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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对官员私生活管得挺宽的：官员随便喝“公酒”、送“公酒”，会丢官;嫖娼一旦被察觉，永不录用;利用职务之便，将自己的著作刊刻，然后搞摊派，“人手一册”，强买强卖，要被革职;到古玩铺坐坐，有“雅贿”之嫌，要被弹劾、免职，历史上各个王朝对官员的私生活，即个人生活，一般都要予以密切注视。不仅对官员的“公德”，而且对其“私德”，即个人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道德品质，实行严密监管。
典型一例是：明太祖朱元璋对“文臣之首”的宋濂在家跟谁喝酒，都讲了什么，了如指掌。不但如此，宋濂退休以后，在老家干什么，跟什么人往来，是否“本分”，明太祖仍然十分关注，不时向宋濂的孙子询问。故宋濂在任时，谨言慎行，洁身自好。下班回到家中，跟家人和亲友交谈，绝口不提朝中之事，有人问到这方面情况，他指指墙上挂的一幅字，一句话也不说。那幅字写的是“温树”两字，意思是说，连“温室之树”(皇宫中种的树)都不能说，遑论其他!他退休后，闭门不出，不跟官场上的人往来，在旁人看来，俨然是一位对世事漠不关心的、奉公守法的土财主。
古代公家的酒，官员们不是想喝就能喝，不是想喝多少就能喝多少，不是想喝“极品”就能喝“极品”，不是想送人就能送人。有的官员贪杯，而又公私不分，就会喝出罪来。有的官员借花献佛，公酒随便送人，也会触犯法网。宋代王銍《燕翼诒谋录》一书记载了公酒私用犯罪的事例：宋初定下的规矩，所谓“祖宗旧制”，规定州郡官库贮存的公酒，是专门用来馈送往来的官员，与上任、罢任的官员，供他们换成银钱，充作旅费。官员们若要讲“睦邻之好”，拿公酒送给邻州邻郡的官员，邻州邻郡的官员回赠以公酒，都是可以的。“不过以酒相遗，彼此交易，复还公帑。
苟私用之，则有刑矣”。互相送公酒，一手送出去，一手收进来，收到公酒后，若是以为是送给自己享用的，那就大错了，那仍然是公家的酒，务必要交还国库。宋朝治平元年 (1064)，凤翔府知府陈希亮就是在公酒问题上栽了大跟头。他向有关部门自首，承认曾私自喝掉了邻州馈赠的公酒。朝廷对其处理是贬为太常少卿。朝廷再次严令禁止私自喝别的官员赠送的公酒，重申收到的公酒必须全部上交国库。有个名叫祖无择的官员，因为私自将300小瓶公酒送给了亲戚，被免去直学士的职位，以“散官”(有官名而无固定职事的官员)安置。
宋朝文学家苏舜钦也是因为喝酒喝出了悲剧。据《宋史·文苑传·苏舜钦传》，苏舜钦当时担任集贤校理、监进奏院(进奏院是藩镇即节度使的驻京办事机构)之职。一次进奏院祭神之后，他与刘巽把公家的废纸卖了，将所得的“公钱”用来买酒招待宾客，还招来乐妓奏乐、唱歌。这事为苏舜钦的丈人宰相杜衍的对手御史中丞王拱辰打探到。王拱辰乃指使手下人弹劾苏舜钦及刘巽。朝廷以“自盗”的罪名革去苏舜钦及刘巽的官职。苏舜钦因喝酒成了“放废”之人，即放逐罢黜之人。因参加这次聚会而被赶出京城的知名人士，有10多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就此事在京城造成的影响写道：一时间，“都下为之纷骇”。韩琦对宋仁宗说，苏舜钦不过“一醉饱之过”，给一个较轻处分就可以了;革去其官职，不至于有这么大的罪过吧。用卖公家废纸的钱喝酒，竟然喝出这么大的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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