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些网友提起地道战、地雷战、游击战、八路军、民兵，往往嗤之以鼻。十几个民兵，几颗地雷，打几下冷枪，死伤三四个鬼子。小打小闹，有什么意思?看看国军，都是大会战，几十万人，歼敌成千上万。共产党就会吹牛，把个地雷战、地道战吹得天花乱坠。
在反驳这种观点之前，首先要声明一点：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凡是在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牺牲的人，都是优秀的中华儿女，包括国军将士，都应该为我们所铭记。也正因为这一点，毛泽东主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中写道，“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下面开始进入正题。
一、战略上被动“防御“的大会战和战略上“进攻”的游击战
就单个战役的规模来讲，国军会战确实是八路军以地雷战、地道战为代表的游击战所无法比拟的。
不过呢，如果从八年抗战总体上讲，不管持什么立场，都能够看到。国民党大兵团会战，败多胜少。客观地说，也确实打击了日军，消耗了其力量。但是，从结果看，往往丧师失地，从山西、山东、上海不断后退，最后只能迁都重庆，依靠高山大川和美国援助偏居西南一隅。
同时，国民党的二十二次大会战，几乎都是被动的防御战，而没有主动进攻的。换句话说，如果日本不主动攻击，国军是不会主动和日军进行大会战的。
八路军(包括新四军)的游击战则完全相反。它们敌进我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灵活机动，其中不少事主动歼敌。同时，不断开辟根据地，发动人民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游击战，如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等。这些战斗不起眼。八路军大部队打的运动战，歼敌千人，已经是重大战斗。而更多的是消灭几十个日军、十几个日军，甚至几个。但是，共产党军队在战略上是进攻的。在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内不断渗透。就这样，共产党军队建立大片根据地，发展军队接近百万，民兵数百万，越战越强。以至于二战末期，美国反攻日本，特派观察组到延安，研究借助中共力量反击大陆日军。只是后来苏联答应出兵，此事才作罢。这也足见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力。
这里，还必须说一点，国军所谓二十二个大会战，有些确实打胜了，如台儿庄会战和第二次长沙会战。但是，其他会战都以失败告终。会战之后，一些将领大张旗鼓宣扬辉煌战果，实际是兑水的。这个并不是秘密。从客观上，这些虚报也是国民政府需要，维护稳定，提振士气。但是，假的就是假的。听听当事人的说法，也许更真实可信。
抗日战争时期，张发奎是第四战区司令官，负责两广地区守备。他讲述说，“1944年6月18日，长沙失守。我对此并不惊奇，事实上我们已经打了很多次败仗了。三次所谓长沙大捷(1939年秋、1941年、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同所谓粤北大捷相似，敌军志不在长沙，犹如它志不在韶关，它们只不过是佯攻而已。我的观点是一个简单的理由：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我思路一贯都是这样。一切都是时间问题。”[①]
张发奎是北伐名将，他统帅的第四军在北伐时打垮强敌吴佩孚，被誉为“铁军”，以能打硬仗著称。长沙会战的总指挥薛岳曾是他的部下。作为国民党军队著名将领，张发奎的话更能说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国军一些大胜，不过是日军完成战役目标后撤走了。
张发奎的这个口述自传不是生前出版的，他告诉家人，一定要死后才能出版。因为他揭了很多人的老底。
二、相差悬殊的战斗意志
令国军声名扫地的大溃败是豫湘桂战役。
1944年，为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阻止美军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同时，为了打通平汉、粤汉、湘桂铁路，掌握一条陆上交通线，日本决定发动豫湘桂战役。日军集结兵力约51万。这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日本发动的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战。战役的第一阶段在河南。4月至五月，日军先后攻克郑州和洛阳。6月，日军攻陷长沙。8月，日军攻占衡阳。随后，日军从湖南、广东及越南3个方面向广西进攻， 11月，日军陷桂林、柳州。12月2日占领独山。在短短的8个月中，日军打通了从华北到华南以至印支的通道。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场上损兵六七十万人。丧失国土20余万平方公里 ，丢掉城市146座，还丢失了重要的空军基地和机场，工业损失那就更不用说了。
已经强弩之末的日军，却横扫国军!
这些溃败，有些事杂牌自保，有些是装备太差。不过，即使装备精良的蒋氏嫡系中央军，也是不战而溃。
在豫湘桂战役中，1944年9月，日本分兵四路进犯广西。其中一路沿湘桂铁路进攻全州县城。全州是中国军队的西南补给站，堆积的枪支、弹药、大炮、机枪、被服、粮秣以及各种物资、原料、美制汽车、汽油，多到数不清，还有杜聿明率领的机械化第五军的后方仓库也堆积在全州。
当时国民党大后方的经济、军事严重地依赖外部援助。1942年8月后，中国外部陆路交通完全中断，只靠美国从印度飞跃喜马拉雅山的空中运输线输送给养。
全州补给站的物资何其宝贵!
