了20个永久工事，规划中的野战工事则全未动工。此时的田家镇共有田一（南岸）和田二（北岸）两座炮台，每座炮台又各辖两个分台。火力配系方面，这四座炮台各装有一门105毫米舰炮。除要塞自身火力外，战斗中还可还有江防部队的野战火炮（游动炮兵）的支援。这些部队的炮兵实力如下：半壁山有7门榴弹炮、8门77毫米野炮；田家镇有两个营的野炮（8门日式“三一式”野炮，2门奥造“史高德”野炮；12门辽造“一四”式77毫米野炮），4门105毫米榴弹炮，4门20毫米高射炮和6门37毫米战防炮。为了保护这些火炮，人们特意在半壁山构筑永备野炮掩体4个，观察所1个，人员隐蔽部1个，重机枪掩体10个；田家镇方向则有永备野炮掩体4个，观察所1个，人员隐蔽部1个，重机枪掩体16个。各炮台之间，以铁丝网相连，并备有400枚地雷待机埋设。陆军部队进驻阵地后，开始分工段抢筑野战工事：但至9月中旬战斗开始时，只构筑了面对武穴和对江方向的阵地，田家镇西北方向的工事并未完成。
节节抵抗，战斗中的长江要塞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长江成为其重要的进攻方向。他们挟海陆优势向上海、南京、武汉和重庆等地逐次进攻，企图迫使中国在丧失这些政治军事重镇后不得不屈服。尽管很多长江要塞甚至连“初具规模”都谈不上，但它们仍在战斗中发挥了相当的迟滞作用。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军事当局曾拟订过一个较为积极的作战计划。即，利用数十艘沉船（合击约6.3万吨）封锁江阴航道，再利用要塞火力将尚游弋于长江中下游水面的近20艘日军舰艇扫荡一空。最高军事决策者对是否“立即开战”尚在犹豫之际，日舰却因得汉奸黄浚的告警而在最后关头溜出了炮火封锁区。9月22日以后，中国海军以“平海”等主力舰艇扼守江阴最前线。日军舰艇在江阴江面受阻后，遂改派飞机狂轰滥炸。在连续损失十多艘舰艇后，中国海军改变战术，拆卸舰炮安装于江岸炮台，多次打退来犯日舰。淞沪会战失利后，中国军队曾以陆军103师、112师等部加强江阴要塞部队（只有2个步兵营及部分海军官兵）。11月25日起，日军开始从陆路向江阴要塞的侧背攻击。战至12月1日晚间，防守部队在“摧毁炮台”后撤离要塞。日军夺取江阴之后，其损失并未马上结束。如，12月8日，日军7艘驳船搭载士兵途径江阴水面时触发了水雷……
南京沦陷以后，马当要塞成为之日军进入长江中游的首道防线。中国军队在加固马当的同时，继续以水雷和舰艇封锁航道，迟滞了敌人达半年之间。武汉会战开始后，由于马当、湖口等要塞先后失陷，田家镇成为拱卫武汉的最后一道防线。1938年9月中旬，日军从东北，东南两个方向猛攻田家镇要塞。15日，日军第6师团今村支队从广济南下攻击田家镇；16日，波田支队在海军配合下沿长江南岸进攻要塞。日军的进攻遭到了顽强抵抗，今村支队在中国军队优势兵力的反攻下陷入苦战，波田支队也被阻在田家镇对面的半壁山一线。遗憾的是，中国军队未能将优势转化为胜势。26日，得到增援部队的日军今村支队恢复攻势。两天后，该敌在大量飞机，重炮和毒气掩护下攻占田家镇北面最后屏障玉屏山；同一天，阳城山落入日本海军陆战队之手。28日夜间，守军开始撤离。第二天上午，日军进入田家镇。10月4日，半壁山阵地被主动放弃。
武汉失守后，中国军队为阻敌入川组建“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和宜万、渝万（万州至重庆）两个要塞指挥部。1939年1月起，江防司令部开始勘定宜万要塞各炮台的位置，先后构筑了石牌、庙河、泄滩和牛口四个分台。1940年5月日军侵占宜昌后，石牌遂成为拱卫重庆的第一道门户。1943年5月，日军沿长江先后占领洪湖（今湖北洪湖市）、华容（今湖南岳阳市华容县）、石首（今湖北省石首市）、藕池口（今湖北省公安县）等地，直逼鄂西，企图歼灭中国第六战区野战部队，打通长江航道，西取重庆。当月下旬，战场中心已移至石牌。面对日军的海陆夹击，中国军队以第11师死守石牌，诱敌深入，同时外线各部分头阻击；空军协同美国飞机参与攻击，断敌补给；江防军施放水雷，并以巨炮封锁江面。战至5月31日，日军不支向后败退。
得与失
从江阴封江到石牌却敌，中国军队用了六年的时间，终于在三峡入口处挡住了沿江而来的日军。在历次阻击战斗中，大多数沿江要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江阴要塞的顽强抵抗，令日舰迟迟不能窜抵南京江面；田家镇的正面坚守与外线反攻也曾令敌今村支队陷入“苦战”；石牌一战，更是彻底粉碎了日军继续西犯重庆的企图。
但我们还应看到，以上要塞，除石牌外，大部落入敌手。究其原因，除敌我军力差距较大这一客观因素外，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
设计有缺陷。只注意了对江面的防御，忽视了来自路上的威胁。事实上，无论是江阴还是田家镇，都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抵挡住沿江而上的敌人猛攻，但其最后失陷皆为敌从陆路迂回侧背所致
指挥不力。本来，马当要塞还可以再坚持一段时间，但由于守备部队指挥员麻痹大意，终为敌所乘，如此轻易丢失，实在应该。
缺乏配合。田家镇要塞的指挥权在开战前夕才交到五战区，以致战斗中各部配合明显生疏，痛失了歼敌一路的良机。
长江诸要塞在战斗中的得失表明，人的因素第一！（文\\张岩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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