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隐蔽战线上，曾有过不少无名英雄，他们惊心动魄的革命经历往往不为人知晓。段伯宇、段仲宇兄弟就是这样的颇具传奇色彩的无畏战士。当年他们潜伏在蒋介石侍从室，巧与周旋，掩护同志，策动多起国民党军起义，为上海和江南解放立下大功。蒋介石为此哀叹：“段家兄弟断送了我的东南半壁江山……”
周恩来密令“到蒋介石身边去”
段氏兄弟出生于河北省蠡县的一个军人世家。其父段云峰早年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在保定速成武备学堂（保定军校前身）时与蒋介石同学。辛亥革命后考入中央陆军大学第四期，与后来成为国民党军事要员的李济深、徐永昌是同窗，毕业后在保定军校任教。曾任段祺瑞政府参谋部次长，后为国民党中将，故旧门生无数，桃李满军界。段云峰因痛恨军阀混战，辞官返乡办培德中学，自任校长兼授国文、数学。段氏兄弟受老父熏陶，热爱传统文化，具谦和朴实之风。兄弟俩分别于保定和北京受中学教育后，段伯宇入河北大学医科学医，想以针筒和手术刀拯救病弱国人；比哥哥小十岁的仲宇，则考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炮兵科，以承续父辈军旅生涯，为国效命。
无奈国事日非，段伯宇曾一度行医，可医术再高明也救不了苦难同胞，后到国民党三十二军干训团当了一名军医。抗战爆发后，思想激进的段伯宇曾到太行山寻找八路军未果，只得随国民党三十二军南下。日军占东北，侵华北，蒋介石却“攘外必先安内”。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被镇压后，段伯宇对国民党绝望了。这时，他结识了河北同乡王兴纲，王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的副官，实际是1928年入党的中共秘密党员。王兴纲了解了伯宇的苦闷后，便启发他“转向共产党”。1938年春，国民党三十二军上校军医段伯宇只身奔赴延安，参加抗大学习。当时段伯宇提出入党要求，组织上告诉他，你还是回三十二军工作对党有利，组织问题可找王兴纲解决。8月初，段伯宇返回南昌原部队，由王兴纲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间，段仲宇在军校学习三年多，听过蒋介石训话，得到过德国教官夸奖，志向是当一名“纯正军人”。可有一件事刺激了他，学校里要抓“抗日分子”，一个一身正气的好同学跑了。他的同班学员中有几名中共秘密党员，他们的言论给了段仲宇不小的影响。毕业后，段仲宇辗转江阴炮台和宋哲元部任下级军官。军队克扣兵饷，动辄打骂、枪毙士兵，军阀作风腐化散漫等现象，让为人耿直、富有正义感的段仲宇难以忍受，于是又他考入重庆中央陆军大学第十七期读书。没有建功立业，反在他心头郁结了无数的块垒。
河北沦陷后，段云峰带着家人迁到了重庆，这为不同处境的段氏兄弟创造了聚首的机会。
1939年春节前夕，上校军医段伯宇以探亲为名，实际被八路军南昌办事处派往重庆，与周恩来的秘书周怡单线联系。他向周怡汇报了开展工作的情况。一天，周恩来在红岩村秘密会见段伯宇。周恩来说：“段伯宇同志，你父亲和你本人在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国民党上层有不少社会关系，这是很好的工作条件。你就不要到前方去了，就留在重庆，这里的工作很需要你，这里也是前线嘛！”段伯宇立即表态说：“那好，今后一定在党的领导下，在周怡同志的直接指导下好好干。”周恩来满意地笑了笑，“你光跟着周怡，工作展不开，你应该想办法找一条路子，到蒋介石身边去工作。”段伯宇汇报说：“我想先报考陆军大学，因为没有这块牌子，根本不可能挨上边。”
众所周知，蒋介石用人有三个来源：黄埔系、陆大系、浙江人。为了尽快靠近蒋介石，段伯宇选择了就近的重庆陆大。他请求父亲和弟弟帮他复习功课，仲宇不免困惑：一个学医的人考陆军大学干什么？不过，父子二人还是给他补习了军事课程。经过一番努力，段伯宇1943年10月考入中央陆军大学第七期特别班。这样，兄弟二人又成了陆大的先后同学。
段伯宇学习认真，训练刻苦，经常得到教官的表扬。当时陆军大学流行同学会、同乡会、联谊会、聚餐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段伯宇利用这些活动结交了一批对国民党消极抗日、对贪污腐败现象不满的人，如贾亦斌、刘农畯、宋健人、宋光烈等。贾亦斌29岁即是少将军衔，在抗日战争初期担任团长，率部积极作战。刘农畯是杜聿明的部下，曾任远征军中校通讯营长，在缅甸作过战，熟悉战车、汽车、通讯等现代作战技术手段。宋光烈在保定第二师范读书时就与共产党有联系，参加过冯玉祥在察北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宋健人少将对民族复兴、国家前途和命运也颇为关心。段伯宇经常与他们谈学习、谈政治，建立了感情，打下了以后策反工作的基础。
