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苏联战俘的命运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然而，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历史文献和著作却很少。在苏联，处理被俘人员问题的相关材料直到80年代末都是禁区，导致很多不真实的说法广为流传。著名的就是所谓的斯大林说的“苏联没有战俘，只有汉奸”。实际上，在战争中，特别是战争初期，苏联对战俘及其家属的待遇很苛刻。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历史上一段时间内俘虏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很多朋友推此推彼，认为二战后回国的苏联战俘命运往往很悲惨是理所当然的。到现在，历史学家终于可以接触到相关文献，苏联遣返战俘问题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苏联公民的遣返及其回国后的命运是一个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本文的重点主要是介绍从德国等国遣返的苏联公民的情况，被遣返人员的数量和构成，以及他们的审查、甄别和未来命运。
1944年10月，苏联政府成立了人民委员会直属的苏联公民遣返部，专门负责国外苏联公民的遣返工作。时任总干部部部长的菲利普伊万诺维奇戈利科夫将军(Philippe Ivanovich Golikov)也是该部部长，在20个国家设立了代表处。此外，参与此项事务的单位包括人民委员会、内务部审查甄别司和人民委员会、劳改营管理总局(古拉格)、特别司、特别移民司、国家安全部第九局和人民委员会。根据戈利科夫的报告，1945年战争结束时，苏联以外的公民约有500万人，其中大多数是所谓的“东方劳工”，即被带到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强迫劳动者。此外，还有170万名战俘，包括在德国武装部队和警察部队服役的人。其中包括数万名随德国军队撤退的合作者和各种战俘(通常是他们的家人)。
戈利科夫将军
根据发回苏联民政部的文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944年秋，英国和美国透露的各种报告和信息表明，大多数苏联战俘对苏联官员怀有敌意，不愿返回苏联。但是，这个结论其实很可疑。因为大部分苏联战俘不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而是工农出身，所以对苏联官员没有严重的敌意。根据各种情报渠道，苏联得到消息，大部分苏联战俘和被困平民都想回国。
例如，红军情报总局局长伊万诺维奇伊里切夫在1944年10月26日给戈利科夫的报告中提到，“在坎普顿公园(伦敦郊外)，在负责审讯德国战俘中的苏联人的英国军官中，有一个菲利普森上尉，这个所谓的菲利普森实际上是一个俄罗斯白卫军军官，他的真名是索尔达特科夫。为了获得苏军的相关资料，索拉季恩科夫对大量苏联战俘进行了审讯，并得出结论，大部分苏联战俘都想回到苏联，并不敌视当局。当然，他们还是担心回国后可能会被调查。”——这封信讨论了被英军俘虏并为德军服务的苏联战俘。上述坎普顿公园是联合王国联合部队详细审讯中心(C.S.D.I.C .)的战俘审讯场所之一，该中心主要负责审讯和甄别轴心国的战俘以获取情报。
事实上，在轴心国控制下的苏联公民中，真正的合作者并不多。苏联公民大部分被关押在集中营、战俘营、劳改营、惩罚营。虽然戈培尔、弗拉索夫和他们的爪牙一再拉拢他们，但德国的宣传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大多数苏联战俘并没有像德国人所希望的那样，受到煽动去仇恨布尔什维克、英国和美国。在这些人中，红军和英美军队胜利的消息往往能引发积极的情绪。当然，他们担心自己可能会被遣返苏联。这些战俘将试图了解苏联政府对那些在国外生活和被俘的人的态度。但最重要的是苏联战俘担心的问题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西方观点往往认为苏联战俘不愿回国，害怕不能留在西方。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苏联战俘知道苏联对“外国人”和囚犯的消极态度，担心苏联政府不允许他们回国。
被德国人困住的苏联平民
白俄罗斯解放的苏联公民
例如，1944年9月19日，苏联贸易代表团的A. Signac和M. pashinin向苏联驻英国贸易代表P. I. Solovev报告
