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坐落在北京西北郊，与颐和园相邻，由圆明园、长春园和绮春园组成，也叫圆明三园。圆明园是清朝著名的皇家园林之一，面积五千二百余亩，一百五十余景。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米，有“万园之园”之称。清朝皇室每到盛夏时节会来这里理政，故圆明园也称“夏宫”。
圆明园于1860年遭英法联军焚毁，文物被掠夺的数量粗略统计约有150万件，上至先秦时代的青铜礼器，下至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名人书画和各种奇珍异宝。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西郊皇家园林再遭劫难。此后不同时期，圆明园又遭到不同程度破坏。直至1988年6月29日，圆明园遗址公园向社会开放。
百余年间，几代人试图重建圆明园的计划也在争议声中几经波折，从修复园中古建，到异地“重造”圆明园，每个计划出台都能挑动中国人最敏感的历史神经，掀起新一轮“修”与“存”的论辩，并逐渐形成“废墟派”和“重建派”两大阵营，辩论旷日持久，然而始终没有形成定论。
“废墟派”主张历史不容抹杀，应保留圆明园遭焚毁后的残迹以警示国民勿忘国耻，而重建恐有劳民伤财之嫌；“重建派”则主张，重建或修复圆明园可以恢复民族往日荣光，抚平这段历史创伤，而目前已经具备这样的财力和技术水平。
1950年，周恩来曾指示：遗址要保护好，地不要拨出去，以后有条件可修复。
其实，在圆明园遭英法联军焚毁后数年，也就是清同治年间，也有一次因为重修圆明园而引发的争议，已经启动的重修计划最终搁浅。
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御史德泰认为当时国家比较太平，曾奏请重修圆明园“以复旧制”，并代递内务府库守贵祥所拟京外各地按亩按户按村鳞次收捐的筹款章程五条，认为这样“既不动用库款，又可代济民生，条理得宜，安置有法”。当时立即遭到恭亲王奕訢等人的极力反对，并请旨严责，同治当时也支持奕訢的意见。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月十九日，出于各方面的考虑，由同治亲自开启的圆明园重修工程正式动工，计划重修二十多处共三千多间屋宇殿阁。当年二月，总管内务府奏准行文两湖两广四川等省，各采办大件楠、柏、黄松等木料各三千件，限期报送北京。
同治为何重修圆明园，其一是刚刚亲政，重修好了也是他政绩的体现；其二是“上娱两宫皇太后之圣心，下尽朕之微孝薄忱”让两宫太后有个游乐养老的地方，避免再干预政治；其三是更有内务府的上下人等给他描绘圆明园的恢宏与瑰丽，使他终于动心重修圆明园。实际上，有了浩大的工程，内务府的人们才有油水可捞。其四是圆明园被焚烧后，还保留了一部分完好建筑，像双鹤斋、课农轩、耕耘堂、蓬莱瑶台，万春园的大宫门、正觉寺等十余处，基础还比较好。
可是事与愿违，当时的大清固然平静了几天，但仍然危机四伏，财力更是入不敷出。虽然大清财政拿出了两万两白银作为启动资金，也是杯水车薪。19岁的同治决定向大臣们募捐，大讲重修圆明园的意义，提出“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于是，在京的满族王公大臣官员纷纷捐献修园经费。在广泛开展募捐的同时，同治还多次到圆明园重建工地视察。
重修圆明园需要耗费巨资，这对于内忧外患、满目疮痍的清廷来说，不堪重负。所以，同治提出重修圆明园后，赞同的人并不多，朝野上下反对之声鹊起。可同治不但未能采纳这些意见，反而对这些人进行了批评甚至处罚。不过面对群臣的进谏，同治不得不应对。他再次颁上谕，强调修园是出于孝道，且只是略加修葺，其余概不兴修，以节俭为主。但恭亲王奕訢仍联合其他亲王、军机大臣等十位重臣联名给皇帝上疏进谏，可是奏折送上去后就没了音信，无奈众大臣再三奏请要进宫面见皇帝。七月十八日，同治召见奕訢等人。奕訢等陈述了重修圆明园的弊端后还提出了建议，不想同治听了很是反感。奕訢等还逐条解释，同治彻怒道：“此位让尔如何！”大臣们听后都为之惊愕，一起跪下，伏地痛哭，大学士文祥痛哭几近昏厥，最后被人扶出。醇亲王奕譞则继续泣谏，痛陈必须停止修园之理由。
如此境况下，过了一个多月，同治不得不召见军机大臣、御前大臣等，再议是否修园之事，但你来我往反复辩论，最后也没个结果。
就在同治和王公大臣僵持不下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骗子丑闻，成为压倒圆明园重修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个人叫李光昭，原为贩卖木材、茶叶的小商贩，同治元年，由监生在安徽报捐知府衔。同治十一年，他来京贩卖木材时结识了内务府大臣诚明、堂郎中贵宝、笔帖式成麟等。听他们说同治帝要重修圆明园，而且正在收集木料的消息后，商业头脑发达的李光昭觉着这是一个赚大钱的机会，便谎称自己在多个省份购有楠、柏、杉、松木等价值十万两银子的木料，愿运往通州，报效朝廷。得到皇帝的批准后，他便以“奉旨采办”名义，私刻了“奉旨采运圆明园木植李衔”的大印，前往四川等地招摇撞骗。
但是重修圆明园所需木料要求高，李光昭到各地采办进展并不顺利，眼见限定的日期临近，没办法他来到香港同一位法国商人签订了购买三船价值五万多元洋木的合同，先付了定洋，说好货到天津即付全款。回到北京后李光昭向内务府谎报自己购买了价值三十万元的洋木。法国商人很快将货船开到天津港，消息传到北京，正被木料短缺所困扰的同治闻讯十分高兴，急令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免税放行，速运京师。
这时的李光昭根本无力付款，便称木材尺寸与原议不合，拒绝提货付款。法商大怒，找到法国驻天津领事出面，照会天津海关和天津道，要求清政府扣留李光昭，令其付款并赔偿损失。李鸿章急奏同治。李光昭不仅多报了二十多万元的货价，而且竟私自以“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皇帝”的身份与外商立约，差点引发一场严重的外交纠纷。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同治谕令将李光昭革职，交李鸿章严行究办。李光昭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
李光昭诈骗消息传开，舆情大哗，更成了反对派进谏停止重修圆明园的理由，包括李鸿章在内的一大批重臣一起劝说，同治十三年（1874年）九月，同治终于将重修圆明园的计划叫停，工程启动不到九个月就此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