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的一天，在赣南山区浓荫蔽日的山路上有一名衣衫褴褛的乞丐。他肩挎一个破布褡裢，手拄一根脏污的木拐，脚上趿拉着一双沾满泥污的破鞋，正一步两歇地向前挪动着。不远处，布满铁丝网的岗哨前，一队国民党士兵正在查验往来的民众。当这个蓬头垢面、气息衰弱的人挪近岗哨的时候，一股带着血腥的馊臭味向四周弥散开来，值守的卫兵们有的用手挥拍着带味儿的空气，有的皱着眉头用手捂住口鼻。一个卫兵不耐烦地说：“一个臭叫花子，有什么好问的？赶紧让他滚滚滚！”不等查验的卫兵开口，这个人用气若游丝的客家话说道：“是，长官！是，长官！”这一听就是本地口音，有什么好问的呢？只见他歪着身子避让着卫兵，从岗哨边挪了过去。这个扮作叫花子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德安县国民政府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部里的情报参谋项与年。一个英俊潇洒的国民政府参谋通过国民政府的关卡却要易装易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使命重大，背负着影响家国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重要秘密。
铁血闯关
1934年9月底，蒋介石在江西庐山牯岭的行辕里，召开了一个有200多人参加的高级别军事会议，部署第五次“围剿”方略。蒋介石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计划以瑞金为轴心，以于都、会昌、兴国为重点，编织一个半径达300华里的严密包围圈。蒋介石计划集结150万大军进攻中央苏区，每推进1华里就拉起一道铁丝网，每推进10华里就构筑一道碉堡线，步步为营，处处紧锁，在6个月内直捣红都瑞金，将瑞金及中央苏区完全箍毙在重重包围中。这就是所谓的“铁桶围剿”计划。这个计划一旦实施，中央苏区和红军将危在旦夕。
会议刚一结束，被蒋介石钦点参会的德安专区保安司令莫雄就连夜赶回德安。莫雄16岁跟随孙中山闹革命，是资深的国民党员，也是蒋介石拉拢的对象。然而，他更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奉者，是同情革命、亲近共产党的进步人士，是中共中央特科的重点联络对象。在上海赋闲期间，莫雄一度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安排下，他成为留驻在国民政府中的我党友人。他在接受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和第四区保安司令委任状时，毫不犹豫地向我党告知了相关情况，并将与他相熟的多位共产党员安插进了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
莫雄一回到德安就把这个天大的秘密向项与年、刘哑佛、卢志英等和盘托出，几人都是留守在莫雄身边的共产党员。蒋介石精心周密的部署，前所未有的各种投入，让他们心急如焚。他们决定派专人给党中央递送这一情报。大家连夜将文件内容用特种药水分写在四本四角号码字典上。闽西山区出生的项与年因为懂得客家话、熟悉赣南地区的人情地貌而被委以重任。带上字典，扮作教书先生，项与年连夜奔赴瑞金。
从赣北德安到赣南瑞金要经过永修、新建、南昌、丰城、崇仁、乐安、宁都、石城等县市的几十个关卡，山高路远、河谷纵横，为减少与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接触，项与年尽量昼伏夜出，避开大路，穿山越岭。然而教书先生的身份仍然会被盘查，几本字典也存在被怀疑、被查缴的风险。他在巧妙躲过南昌关卡的盘查后，找来几位地下党员，请他们在自己落脚的德安行署驻南昌办事处缩写了文件内容并将之密录在薄纸之上。把这宝贵的信息藏在鞋底后，他又继续出发。
他一路跋涉，越是靠近赣南，封锁盘查越严。进入泰和山区后，每个村子都有“进剿”的国民党军，进出苏区的路被严密封锁着。闯关渡卡成了摆在项与年面前的大难题。他思之再三，钻进山林，抓起一块大石头，紧闭双目，用力砸向了自己的嘴巴，一下，两下，三下……鲜血涌了出来，嘴巴肿了起来，四颗门牙掉了下来……他忍着钻心剧痛，顺势把早已破损的衣服撕扯成了褴褛的“乞丐款”，用汗血泥污给自己化了一个完美的“乞丐妆”。就这样，他日夜跋涉，巧妙易容，穿越重重封锁，只用了6天就赶到了苏区，把绝密情报交给了党中央。