告中提到：“1944年9月13日至17日，我们在法国出差时目睹凡尔登附近的公路上有大批难民，他们都是在不同时期被德国人裹挟的苏联公民。人群中有男人、妇女、儿童和老人，景象极其凄惨，大多数人都衣衫褴褛，很多人赤着脚，头上戴着便帽乃至法国式高筒帽。这些人大多数根本不懂法语，是不久前被德国人押解过来的奴工，他们一无所有。我们和其中一些人攀谈，他们说这些人的目的地是凡尔登的某个中转营，据信这个营地是美国人组建的，最终要将其中的苏联公民遣返回国......然而在这个营地或者前往营地的路上并无任何苏联政府的代表在场......有鉴于此，美国军队的官兵以及法国人，经常会向我们提问，问我们打算怎么处理这些人，为什么这里没有我们的代表等等。而那些饱经折磨的难民，在得知我们是俄罗斯人之后，眼中饱含着泪水问我们‘你们是来接我们回家的吗？’”
在那段战火炽烈的日子里，那些摆脱了法西斯魔爪重获自由的苏联公民，一边在过境集中营里等待回国，一边不遗余力的为祖国慷慨解囊。这些等待遣返回国的苏联公民自发的掀起了大规模捐款运动，苏联国防基金会收到了他们捐赠的现金和贵重物品。仅在1945年1月到3月，苏联国防基金会就收到了来自意大利“圣安德鲁”中转营的苏联公民捐献的价值20.6万里拉的款项。在法国，苏联国防基金会收到了苏联离散公民的自发捐款达3982246法郎。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苏联官方以斯大林的名义向转运苏联战俘的全体盟国官兵发了一封公开信：“一旦有被解放的公民踏上回家的路，我们的军事技能、战斗和战术经验会每天、每个小时的增涨。我们竭尽所能，让所有训练有素、精通武器装备使用的红军士兵返回家园，尽快向该死的希特勒讨还我们所遭受的苦难，这是所有人的共同愿望。”
在法国境内的苏联公民中转营
在法国境内的苏联公民中转营
在法国境内的苏联公民中转营
流散在各国的苏联战俘及公民担忧无法回国其实是杞人忧天，尽管有一部分人表达了希望留在西方国家的意愿，但是苏联最高领导层向盟国表达的态度非常强硬，就是所有公民必须无一例外全部强制性遣返回国。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一致，签订一项对各国战俘及平民进行保护、赈济和遣返的全面协议，三国政府保证，只要不影响作战，将尽一切努力，尽快遣返全部战俘和平民。接下来，苏联分别和美国、英国、比利时和法国都签署了遣返苏联公民的协议，规定1939年9月17日之前在苏联领土内居住的公民都会被无条件遣返，而在这个范围之外的战俘（也就是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及摩尔多瓦）以及1939年以前离开苏联国境的移民将不会被遣返。在遣返之前，所有苏联公民将被暂时安置在专门营地中，并且允许苏联政府派遣代表，在营地内基于苏联法律组建各种团体和组织。
比如在波茨坦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就曾经当面指出，在意大利的切尔金纳基卡市一带由英军控制的五号战俘营，英国人本来宣称营中关押的苏联战俘有150人，但苏联代表在那里发现，这里居然有1万名乌克兰人，英军将其编为1个师，各级军官均为曾经在德军中担任军官的彼得留拉分子。在苏联代表团抵达之后，战俘中当即有625人表示希望马上返回苏联。而丘吉尔给出的解释是，这些战俘虽然是乌克兰人，但是居住在1939年苏波边境的波兰一侧，并非是苏联公民。不过他仍然表示“我们还准备交出其它愿意回国的人。”
盟国和苏联之所以能够达成协议，也是出自各自的考量。对于苏联来说，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讲，将这些公民遣送回国，首先是政治上的目的，避免他们为境外反苏势力所利用，其次是经济上的目的，满目疮痍的苏联需要这几百万劳动力。而对于盟军来说，一方面盟国方面的公众舆论非常关注苏联手中掌握的美英等国战俘，罗斯福、丘吉尔曾经多次就相关人员的遣返问题和斯大林以信函来往的方式协商。此外，在1944年到1945年的冬天，德军手中还掌握着4万英军战俘和7.5万美军战俘，他们有可能会被苏联解救。斯大林在遣返英美战俘的问题上并未设置障碍，但前提恐怕是盟国方面同样配合苏联。在另一方面，此时盟国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那就是劝说苏联在击败德国之后，尽快对日开战。既然罗斯福可以不顾中国的利益，将远东的权益私相授受，那么就更不会在遣返战俘的问题上和苏联做过多纠缠了。到1945年8月为止，有8批遣返者从英国经海路送往苏联，总人数超过3.2万人。另外大约有4000名苏联公民从美国回国，另外还有11到12万苏联公民经法国回国。
乘船返回的苏联战俘
