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场上，敌情是瞬息万变的，熟悉掌握敌情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何在战场上及时分析研判已经转变的敌情，研究出切实有用的制胜战法，这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进程和终局。火线诸葛亮会，就是我军根据战场形势发生的庞大转变创造的克敌制胜法宝。
火线上的巨大创造
在毛泽东看来，多打胜仗，或者少打败仗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指挥和客观情况“二者之间好好地吻合起来。”然而，“通盘符合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造成主观指挥与客观情况出现误差，既有主观的因素，也有客观的因素。比如，战场情况出现了“非所预料的和不可抗的转变”，这就是客观因素。火线诸葛亮会是我军根据战场上碰到的突发情况，处置紧急军情的一个巨大创造。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在陕北蟠龙战役和晋察冀石家庄战役中，行使战斗间隙，在战场上召开连排干部会、班兵士会，发动大家讨论如何攻克敌人的结实堡垒阵地，研究出战胜困难、克服敌人的很多新战法。融入了群众伶俐的这些战法，对于我军攻克敌阵、打赢战争发挥了出人料想的作用。我军在火线上创造的这一作战经验，引起了毛泽东和中间军委果高度正视。1948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间军委起草的《军队内部民主活动》中，充分一定了作战中执行军事民主的做法，就是“执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在连队首长引导下，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义务”。这一创造“在陕北蟠龙战役和晋察冀石家庄战役中，都执行了，收到了极大结果”。
战场上的明显威力
在解放战争初期的西北战场，西北野战兵团面对十倍于我的敌人，按照党中间和毛泽东制订的“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壮大之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重要目标”等战略方针，天真运用“蘑菇”战术，先后在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镇取得了西北战场的“三战三捷”。
与青化砭战役、羊马河战役不同的是，1947年5月提议的蟠龙战役是西北战场的第一次攻坚作战。蟠龙镇是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的紧张补给基地，敌人依托蟠龙四周高地设置主阵地，修有许多地堡、碉堡工事，形成交叉火力网。在蟠龙战役之前，我军根据敌人急于探求主力决战的企图，将计就计，派出二纵三五九旅和其他各旅抽调的小部队，配合绥德分区和黄河边的晋绥军区第三纵队独五旅，造成我军向绥德退却、东渡黄河的假象，诱使胡宗南部主力北上绥德。但是，敌人在蟠龙镇仍留有精锐6700余人防守。对于解放战争初期缺乏重炮武器和攻坚经验的解放军来说，这无疑是一次硬仗。正如彭德怀在作战会议上所说：“假如说青化砭、羊马河两仗我们是吃了两块肥肉，那么，蟠龙这一仗我们要预备啃骨头，要切实做好攻坚打硬仗的各项预备。”
蟠龙战役打响后，攻击部队发现敌人的力量超出了战前的侦察和判断。“原来以为敌人只有一个旅，谁知一打起来敌兵力不只一个旅，还有两个指挥部”，再加上敌人占有着结实工事和壮大火力的上风，致使我军伤亡大增，未能顺利突破敌人主阵地。
在进攻受阻之际，是退却照旧再战，考验着指战员的意志、胆魄和伶俐。彭德怀、习仲勋武断决策，饬令部队制止攻击，“巩固已得阵地，进行近迫作业。主力在适当地点歇息，开连排干部会、班兵士会，讨论如何争取重要阵地”。连队兵士分组讨论，纷纷献计献策，找到了对付敌人碉堡和火力网的办法。比如，针对我军攻坚缺少重炮的现实，采取对壕作业渐渐贴近碉堡，即“挖S形交通壕，两侧挖猫耳洞，边挖边巩固，渐渐逼近敌前沿”。逼近敌堡后，“靠人工爆破，把粉状炸药装入干粮袋里捣实”“把炸药袋子挂到碉堡上爆破。兵士们称之为‘膏药战术’”。通过这些打法破坏了敌人的工事停滞物，成功瓦解了敌人的防御系统。
机制上的集中研判
火线诸葛亮会，实质上是我军精确地运用军事民主，集中群众的伶俐，天真处置火线上碰到的非所预料的庞大转变，创造的一种敌情实时分析、集中研判的有用机制。在石家庄战役中，这种火线上的敌情分析研判机制同样发挥了紧张作用。石家庄战役是1947年11月晋察冀野战军和所属部分地方武装提议的攻坚战，开创了人民解放军争取大城市的先例。在战役中，“各部队都开了很多诸葛亮会，很多困难都经过群众的力量解决了，攻克要点云盘山，就是个显明的例证，真正做到了边打边学，大家想办法。”
云盘山是石家庄东北角的唯一制高点。山上筑有三层地堡，山脚下挖有内、外两道壕沟，被敌人揄扬为“铁打的云盘山”。在攻击未果的情况下，我军指战员行使战斗间隙召开诸葛亮会，发扬军事民主，研究新的攻坚打法。比如，为增强对敌火力的压抑，研究“把支援火力分成八个组，重新规定射击目标，调整步炮协同动作”;为了加强直瞄破坏射击的火力，研究了迫击炮平射打碉堡的方法;还决定行使黑夜摸入壕沟内，在两道壕内壁上半部都挖洞埋炸药爆破。等再次攻击云盘山阵地时，这些打法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从攻击开始到霸占，仅只十分钟，伤亡十余人，成为攻坚战的范例。
解放战争的实践证实，火线诸葛亮会是我军克敌制胜的紧张法宝。邓小平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深刻揭示了人民解放战争巨大胜利的缘故原由，分外提及“在火线上开‘诸葛亮会’”等一些小事，指出“巨大胜利，正是同这些小事分不开的”。而火线诸葛亮会之所以能够孕育，又得益于我军“在部队内部建立了能够充分发扬下级官兵积极性的同道式的关系，并且寄托群众，总结每次战争的经验，从战术到战略都赓续地得到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