牯岭会议“剿共”宣言的回音尚在，“铁桶围剿”计划的包围圈还未形成，中央红军就踏上了二万五千里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红军得以生存，乔装易容、递送情报的项与年“功不可没”。后来，毛泽东在谈到这份四角号码情报时，曾说其功绩是巨大的。
赤胆锄奸
项与年，福建连城人，1896年出生在连城朋口乡文地村一个普通农民之家。项家有6个男孩，而项与年排行老四，原名项廷椿。因家境困难，9岁时他被过继给膝下无子的堂叔项仕杰。后来因婶婶生下男丁，项廷椿在养父母家备受冷遇。
1917年，项廷椿只身离家，赶赴北平看望在军界任职的胞兄项廷爵，思想进步、追求革命的项廷爵成为他走向革命的引路人。接触到革命新思潮的项廷椿改名项与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1921年，项与年加入国民党。然而，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所作所为，让他深感失望。正在他踌躇彷徨，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出现在他的世界，党的理想、宗旨与面貌深深打动了他。
1925年，项与年在浙江海宁硖石小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共产党员宣中华、何赤华。随后，他远赴荷属东印度婆罗洲（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三马林达等地完成党组织交付的革命任务。在当地华侨中，他发展党员，开展工人运动，进行秘密革命活动，逐渐成为当地华侨华工的群众领袖之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设立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中央特科。1927年10月，项与年因开展革命活动被荷兰殖民当局驱逐，回国到了上海。他的新身份是南京华侨事务委员会科长。1928年春，经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推荐，他接手了上海勃生路（今长寿路）复炎小学，担任校长。这个学校后来发展成中央特科的一个掩护点。不久，他又同上海中央特科的负责人接上组织关系，正式进入特三科。特三科是行动科，又被称为“红队”“打狗队”，主要任务是惩处叛徒、特务，消除隐患﹔营救被捕同志﹔管理电台等。项与年凭着个人的机智勇敢、行动的沉稳坚决、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情报的准确判断，很快成为特三科主力队员，参与了营救彭湃、方志敏，惩办叛徒白鑫等一系列重大行动。
1929年8月，正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中央军委秘密机关开会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人，被英租界工部局的武装巡捕逮捕了。
彭湃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8月30日，彭湃等共产党员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被枪杀。
彭湃等人的牺牲是党的巨大损失。究竟是谁出卖了彭湃等人？经特科调查，白鑫的叛徒行为被查明。白鑫是黄埔四期生，与彭湃曾有工作交集。1929年初，白鑫来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国民党的血腥屠杀让白鑫畏惧退缩，他主动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情报处长范争波秘密自首，并以出卖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军委的情报来换取自己飞升的资本。