应该指出的是，强制遣返并不意味着所有苏联公民被遣返回国都是违背其个人意愿。根据大量的调查问卷和遣返公民的说法，可以肯定的说，至少80%的“东部人”，也就是1939年9月17日以前苏联境内的公民的意愿是返回苏联。而“西部人”，也就是1939年之后被并入苏联的领土上的公民，如波罗的海三国、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和北布科维纳居民，他们在心理、政治取向和价值观与“东部人”差异很大，其中确实大部分是主动投向德军一方。如果这些人落在苏军占领区，那么毫无疑问会被遣返回苏联。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谋求进入盟军占领区以免于被强制遣返，西方军队有时候会根据这些人的意愿选择不将他们移交给苏联当局。
在二战结束之后的最初几个月，一般来说英美军队会将“东方人”无一例外的强制遣返移交给苏联官方，即使是那些通敌分子也是如此。但是从1945年9月到10月开始，“东方人”也开始适用“自愿遣返”的原则，直到冷战爆发后，所有苏联公民都适用这一原则。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按照苏联的意愿将所有战俘都遣返回去，而不顾他们的意愿，那么就等于把他们送上死路”。艾登认为被遣返的大多数不是叛徒，仅仅是政治难民。随着在40年代末苏联与西方盟国关系渐渐降温，英美两国对遣返苏联公民开始也不再严守协议，最后共有37.5万苏联公民得以避免被遣返。有研究表明，如果盟国始终遵循自愿遣返原则，那么拒绝回国的苏联公民人数有可能达到50万，即使是比较高的估计数字最多也只有100万。
另外还有一点，强制遣返仅针对苏联公民，而其他人，比如白卫军成员则不在此列。白卫军被遣返并不是绝无仅有，但大多数情况下苏联和盟国还是会遵守这样的惯例。例如在德军一边作战的哥萨克人和其他一些伪军，强烈要求尽一切可能获得西方国家庇护。然而英美两国最终让他们失望了：英美履行了对斯大林的承诺，46000名俄罗斯解放军（约占2/3）、50000名哥萨克伪军及其家属都被移交给了苏联。其中比较著名的是顿河哥萨克领袖彼得·克拉斯诺夫。从各个方面来说，这些哥萨克都应该在被逮捕后遣返回苏联，特别是他们在苏联、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境内犯下了不少罪行。
为了争取公民回国，苏联官方的代表也积极行动。到处都有宣传点，配备了收音机、摄像机、书报亭。在向东开进的列车以及沿途车站，还会举办各种座谈、讲座、散发报纸和宣传册、组织业余文艺团体开展演出、播放电影。这些活动都是1945年苏共中央《关于遣返苏联公民的政治和教育工作的组织》这一法令而展开的。
到处都是各种传单和小册子（“返回家园”“祖国知道您的苦难”“为了祖国的荣誉”“祖国在呼唤”）。苏联官方在柏林开设了广播电台，专门向待遣返公民讲述已经回国的那些人的日常生活，并且大谈特谈“在离散公民中转营进行诽谤性宣传的特务”。苏联提出的口号是“祖国原谅你们！祖国等待你们！”
1944年11月上旬，戈利科夫将军在接受塔斯社采访时，讲解了苏联公民的遣返政策，他特别指出“......对苏联怀有敌意的人正在通过欺骗、挑衅等方式，毒害我们公民的思想，让他们相信可怕的谎言，仿佛苏联祖国已经遗忘了他们，放弃了他们，不再认为他们是苏联公民。这些人恐吓我们的同胞，声称如果重返家园，他们将会遭受镇压。这样荒谬的言论实在是不值一驳。苏维埃祖国一直在记挂那些陷入德国奴役的公民。他们会得到祖国对待归来游子般的迎接。在苏联，即使是那些在德国的暴力和恐怖威胁下，被迫侵犯了祖国利益的苏联公民，如果他们在回国时如实履行了自己的责任，那么就不会承担责任。”
在这次访谈的最后，戈利科夫代表苏联政府向战俘和被拘留公民发出正式的呼吁，虽然这样的呼吁并不能完全解除后者的困扰，但离散的苏联公民对此还是比较满意的。战俘是否会受到刑事起诉这个问题并没有定论，尽管在实践中很少有战俘仅仅因为被俘就被定罪。直到1945年7月7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公布法令“关于战胜希特勒德国的大赦令”，才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根据该法令，被俘虏的军人将不会被逮捕起诉。所谓所有返回苏联的公民都遭到镇压的传说是站不住脚的。诚然成千上万归国战俘，特别是其中的军官的命运是不幸的。然而大多数归国战俘并未遭到镇压，甚至许多叛国者都为此窃喜，苏联当局并没有给他们什么特别残酷的惩罚。
中转营里的苏联战俘正在布置宣传板
战俘们正在阅读中转营里自办的报纸《幸福之路》
举一个例子，1944年夏天，英美军队登陆法国，大批德军官兵被俘，这些战俘一般来说会被押解到英国本土的战俘营。不过让英国人惊讶的是，其中一些战俘不懂德语，是被俘虏后加入德军的苏联战俘。根据苏联刑法第193条，战时叛国投敌者的命运只有一条，那就是死刑。英国人也知道这一点，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将这些人的情况通报了莫斯科方面，并且批准将其移交回国。1944年10月31日，2艘英国船载着9907名原苏联战俘出发，于11月6日抵达摩尔曼斯克。有人认为这些人在摩尔曼斯克一下船就会被立即枪毙。然而苏联官方代表却解释说，苏联政府已经赦免了他们的罪行，而且这些人不但不会被枪毙，更不会因为叛国罪承担刑事责任。他们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甄别营接受了一年的甄别，然后作为特殊移民流放6年。到1952年，其中大多数人已经被释放，而且档案中没有犯罪记录，在特殊移民点的时间是计入工龄的。
