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这幅雕塑形象地再现了后方群众支援前线的情景
图为：老百姓支援前线用过的纺车等工具（实物）
黄安老百姓：全民皆兵增援火线
红安走出了200多位将军，为中国革命牺牲了14万英雄儿女，《亮剑》中李云龙的原型是红安的王近山将军，《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原型刘飞将军，《中原突围》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解放海南岛》中12兵团副司令兼40军军长韩先楚，人称“旋风司令”，《夜袭》中指挥炸毁日军24架飞机的团长陈锡联，《上甘岭》中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将军，《刘昌毅决战宿县》 西征中红四方面军中牺牲的红安将帅雕像只能放在河西走廊，很多将军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李天焕将军的《气壮山河》，秦基伟将军的《苦战临泽》，王诚汉的《王诚汉回忆录》，写红安将军的书籍《铁马冰河》讲叙韩先楚将军一生南征北战的传奇故事，近日红安女作家方宛笔下的《军嫂》参加过首届中国网络小说创作大赛，点击率突破20万次。
“小小红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这首传遍红安大街小巷、至今仍为人熟知的歌谣，生动地传唱着群众对革命的热情。妇女团、儿童团云集。1982年，红安县委党史第二任办主任的彭希林前往北京采访徐向前。徐帅说：“我一生转战很多地方，从广东到红安、转战大别山，川陕甘很多地方，当属红安群众对革命的感情最深。”因为，这里的40多万老百姓，都把红军当自己的兵。
史料记载，红安人民为中国革命付出的牺牲，全国罕见。“肃反”扩大化错杀了一批革命精英，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本乡本土的红安人；在长征途中，由于张国焘搞分裂，红四方面军曾两过雪山三过草地；由红四方面军组成的红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遭受重大牺牲；1946年李先念领导新四军第五师，在这里吸引国民党30万大军，减轻了其它地区的压力，为全国解放战争大局作出了贡献。不论是一次小的战争，还是一场大的战役，其背后都凝聚着无数、无名的红安老百姓对中国革命默默无闻的奉献。
孕妇送夫上战场
全家报名当红军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艳旗帜竖啊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张灯又结彩呀，光辉灿烂闪出新世界，红军队伍真威风，百战百胜最英勇，粉碎了蒋贼的大围攻，你看那一杆红旗飘在空中，红军队伍要过冲，红色战士最光荣……”这是发源于红安的《八月桂花遍地开》
在70年前，从城镇到乡村，红安的男女老少排队参军参战支援红军。许多人心中涌动着火一样革命热情。
红安县党史办原主任彭希林介绍：红安人民踊跃参军参战，其中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参军热有4次，其中又以土地革命期间两次规模最大。
第一次是1929年夏到1930年秋，接二连三遭到“会剿”，红军反“会剿”中不断补充兵员，扩大队伍，黄安县委、县苏维埃向全县发出号召，报名队伍很多，仅檀树岗红军招募处一天就招800余人；第二次是1931年秋至1932年，热潮于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1931年10月17日，陂安南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在高家桥庙咀湾召开“扩（大）红（军）大会”，当场有300青年报名入伍，随后在李先念的带领下编入红四军。许多家庭除老幼外全部参军；七里、紫云、高桥、桃花等区，兄弟几人报名、父子数人报名家庭比比皆是。
红安县高桥镇在各村设有招兵点。村里一位73岁的陈再忠老人回忆：“听母亲说，她还怀着我的时候，父亲就前去当兵，母亲也支持。”当年，陈再忠所在村有20多个村里年轻男子报名参军，非常踊跃。此后，其父在战场上牺牲，陈再忠自出生以来未曾见过父亲一面。
彭希林还在《红安革命传统教育报告》中写道：“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到解放战争时，红安参军的工农为6。5万人，参加新四军、解放军为6000人。总状况是，该县工农群众中，青年人几乎都参加过革命队伍，打过仗；中老年妇女、儿童大部分做过革命工作，正如歌‘小小红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动员新郎去参军
妇女儿童都是兵
“在‘扩红’工作中，广大妇女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红安革命史》主编郭家齐评价。他介绍，当时紫云区檀树乡莲花村新婚妇女张国英，听到红军招募新兵的消息，当天即动员新郎报名如伍，并向新郎表示，家中养老抚幼一切事务由她一人承担，鼓励丈夫安心红军工作。张国英的事迹感人至深，檀树岗红军招募处将“世人要学张国英，她劝丈夫当红军”的大横幅标语贴在墙上，号召群众向她学习。
记者也在红安烈士陵园黄麻起义纪念馆内看到，一处陈列徐正修等4位“革命母亲”的照片，她们的事迹，更是为当地人津津乐道。