获悉此情的周恩来激愤难当，当即指示中央特科坚决铲除叛徒。几经侦察，特科搞清了白鑫的藏身之所——就在范争波的家里。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和合坊43号范争波公馆近旁租下房子，日夜监视范家的动静。出卖战友的白鑫惶惶不可终日，他向国民党提出到意大利避风头的请求。中央特科很快掌握了白鑫的行动计划，决定在他出逃时采取处决行动。项与年正是锄奸小组的成员。
1929年11月11日晚上，在夜幕的掩护下，躲藏了几个月的白鑫从范公馆出来，急急走向汽车。就在车门被拉开的瞬间，一声怒吼传来——“白鑫！”白鑫顿时吓得魂飞魄散。项与年和几个锄奸队员从三面冲上来，激烈的枪声打破了暗夜的宁静。负伤的白鑫妄图夺路逃生，项与年和特科队员们紧追不舍，最终击毙了这个叛徒，为牺牲的同志报了仇。
隐蔽斗争
1930年，项与年在组织安排下到中央军委机关执行情报与联络工作。1931年4月，中央特科行动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党中央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李克农等先后撤离上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及领导机关也撤离上海，迁往江西苏区。负责军委秘密联络点的项与年，凭借忠诚坚定的信仰和机智沉稳的性格在上海潜伏下来。
1934年3月，应莫雄之邀，受组织指派，项与年前往江西德安担任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部的情报参谋。
在这个岗位上，他协助莫雄用不到6个月的时间，演绎出德安专区“共匪”被“剿绝”的景象。这不仅迷惑了敌人，也帮助莫雄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莫雄因此获得了“传令嘉奖，考成第一”的通报表扬，同时有机会获取更为重要的核心军事机密。牯岭会议后，项与年历经艰险传送情报，为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作出了重要贡献。不仅如此，他还参加了长征先遣侦查队，但很快又被上海地下党召回。项与年辗转回到上海，见到了他的上级刘子华，接受了一项新的行动任务——破坏敌人运输供给线。在沪期间，他抽空看望了年仅16岁、不得不留守上海半工半读的儿子项崇德。随后，他带领刚刚结识的两名爆破队员赴南昌执行任务。然而，轮渡刚到南京下关码头，他们就被国民党密探拘捕。危急关头，项与年既没有冲动反抗，也没有张皇失措，他仔细回想和随行队员来往的每一个细节，冷静分析两位同行队员的言行态度，很快就得出一个结论：其中一位久未露面的王姓队员，如果不是国民党安插进来的特务，就是临危叛变了。同时，他研判自己应该还没有暴露，依据是当初与两位队员见面时，刘子华为了安全起见在介绍项与年的时候刻意说项与年是自己在国民党的一位朋友，恰好要去南昌找工作，所以请其顺路带两位找住处、买所需品（爆炸品）。面对国民党特务的各种刺探、盘问、审讯与威逼，项与年始终沉着应付，坚决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他交代了一些虚渺的信息，如自己早年加入国民党，因目睹国民党种种不堪而意志消沉，但自己绝不是共产党员。同时，交待了与刘子华的交往，说此行纯粹是顺路而已、受人所托等。对这些说法，敌人都信以为真。一天夜里，趁着敌人放松警惕，他巧妙地逃离看管，很快找到了当地党组织，并获悉了上海中央要求他逃离的决定。他乔装成商人，星夜出发，奔向赣江，换乘火车转往河南信阳，又经汉口返回上海。他如此大费周章，变换行程，是为了不暴露行动目标、不把危险带回上海。项与年临危不乱、随机应变、机智果敢、全心保护组织的举动，受到上级的高度赞誉，党组织授予其“反特斗争胜利奖”的荣誉。
1935年初，身份暴露的项与年被党组织派往香港继续做情报工作。为便于隐蔽，他于1936年改名梁明德，北上天津，西往长安，先后同王世英、汪锋、南汉宸、李克农等同志共事，在西北军和东北军上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
无我忘家
在少年项崇德的眼中，父亲项与年是谜一样的存在。对父亲的一切他几乎一无所知，身份是谜，职业是谜，去向还是谜。潜伏上海期间，项与年家中人来人往，可那些伯伯叔叔究竟是干什么的，他们窃窃私语着的事，都是项崇德理解不了的。1936年，项崇德离开上海，到福建长乐县园艺场劳动。