大部分遣返人员在国防人民委员部设在红军各方面军和集团军的过境检查点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甄别营，接受审查和甄别，一些战俘会被补入后备部队，而确定有罪和“嫌疑较大”的战俘则被押到内务部的特别营地，以便进行更彻底的甄别。该机构在1945年2月更名为筛查营，执行类似任务的还有古拉格。筛查营和过境集中点和甄别营不同，被送到这里的人大多数曾经有过通敌罪行，理论上战时投敌会受到包括死刑在内的最严厉的处罚。但实际上，这些人大多数都没有被处决，一般只是在特别移民点控制居住6年时间，而且不会受到起诉。被释放的红军军人以及兵役适龄公民会被送往预备役部队，然后成为补充兵员。到1946年年底，总共有超过120万原战俘进入红军。在战后复员之后，很多原战俘成了工人，在煤炭、冶金、林业单位工作。他们会在内务部队的押送下乘坐火车，前往指定工作地点。
苏联官方宣布所有战俘和归国平民都能够享有公民权力、劳动法和社会保险的保障。但是这些人顶多只能在集体农场找到工作，在找工作、上学、入团入党的时候都会遇到麻烦。还有归国战俘曾经回忆过“工作时会遇到困难，而且是很大的困难”“他们会在证件等等问题上故意卡我们”“每隔三个月我都得接受护照检查”。许多人遭到了当地民众和基层干部的不公正对待乃至侮辱。
截止到1946年3月1日，共有4199488名苏联公民被遣返（其中平民2660013人，战俘1539475人）。其中被内务人民委员会继续看押、甄别的分别为226127人和46740人，而被遣返回居住地的分别为281780人和2146126人；在军队服役的分别为659190人和141962人；进入劳动营的分别为344448人和263647人；在其他收容场所、在苏联国外军事单位和设施工作的分别为27930人和61538人。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被内务部扣留、逮捕乃至审判的平民和战俘，分别只占1.76%和14.69%，大多数战俘和平民都没有遭到逮捕。
根据内务部甄别营和其他甄别机构负责人的指示，遣返人员中的四类人会被逮捕并受到审判：伪警察指挥人员；伪靖卫团成员；伪民间武装；俄罗斯解放军、其他民族伪军、类似武装组织成员；参加过讨伐队或积极附逆的伪警察及伪组织正式成员、主动投敌的原红军军人；资产阶级分子、法西斯政权官员；盖世太保及其他德国讨伐机构和情报机构成员；占领者的积极帮凶，伪基层组织负责人。
返回的苏联公民正在通过易北河
1945年1月18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红军总后勤部联名向各方面军和军区发出了一份指令，要求被释放的战俘和平民必须服从以下要求：
1、被俘红军士兵（包括士兵和士官）在接受红军过境检查点的甄别后，应补入各部队。
被俘的军官进入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营；
2、曾在德国国防军、德国武装力量、弗拉索夫伪军、伪警察服役和其他可疑人员，进入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营；
3、平民，在经过一线部队过境集中点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甄别营的甄别之后，适龄男性补入前线部队或军区服役，其余遣返回永久定居点居住（禁止遣送至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
边境地区居民移交内务人民委员部甄别营。孤儿，移交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儿童机构和各加盟共和国人民保健委员部。
由于越来越多的遣返人员要求尽快甄别，至少是解除怀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1945年2月命令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和摩尔多瓦这四个共和国的内务部和国安部，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总局和后方保卫总局，特别要求：有鉴于红军进攻战役的胜利，预计将有大量被德军俘虏的苏联公民涌入内务人民委员部甄别营......我们允许将老人、带孩子妇女的甄别流程缩减到5天内，并立即将其送往永久居住地。有嫌疑且需要更长甄别时间的人员应立即遣送至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营。
