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三国演义》开头，同时也点出了东周时期天下列国分立、终并于秦；秦亡后楚汉相争、终归于汉；到了东汉末年又有群雄并起、三国鼎立，最后西晋一统等史实，似乎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认识：统一与分裂不断的循环往复。然而，从黄巾之乱（184年）至晋灭吴（280年）仅96年，在中国迄今长达50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不过占2％，但“桃园三结义”、“过五关斩六将”、“三顾茅庐”、“周瑜打黄盖”、“火烧赤壁连环船”、“赵子龙单骑救主”、“捉放曹”、“刘备借荆州”、“七擒七纵”、“挥泪斩马谡”、“空城计”、“乐不思蜀”等三国典故、成语、歇后语不仅在中国，更是在与中国一海之隔的日本历久不衰。
在与中国频繁的交流中，从中国流传到日本的典籍很多。在日本大化改新时代（即公元645年以后）更是如此。有许多中文的典籍通过遣唐使、学问僧以及之后陆陆续续的官方交流和非官方的商业走私流传到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文化。日本人对三国的感情和研究并不亚于中国人，三国文化在日本有着深厚的积淀。
“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一般被认为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依据《三国志》与元代《三国志平话》所撰，现存最早的刊本，乃是明嘉靖元年（1522）序刊本（嘉靖本）。
在与中国频繁的交流中，从中国流传到日本的典籍很多。在日本大化改新时代（即公元645年以后）更是如此。有许多中文的典籍通过遣唐使、学问僧以及之后陆陆续续的官方交流和非官方的商业走私流传到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文化。
日本南北朝后期（1370年代，明洪武年间）日本军事故事书《太平记》存在15处与三国有关的故事，其中最重要的是刘备“三顾茅庐”与孔明之死：
昔异国有三人，吴之孙权，蜀之刘备，魏之曹操，三分中国四百州，其志皆一统中国。……蜀之智臣闻此，知其贤能，奏曰：‘召之，授以高爵，可任政治世也。’刘备以重币厚礼召之，孔明竟辞不就，只喜涧饮岩栖，闲度日月。刘备三顾草庵，曰：‘朕以不肖之身，求天下太平。皆非一人之安身恣欲，只为拯道于途炭，救民于沟壑。若公出良佐之才，辅朕心之所愿，天下安定，何必空待百年。夫枕石漱泉，乐于幽栖，乃为一人之身也。治国利民以致大化，乃万人之为也。’此言心诚理明，孔明无言辞拒，遂为蜀之丞相。刘备敬重孔明，喜曰：‘朕有孔明，如鱼有水。’刘备授公侯之位，其名曰武侯。天下之人惧卧龙之威，感其德皆来朝贡。
此处和《三国演义》中刘备请孔明出山的叙述非常相似。另在叙述孔明之死时，《太平记》与《晋书．宣帝纪》基本一致，但犯了史实错误：魏之曹操忧之，将军司马仲达统兵七十万，征讨蜀之刘备。刘备闻之，命孔明统兵三十万，拒敌于魏蜀边界之五丈原。
魏蜀双方对峙在五丈原（今陕西宝鸡岐山县五丈原镇），时间在公元234年（魏青龙二年、蜀汉建兴十二年）四月，但曹操与刘备已先后于公元220年、223年亡故，距离诸葛亮第五次北伐的时间至少已相差14年以上，所以两国君主为魏明帝曹叡与蜀汉后主刘禅才对。
到了江户时代，《三国志》在日本影响范围扩大了。《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传播各有进展，同时也出现了对于人物行为的专门评论。因为那时的学者普遍接受儒家文化，所以具有忠臣表现的诸葛亮与具有义气的关羽，在这一时期成为备受推崇的对象。有关《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无论是在中国或是在日本，都有着因为典籍流传而带来的文化冲突与融合。
日本庆长九年（1604年，中国明万历三十二年），为日本江户时代初期，时年22岁的儒学家林罗山（1583—1657年）所读书目中出现了《三国志演义》一书；1616年，江户幕府的缔造者德川家康逝世，在他的遗言中，就交代了必须把存放在骏府（今静冈县）文库的书籍转移至水户藩、尾张藩，其中就包括了《三国演义》，证明嘉靖年间的刻本已东传日本。不过当时一般日本民众普遍贫穷、无力购买书籍，文盲率甚高，为娱乐而阅读书籍的情况仍很少见，故仅仅只在战国大名、武士阶层和知识份子的小圈子中流传。