镇守全州县城的是中央军九十三军。九十三军都是精良的美式装备——卡宾枪和冲锋枪。蒋介石命令九十三军死守三个月。蒋介石问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能否守三个月，陈牧农说能。蒋介石于是下令运送三个月的医药、弹药和粮食。战区司令张发奎视察城防，发现没有城墙，野战工事也不合格。他认为守不到三个月，甚至三天都难。但他认为，如果努力想办法，至少能在两周内把宝贵的物资运走。因此，他向蒋介石请求，让九十三军只守两周。军长陈牧农向张发奎承诺坚守两个星期。可是，谁也没想到，当日军逼近全州时，陈牧农惶恐之下，9月13晚，竟放火点燃贮满弹药和粮食的仓库，然后撤离全州县城。[②]宝贵的物资损失得一干二净!
现在，日本人从骨子里不服气，认为自己不是败于中国。这确实令人气愤。可是，这样的军队，人家怎么能服气呢?
这里，再看看被一些人认为“上不得桌面的”游击战。
萨苏先生在博客中记录了一则“一个日本军人眼中的八路军作战”，非常有意思。这是发生在1943年5月的事情。日本军人写道：
“青烟(青岛——烟台)公路在蓬莱和栖霞境内山区的路面高出地面六七米，眺望的风景令人心旷神怡。在山峡之间可见点点村庄，一片和平景象—— 而这些全部是八路军控制的村子!”“夜间，监视并发现日军讨伐队从宿营地出发，八路军会派出两三名奔跑迅速的民兵，预先赶到日军进发的前方线路上等待。他们在路上埋设地雷并盖上伪装网，布置拉火索。为了达到“一击必杀”的目的，他们借助遮蔽物在不过十米远的地方隐蔽，其目标通常选择骑马的日军军官。他们会在目标踏上地雷的一瞬间，拉发地雷并伴随着爆炸一跃而起，如狡兔般脱离。由于他们熟悉地形，要想抓住他们实在并非易事。但是，这种任务，显然如果不是特别敏捷和矫健的人也无法完成。”[③]
这是二战结束后，日军军医桑岛节郎根据自己日记所著的《华北战纪》。前面引述是桑岛描写自己所在中队进攻八路军时，如何遭遇地雷战，如何伤亡十余人，如何疲于奔命而又一无所获。在这个日本底层军人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军队明知道八路军就在那些村庄里，却无可奈何。同时，也能看到，在日本士兵的心中，当时的八路军是如何机智、勇敢和神出鬼没，令武器先进的日本兵无可奈何。
这里，再看看抗美援朝后，官修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史对志愿军的评价：
“虽然中国红军只是一只由农民组成的军队，但从它具备的战略战术水平来看，仍不失为一支第一流的军队。不妨说，由于武器装备的某些不足，它在军需方面是贫乏的。然而，它的半游击式的战术正是建立在一种没有重武器和大量运输负担的机动性的基础上。在同一件事上，穿棉制服的中国苦力可以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士兵都高出一筹，他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任何一个敌方阵地。只有经过这样遭遇的美国人才能理解，在半夜，那些精灵一般地从地底下钻出来的进攻者的手榴弹爆炸和冲锋枪扫射是何等令人心惊胆战。”[④]
美国陆战队军史中对志愿军的描述与日本军人对八路军、游击队的描述何其相似!中国人民军队强大的战斗力，正是从那些不起眼的游击战发展起来的。
三、游击战、人民战争和人民民主
抗日之初，国军屡败。梁漱溟先生对国事极其悲观。他来到延安，在穷辟的窑洞，听毛泽东侃侃而谈，持久战、游击战和人民战争，顿觉眼前一片光明。
说起敌后游击战，有人说是国军抗战，中共捡便宜。也有人说，毛泽东的游击战，论持久战只是抄袭剽窃之论。国民党将军蒋百里早有持久战之说。白崇喜也有“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之说，蒋介石也说战端一开，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可杀敌，这不都是游击战吗?这不是持久战吗?这不是全民皆兵吗?
如果游击战就那么简单，毛泽东还能被称之为大军事家、大战略家吗?梁漱溟先生还能眼前一亮?
确实，正因为日本的进攻，摧毁了国民党政权，中共才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确实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感。不过，这里还要问一句，那么，国民党为什么不能深入敌后呢?红军最初改编三个师共3万人。根据地都是这些人开辟的。那么，国民党不派10个师深入敌后，像中共那样开辟敌后根据地呢?