苏联遣返战俘的路线
德国投降以后，大量苏联公民回国，一旦德国国防军被苏军和盟军击败，被解放了的苏联公民就自发的向所有通往东方的道路涌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英美盟军控制区。在德国投降之后，苏联政府立即着手准备从盟国控制区接收苏联公民。1945年5月中旬，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文件中列明：
1、根据最高统帅部命令（1945年5月11日第11086号）组织的甄别营共1万座，其中100座负责接待盟军释放的遣返苏联公民，包括：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30座
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15座
乌克兰第一方面军-30座
乌克兰第二方面军-10座
乌克兰第三方面军-10座
乌克兰第四方面军-5座
2、甄别程序
A）原红军人员由锄奸局负责甄别；
B）平民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锄奸总局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进行甄别，其中内务人民委员部代表牵头。
3、总共100座甄别营中有30座负责对平民的甄别，包括：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9座
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5座
乌克兰第一方面军-8座
乌克兰第二方面军-3座
乌克兰第三方面军-3座
乌克兰第四方面军-2座
4、各方面军另有46个过境检查点，专门负责检查被苏联红军解放的苏联公民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10个
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6个
乌克兰第一方面军-15个
乌克兰第二方面军-6个
乌克兰第三方面军-5个
乌克兰第四方面军-4个
5、甄别委员会的管理工作于5月14日后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委托各方面军内务部负责，如果没有则由后方部队指挥员负责。
6、归国公民总共设立9个接收点，其中7个分别在维斯马、、帕尔希姆、马格德堡、德绍、托尔高而里萨，另外2个接收点待定。
每个点计划在5月21日到22日分别接收3000-5000名苏联公民。
7、贝利亚同志给国防委员会写了封信，建议遣返公民在检查点停留的时间不应超过10天。在通过甄别之后，所有返回的公民都将回到永久居住地，在这里将会接收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进一步审查。军方可将其余遣返人员移交至国防人民委员部。
1945年5月22日，国防人民委员部通过一项法令，要求对被遣返平民的登记与身份核实工作周期为10天，然后将其遣送回居住地。但是在实践中证明这个要求是不现实的。被遣返的苏联公民常常要在过境检查点和甄别营停留一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仅在1945年5月30日，过境检查点和甄别营就挤满了130万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甄别营”并不是拘禁场所，而是临时收容所。大多数甄别营和过境检查点都在苏联境外的德国、奥地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
英国境内的苏联战俘中转营
而苏联之所以建立一整套过境检查点和甄别营系统，不仅是为了对流散境外的苏联公民进行彻底甄别，还有许多其他原因。几乎遍布整个欧洲的战俘和平民被集中起来，能够极大简化粮食的供给，在进入营地之后，他们可以享受与红军后方部队相同标准的口粮供应。到1945年8月，有一些苏联遣返公民还住在过境检查点和甄别营附近城镇的民居里，但是为了避免这些人对当地居民，比如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胡乱进行报复，苏联官方还是要强迫他们搬进检查点和甄别营居住。另外从医学卫生的角度看，遣返者在回国之前必须进行初步隔离，以免传染病的蔓延，而且很多人还感染了淋病和梅毒。为此苏联政府向检查点和甄别营派遣了大批性病专家、妇科医生和医护人员，这也是为了让遣返活动能够有组织，避免混乱无序的无政府状态。