陵园解说员李萍向记者讲述了“革命母亲”徐正修的故事。徐大妈是红安叶家畈村人，自幼便是童养媳，生活艰难。1931年左右，她支持丈夫革命，还把大儿子送去参军。政府和儿子都在战场上牺牲。1932年以后，徐大妈因生活穷困，带着小儿子从红安讨饭到麻城。即使身陷困境，她却依然不忘帮助革命。一次，徐大妈来到麻城林家山反动地主家讨饭，结识了两名长工。徐大妈主动和他们拉家常，套近乎，打听地主的行动和行踪，并将消息带给革命者，让他们提高警惕。还有一次，徐大妈讨饭到了娘家湾子，见到一队伪军从县城出发去锡家河，她得知新四军便住在那里，赶紧抄小道跑回去通风报信。据徐大妈后来回忆：“我往山里头跑，因为是小脚走田埂路很吃力，遇上下坡，我干脆一路滚下去。”当徐大妈将消息送到我军驻地帮助成功撤退后，村民们就听到不远处有枪声响起。
每天节约一把米
支援前线好红军
李先念纪念馆中精致的玻璃匣内，放着一只旧竹篮，一把生锈的剪刀和一只锄头。这曾是当年高桥地区妇女做拥军鞋时用过的工具和代耕队替红军家属代耕时用过的锄头。
当时，为积极响应李先念在“扩红”大会上关于做好后方工作的指示，后方迅速组成洗衣队、烧饭队、做鞋队、送饭队、慰问队、代耕队、支援红军。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中记载：“群众对红军的认识，都认为是自己的武装，所以红军到某一处，群众成群结队去慰问，红军去赤区吃饭，都是苏维埃农民负担……伤员吃的糕、果都是群众送去，堆积得吃不完。”
红安七里坪胜利街一位老人向记者描述了当时的场景：“乡亲们把自家的门板拆下来，放着整头杀好的猪，将猪体内充满气，猪身上用红字写着‘拥护红军’，由一家四人抬着送去。”“也有人挑着成袋的花生、米、磁耙等食物送给红军，上面也写着‘拥护红军’。”
记者在黄麻起义纪念馆内看到，红安儿童团和少先队员还发起了“每天一把米”行动还写入了当时列宁小学的教科书第四册。当时，红安绝大部分家庭都挂着“拥军袋”，每当做饭时，群众习惯从准备下锅的米中抓几把米进袋里，积累起来，捐给红军，儿童和少先队员也缝制“拥军袋”，他们的口号是“每天一把米，预备送给红军吃！”
据悉，红安拥军工作，也得到中央的肯定。1931年，鄂豫皖中央分局写给党中央报告中提到：“到处都有农妇替红军缝衣做衣做鞋，昨天军委还接到七里区送来的一百双鞋子。乡间老太婆甚至将好吃的菜留着，说等红军来送给他们吃。”
红安为革命捐献物资，从下列数据中可见一斑：1947年冬至1948年春，3个月，七里、紫云、金牛三区，向刘邓大军捐粮100斤，布鞋2万双，棉衣万余套，柴草300万斤。这一数据是红安地方负责拥军工作的同志经过座谈会议提供；黄安战役捐粮情况，红军部队2万人，战役进行43天，战后部队在当地休整10天，总的概念2万人在红安战斗了53天，按每人每天1。5斤粮食计算，至少需要159斤（当地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口号是要让群众吃饱"20多年革命斗争中，类似的或比这规模小的战役发生20多次，大部队休整10多次，小部队战斗成百上千，红安群众捐献物资更是难以计算。
红安也是休整部队和安置伤员的场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群众对伤员关心无微不至，红安的七里、紫云两区是红军总医院及分院所在地，伤员最多达1000余人。许多村都安置过伤员，有的村刚将治好的伤员送走，第二、三、四批人接踵而来，曾任红军医院院长的林之翰回忆：伤员住在哪家，哪家老乡就主动去照料，没有伤员的村子，觉得过意不去，就自动组织慰问队，什么“军属慰问”“政府慰问”等，名目繁多，总想多看望几次亲人。
惨案制造“死人区”
两千村民仅剩三人
“红安群众不仅为革命作出贡献，也为作出了巨大的牺牲。”郭家齐告诉记者，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后，红安中心县所辖4个县27区绝大部分沦入敌手，敌军数万地方反队武装继续在根据地进行“围剿和清剿”，企图彻底消灭革命力量。
1933年2月6日，敌八十九师为“追剿”鄂东北道委武装进入天台山，将避入深山的2000余群众逼至平头岭，除叶宗才等3人外，其余全部被杀，制造了“平头岭大血案”。据彭希林介绍，1970年之后，他曾经采访了幸存者之一叶宗才。“当时，叶宗才只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他和父母一起被驱赶到了山上，敌人的机枪架起来，大人中枪了，把他吓晕倒在地，幸免于难。许久，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找到了其他两位幸存者。”此后，叶宗才随同亲戚一起生活，彭希林采访其当日，叶已经是红安某林场职工。“回忆起那段不堪的往事，想起失去的亲人，老人泪流满面，几次都差点说不下去。”
据悉，在敌人的大屠杀中，红安无一村庄幸免，被害的革命群众，小村少则三五人，大村多达百人以上。七里区天台乡原有2483人，经过这次屠杀，90%以上的家庭倒炉绝户，幸存183人，或避入山洞或背井离乡。数月内，方圆60里地的天3山断绝炊烟，成为无人区。紫云区原有65000多人，杀得只剩17000人，被称为“死人区”。
乡村如此，集镇亦然。七里坪的居民，除部分逃脱外，在家者几乎被杀绝。县城的校场岗、七里坪和永家河河滩，觅儿寺的南街道等，都是国民党杀人场，且不准家属或亲友收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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