实际上，国民党也搞过游击战，而且是大部队。但是，效果不佳，站不住脚，1943年之后，地盘和军队丧失殆尽。
毛泽东所说的游击战争，不是简单地刨地敌后打游击。它是人民战争，游击战所依托的，是全民军事动员。中国所面对的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已经工业化的国家，已经武装到牙齿。如果不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根本无法打败它。要进行全民军事动员，就必须进行全民政治动员。而要进行全民政治动员，就必须建立人民政权。什么是人民政权，就是人民能够当家作主，有经济、政治上的权利，能够说话算数!要做到这些，就必须有一个能献身的党来组织。这些党员必须有献身精神。深入敌后，敌众我寡，那可随时有掉脑袋的未向。梦想升官发财的人和腐朽的党是绝对做不到的。
中国有几千年的皇权历史。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尤其是基层民主政权，绝非易事。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参议会这种抗日政权形式，实行“三三制”，建立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但是，最初，在最广大的农村，农民参与政治，参加抗日斗争的热情并不高。在旧的政治下，人民是被压迫者，根本没有参政热情。在当时的冀东地区，农民们普遍政治冷漠，往往封建保守，逆来顺受、回避官员、回避政治、不愿意惹事。经过共产党长期的宣传、鼓动，经历了细致艰苦的基层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农民们才提高了政治觉悟，关心时事，密切关注抗日斗争。1944 年，丰滦抗日联合县政府在区长联席会议纪要中这样描述过：在“环境紧张的地区( 如二区、四区) ，农民多倾向咱们，农民天天‘跑返’ ( 即敌人来农民走，敌人走农民返——笔者注) ，对部队与政权干部非常拥护与欢迎。农民们还痛恨汉奸，自动担任防特锄奸任务，看到‘政权掌握在旧办公人手里即要求改选’。农民用票选、豆选、碗选等方式，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地把那些真正为民谋利益，忠诚抗日事业的积极分子选拔进入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的领导岗位。”农民的政治热情被激发出来，踊跃参加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报国会、儿童团之类的抗日群众组织，积极配合八路军开展抗日工作。少年儿童们站岗、放哨、送信，给抗日部队当向导等，许多英勇少年为国捐躯。当时在冀东抗日根据地担任记者的管桦所写的小说《小英雄雨来》，正是抗日战争年代冀东少年儿童的一个缩影。[⑤]
农民的这种转变是如何实现的呢?
这就必须让农民把这个政权视为自己的政权，而不是压迫自己的政权。在抗日根据地，最重要的是抓了两点。第一，政权代表群众的利益。为此，抗日根据地政权清除旧政权中的土豪劣绅和贪污分子，消除衙门气，让老百姓有亲切感，能最大限度地代表大多数农民说话。在处理乡民日常纠纷时一碗水端平，具有公正性。但是，这是权力自上而下发挥作用，还没有脱离“青天”这样的传统观念。第二，就是自下而上，农民说话要有用，最普通的农民可以对直接管自己的权力机构“说三道四”。实际上是对日常事务的决策参与权。为此，在有条件的抗日根据地，在农村实行真正的普选，设立民意机构。在乡村这一级，除了以前的村民大会外，还设立村民代表会，作为村民大会的常设机构，村民代表会由村长和各个公民小组选出的代表组成，平时有权过问村里的一切事务，并监督村公所的工作，凡公民小组认为不合格的代表，小组可以随时撤换，只是村长必须由村民大会改选，过半数以上的公民小组同意，可以随时召开临时村民大会。[⑥]
正是因为政权的人民民主性质，农民、人民群众才真正认同这个政权，把它看作自己的政权，才愿意积极参民主政治，支持革命战争。这样，人民民主政权才能够有效地把千百万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儿童团、妇救会、民兵、区小队、县大队，全民皆兵，陷日本人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日本人只能盘据在城镇据点，举目四忘望，分不清哪是民哪是兵。他们四处挨打，先进武器却又无处用力，直到被熬死拖死。
正是人民民主政权激发出人民群众中蕴藏的伟大力量，并将这种力量凝聚起来，形成狂涛巨澜一般的力量。正是依托于动员起来的人民的力量，游击战才能灵活多变，才能积小胜为大胜。正是由这种遍地开花的游击战争形成的人民战争，敌后抗日根据地才能经受住严峻的考验，不断发展壮大。
而这些，是国民党政权根本做不到的。
蒋百里或许提出过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套相应政治、经济、军事、战术为支撑，那不过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至于白崇禧、蒋介石所说的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也不过一句空话。而二十二大会战，倒确实是以空间换时间。
人民民主政权，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中国革命最宝贵的财富。只有它，才能把千千万万老百姓动员起来，去打击敌人，战胜敌人。
可惜，这个宝贵财富，正在被人们遗忘!
[①] 张发奎：《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267页。
[②] 参见张发奎：《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273—275页。
[③] 萨苏：《一名侵华日军眼里的地雷战》(下)，萨苏的博客，2010年2月20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745f60100h7ki.html。
[④] [美]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4页。
[⑤] 朱德新：《从冷漠到投入：冀东抗日根据地农民的政治参与》，《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⑥] 参见张鸣：《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建设》，《党史纵横》200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