1945年5月22日，红军最高统帅部代表、遣返苏联公民事务部副委员格卢别夫将军在德国哈雷与美军的巴克将军签署了《关于移交被红军和盟军解放的原战俘及平民的计划》。1945年5月23日上午，盟军在双方控制区分界线向苏联移交了首批苏联公民。从5月23日到30日，盟军总共遣返了519102名苏联公民，到7月1日达到1008971人，到8月20日为1573481人。到1946年3月1日，盟国遣返的苏联公民达到2352686人，而其中2038700人是自1945年5月23日起，在德国和奥地利境内经由双方分界线移交的，另外313986人则是通过港口和火车站直接遣返到苏联境内。
被遣返的苏联公民的人数和来源（截至1946年3月1日）
截止到1946年1月1日，在筛查营和劳改营中被羁押的遣返人员总共有228018名，筛查营遍布苏联境内，包括莫斯科、科洛姆纳、基辅、塔鲁萨、 佩罗夫斯基、库塔伊斯、利瓦季、格罗兹尼、斯大林格勒、列宁纳巴德、奥穆特宁斯克、格拉夫内库特、塔林、波多尔斯基、沙赫京斯基、彼得罗夫斯基、别列兹尼科夫斯基、图拉、伏罗希洛夫格勒、克麦罗沃、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加里宁、哈尔科夫、北乌拉尔斯克、杜布罗夫斯基、奥列霍沃-祖耶沃。属于古拉格系统的劳改营位于伯朝拉、沃尔库塔、索利卡姆斯克等地。
在1946年到1947年间，内务部筛查营和劳改营里的特殊羁押人员迅速减少。到1948年1月1日只剩下2923人，其中有2386人曾在德军及伪武装组织中服役。内务部筛查营实际上负责羁押嫌疑程度在特别营和劳动营之间的人员。通过各方面军甄别营和过境检查点的遣返平民大多数都没有什么嫌疑，到1946年1月1日为止，共有688527人通过筛查营的甄别（在苏联境内共有15个筛查营，位于布列斯特、沃尔科韦斯克、弗拉基米-沃伦斯基、基希讷乌、敖德萨、摩尔曼斯克、维堡、格罗德诺、拉瓦罗斯卡亚、切尔诺夫策等地）。
到1946年初，总计644587名平民和43940名战俘通过筛查营甄别遣返，其中485069来自德国，84098来自波兰，49498来自罗马尼亚，24557来自奥地利，9901来自挪威，9049来自捷克斯洛伐克，6770来自南斯拉夫，4500来自英格兰，4201来自法国，4137来自芬兰，3005来自保加利亚，1968来自意大利，954来自瑞典，611来自匈牙利，100来自希腊，94来自丹麦，13来自比利时和2人来自荷兰，2人来自瑞士，2人来自美国，2人来自阿尔巴尼亚
在1944年到1945年，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筛查营的甄别遣返回国的苏联公民民族组成如下：乌克兰族230635人，俄罗斯族155499人，白俄罗斯族81846人，摩尔多瓦族28727人，立陶宛族21706人，波兰族14023人，拉脱维亚族9196人，鞑靼族2774人，犹太族2644人，爱沙尼亚族2582人，其他民族138895人。
到1946年1月1日，内务部筛查营已完成对656533名被遣返公民的甄别，其中582999人被送回居住地，21512被送往特殊移民点，1426人送往国民经济部门，3393人进入红军服役，31763人送往各地兵役登记办公室，另有15440人“因其他原因死亡”。
遣返苏联公民的民族组成
根据遣返事务部的数据，截止到1946年3月1日，总共有5352963名苏联公民被遣返回国，其中3527189名平民，另外1825774名是战俘。这一数字不包括当时尚未遣返的1153475人，其中867176名平民，286299名战俘，由于他们不在境外，所以这批人被称之为“国内离散者”。其中“东方人”占主要地位，他们在战争中中由于种种原因滞留在波罗的海三国、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其他的苏联西部边疆地区。此后共有831951名国内离散者（165644名男性，353043名妇女和313264名儿童）被送到其居住地（其中831635名平民和316名战俘），254773名被征召入伍（26705名平民和228068名战俘），另外还有66751名被遣送至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营（8836名平民和57915名战俘）
从1941年10月到1944年3月，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别营总共对317594名苏军战俘进行甄别。其中通过甄别并重返红军为223281人，占比70.3%；进入内务部队的4337人，占比1.4%；进入国防工业部门的5716人，占比1.8%；死于医院的1529人，占比0.5%；死亡的1799人，占比0.6%；送入惩戒营的8255人，占比2.6%；被捕者11283人，占比3.5%；继续进行甄别的61394人，占比19.3。