直到日本元禄二年至五年（1689—1692年，中国清康熙年间），京都天龙寺僧侣义辙、月堂共同使用笔名“湖南文山”，陆续出版了《三国志》的日文译本—《通俗三国志》。随着江户时代政治社会长期保持和平稳定，百姓的经济实力随之提高，歌舞伎和落语（单口相声）等书籍作为新的娱乐方式诞生，当人们对《源氏物语》的优雅的贵族恋爱、身穿铠甲的武士之间的战斗已经看腻，《三国演义》中玩弄权术且狡诈的曹操、足智多谋的诸葛亮等英雄角色，深深吸引了读者的目光，加上日本民众将对镰仓时代初期的悲剧英雄源义经（1159—1189年）之同情心理，转移到了三国中最弱小的刘备、蜀汉身上。
天保年间（1836—1841年，中国清道光年间）著名画家葛氏北斋的门人─葛饰戴斗（近藤文雄）的绘制75册《插图本通俗三国志》、《绘本通俗三国志》的出版，更加强了三国故事的普及化。《三国演义》中描写的宏大战争场面和斗智斗勇的复杂谋略，是日本不曾有过的，对当时的读者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包括妇孺在内的普通百姓，也都能通过栩栩如生的图画，了解三国的人物与故事。在这一过程中，三国故事就开始逐渐日化，包括登场人物及故事情节等，更符合日本国民的风土人情。并且逐渐实现视觉化，形成江户时代的三国热。
明治维新以后围绕《三国演义》出现各种译本，其中《新译演义三国志》（至诚堂1912年）比较有名。这部书被认为是毛宗岗本的初次完整译本。据说这部书也被少年的吉川英治爱不释手，后来对于吉川英治的《三国志》有很大影响。在20世纪中有关《三国演义》的日文译本更是层出不穷，至少有6位译者出版过16种版本的《三国演义》译本。
随着《三国志》、《三国演义》流传范围和形式的不断扩大，由日本人根据《三国演义》改编的作品也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吉川英治的小说《三国志》。
吉川的小说《三国志》给日本人认识三国故事的影响巨大，成为后来许多传播形式和作品的另一个源泉。许多人认为吉川的这部小说《三国志》并不是以《三国演义》原著为蓝本而撰写，而是以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为基础创作而成的。这部《三国志》与原著《三国演义》有很大不同，带有吉川式的独特风格和韵味。
原《三国演义》本是一部以英雄争天下为主题的小说，多为战术、谋略等军事政治方面的较量，而在吉川英治笔下，却多了男女恋情、忠孝两全等情节，在恢弘壮观的战争场景下多了几分充满人情的瑰丽柔和，人物形象显得更加血肉丰满。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着眼于魏蜀吴三国的兴亡更替、讲究“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大局观，推崇儒家思想的君臣观念。吉川英治的《三国志》则抛开了是否振兴汉室的历史责任，更着重于曹操、刘备、诸葛亮等人物形象的刻画，以英雄人物的个人性格、命运发展等展开丰富的故事情节，从日本民众的接收角度出发，重新书写了三国篇章。
吉川英治按照现代小说的创作手法，在心理描写、景物描写上挥洒笔墨，添加了刘备与白芙蓉的恋爱细节、刘备对母亲的孝行、吕布与貂蝉的感情纠葛等。对刘备、曹操的描写也更为人性化，曹操的形象在吉川英治笔下少了“奸雄”的特点，而是更趋向于具有诗人气质的英雄；关羽则多了文人夫子的儒雅；张飞也并非一味鲁莽，而是多有替刘备分忧的兄弟义气。吉川英治删减了刘安弑妻、刘备怒摔阿斗的情节，对孔明的智慧增加了合理科学的描述。小说中有大量的对白和心理、景物描写，多方面烘托了人物形象。
吉川英治的《三国志》可以说是现代日本三国故事题材作品之滥觞。他的改写使三国故事增加了趣味性和传奇性，强调个人命运发展、个人价值的实现，为后来改编为漫画、动漫、电影、电视剧、歌舞伎等形式提供了土壤和基础，从而把《三国演义》改造成了日本人喜闻乐见的大众小说。
传自中国的三国文化，明显己经脱离了中华文化的土壤，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诸多方面都己悄然变化，与日本人的审美观念、文化消费意识牢牢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日本式的三国文化，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被打上了深刻的日本文化的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