1937年，项崇德投身革命，开始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改名为项南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后，他辗转多地成为新四军一名驻地干部。1943年，苏北抗日根据地开展整风审干运动，人人要说明家庭成员、社会关系、父母及本人历史，而项南因为说不清父母的历史、职业而备受怀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接受了各种审查。最后，因得到了一位领导的关照，项南才从旷日持久的政审中走了出来。
1949年初，中央在北平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会议。项南被谭震林指派率华东青年代表团出席。会后，项南因错过东南支队转战的行动，不得不留守后方。在此期间，他偶遇时任皖北区党委书记的曾希圣。一番攀谈后，项南被说服脱了军装转到皖北干起了青年团的工作。他初任皖北区青委书记，后来又升为青年团安徽省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改名梁明德的项与年在东北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担任高级专员。民族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人民站起来了，一切都向好发展，项与年才有时间去寻找日思夜想、生死未知的亲人。这个时候，在东北的项与年听闻失散多年的儿子在安徽青年团工作，就委托在皖的曾希圣帮忙查找。曾希圣与项与年是老战友，当年在中央特科一起工作过。如今老友请托，他怎不尽心？曾希圣到处寻找，甚至还郑重拜托项南帮助“梁明德”同志找失散多年的儿子。可是改名易姓的项与年，哪里知道儿子为了革命也改了名字，也曾寻找过自己的父亲。
项南在接受任务后，还一度跑到机要室去看这位叫梁明德的老前辈从辽宁发来的电报。他在团委认真排查，几经找寻，却始终没有线索。后来，在一次干部会期间，曾希圣又向项南问询找人的结果，项南面露难色，如实汇报说：“您交代此事后，我一直在查找。我问询了许多人，把全省青年团干部花名册从头到尾仔细看了几遍，姓梁的干部有十多个，到底哪一个是您要找的，我也不清楚。您光说姓梁的干部，太笼统了，能不能再提供一些具体情况？”曾希圣点点头，说：“老梁是福建人，30年代在上海，住在大世界八仙桥一带。”“八仙桥？”项南惊叹道：“真巧，我也是福建人，也在八仙桥一带住过，那儿我熟悉。”曾希圣也感到讶异，忍不住问：“你家住八仙桥哪里，家里是做什么的？”项南如实回道：“我家住法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24号，父亲是个生意人。”这个地名让曾希圣瞪大了眼睛，他太熟悉这个地方了，这是中央特科的联络点啊！项南怎么会住在那儿？曾希圣不由端详起项南来，他接着问：“我在那里待过，那是一个大老板翁旭初的家，你家怎么在那儿？”项南回复说是家里安排的，与父母也是短期相见。随着聊天的深入，种种奇妙巧合让曾希圣感到眼前这个年轻有为的革命干部和老梁关系匪浅。他问：“你父亲朋友很多吧？”项答：“很多，父亲善交朋友。”曾问：“他朋友中有没有一个留大胡子的人？”项南不假思索地答：“有有有，有个大胡子叔叔住我家，还带我逛大世界、照哈哈镜哩！”曾希圣闻听此言，震惊不已，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啊！他指着自己说：“你看看，我是谁？”项南不解地端详着这位老领导，片刻后，不禁惊喜地大喊起来：“胡子叔叔！”找来找去，当年法租界里那个项家的男孩原来就在眼前啊！这就是传为佳话的“项南找项南”的故事。
以身许国，无我忘家，牺牲奉献，这正是隐蔽战线上的英雄们令人感佩敬仰的精神。儿子虽然找到了，但由于工作繁忙，这对久别的父子也只能鸿雁传书，纸上相认。直到1953年，这对为革命双双改名、分离了近二十年的父子才得以在北京相见。
1978年，长期奋斗在隐蔽战线和民族统一战线上的优秀共产党员项与年与世长辞。为了理想，他远走他乡、寻找信仰﹔为了信仰，他隐姓埋名、潜伏无言﹔为了使命，他乔装易容、涉险闯关﹔为了胜利，他抛家舍业、妻离子散﹔为了家国，他初心不改、忠诚无悔。他赤胆忠心、机智果敢、细致沉稳，对党、国家、民族和人民深厚的爱恋如他曾经做过的工作一样，镌刻在他传奇而不凡的生命轨迹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