必须指出，在德国占领时期，国内离散者不仅遭到占领军当局的残酷掠夺压榨，更在某些时候受到了“西部边疆”有产阶级的欺压。比如1944年11月27日，遣返苏联公民事务部政治教育部的一份报告指出，“在立陶宛有许多被德军掳掠至此的苏联公民，他们被迫为富农劳作，而且这些奴工的‘奴隶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根本不支付工资，直到现在也拒绝支付”。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总共有283407名流散公民（其中227044名平民和56363名战俘），而在苏联其他西部边疆区总共有870068名流散公民（其中640132名平民，229936名战俘）。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想回到苏联，按照克里沃舍夫的数据，总共有1783000名苏军战俘未能归国，但没有记载其中多少人是死于战俘营，有多少移居国外。根据1946年6月1日的数据，尚有11847名国内流散人员仍未回乡。实际上截止到1946年3月1日，总共有4199488名苏联公民被遣返回国，其中2660013名平民，1539475名战俘，其中2352686名来自盟国控制区，其中包括瑞士（1392647名平民和960039名战俘），还有1846802名是通过红军控制区回国，其中包括了从瑞典回国的苏联公民（1267366名平民和579436名战俘）。
在40年代末，有许多苏联公民在西德和奥地利境内滞留，他们无法在西方国家定居，在二战之后移民大潮的背景下，即使是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阿根廷和加拿大也拒绝接受这些人。而在苏联国内，宣传上对这类人绝口不谈，因为这些公民背弃了“最公正的社会制度”选择留在敌国的领土。那些在1952年初没有返回苏联的公民成了所谓“二次移民”，总人数约45万，根据苏联统计，包括84825人定居在西德，18891人定居在奥地利西部，27570人定居在瑞典，19675人定居在法国，14729人定居在比利时，100036人定居在英国，50307人定居在澳大利亚，38681人定居在加拿大，35251人定居在美国，7085人定居在阿根廷。
作为苏联公民想要留在西方，主要由4种合法途径。首先是自证在二战爆发时非苏联公民，比如具有波兰、波罗的海国家、罗马尼亚或土耳其公民身份。这种途径有一定灵活性，必要的证明文件能够买到。
其次是避免进入遣返公民临时营地，不去任何地方登记，隐瞒自己的身份直到遣返结束。从1947年8月之后，这些人会被盟国认为是“自愿留居德国的群体”。
第三，就是和外国公民结婚，但这个途径并不可靠。苏联当局的命令是“所有与外国公民结婚的女性都应尽快前往过境集中点，为了她们未来的权益，此类婚姻关系应立即解除”。尽管如此，最后仍有1.6万苏联妇女留在了西方国家。
最后一种留在西方国家的方式是参加法国外籍军团，但即使在外籍军团也必须隐藏身份，因为苏联公民当时不会被外籍军团接纳。此外还可以寻求非政府组织庇护，尤其是如果该组织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或其后续机构联合国难民署合作的话。
综上所述，和很多人的印象恰恰相反的是，战争结束之后，大多数苏联战俘和被裹挟的平民并没有受到迫害，而是基本以正常的姿态回归和平生活，被镇压者只是少数，而被镇压者中被冤枉的人也是少数。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委员部和锄奸总局在对遣返公民进行甄别和审查之前，曾经担心长时间在国外的生活会严重影响这些苏联公民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但经过审查，他们发现这种担忧是多余的。即使少数人移民西方，选择“西方价值观”，更多的是处于物质上的考虑，而非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只有少数移民成为“叛徒”，为西方情报机构、国防、工业部门和科技部门工作。
莫斯科高尔基艺术电影制片厂在1949年拍摄了一部电影《他们有祖国》（ У них есть Родина），并在1950年由中央电影局东北电影制片厂译制。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二战结束后，幸存下来的苏联儿童继续滞留在联邦德国的孤儿院里，美帝国主义不但不让这些孩子回到苏联，而且让这些孩子忘记自己的祖国，去给他们充当奴隶。苏联代表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诡计，终于将这些孩子救回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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