蒋介石亲自挑选的“兄弟高参”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侍从室，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最核心、最机密的一个机构，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及。段氏兄弟竟能进入这个内廷，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先于哥哥三年从陆军大学毕业的段仲宇，一度留校任教官。1944年随远征军入印度，任驻印度总指挥部军务处科长、处长，同年回国。因受到时任军统局局长兼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赏识，经蒋介石单独召见、当面考核后，进入侍从室二组任上校参谋。这个组承办的业务几乎囊括了庞大的国民党陆海空三军所有重大事项。当时，凡是联合勤务总司令部需要报呈蒋介石的大事、公文都要先送到段仲宇的手里，由他签注意见后再呈报。蒋介石批示后，也是经段仲宇之手通知联勤总部。所以当时有人戏称，段仲宇是“比联勤总司令还大的上校”。
可是，在这个核心圈里，段仲宇感到国民党军的腐败和混乱，正来自那个给予他器重的“最高领袖”。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应邀飞抵重庆和蒋介石谈判。蒋介石却虚与委蛇，背后指令下发《剿匪手本》。段仲宇看到后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哥哥，段伯宇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表明蒋介石搞和谈是一个阴谋，暗地里正在调兵遣将，以“剿灭”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这个分析使段仲宇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的虚伪嘴脸。抗战胜利后，仲宇曾到汉口当炮兵团长，后又到国防部任职。他一度想远走高飞赴美国深造，哥哥伯宇却坚决劝阻他：“不要走！”他感到兄长的话里有一种特殊的震撼力。
1946年初，段仲宇趁自己调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的机会，向侍卫长俞济时推荐，由段伯宇替补他离任后的遗缺。他说：“我大哥段伯宇适合这一工作，他是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学员，成绩在一百三十多名学员中名列第七，是上校军衔，即将毕业，又是一位老大学生，外语、汉语文字能力和组织才干都好。”俞济时把段伯宇的情况上报了蒋介石。
3月10日，中央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在重庆举行毕业典礼，蒋介石以校长名义，带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等参加了典礼。蒋介石讲话之后，检阅了每个学员，当走到段伯宇跟前时，很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典礼结束，立即有人传话：校长召见学生段伯宇。
蒋介石仔细询问了段伯宇的姓名、年龄、籍贯和学习情况，还问陆大毕业后准备干什么？段伯宇说报告校长，我写了一片论文，论文里讲我毕业以后要带兵打仗，要跟共产党较量较量。蒋介石听了很高兴，讲你们家门父子，一家三个陆大毕业生，在我们党国是很少见的，难得，难得！几十年后，段伯宇曾对采访的记者说：“我要长期埋伏啊，我必须要使他能够信任，不信任我的话，我不可能进侍从室，所以我故意写了篇这样的毕业论文。”
受蒋介石召见不久，段伯宇就接到通知：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上校参谋。蒋介石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亲自挑选的侍从参谋竟是名共产党员！而对于段伯宇来说，终于如愿以偿，实现了周恩来的秘密交代。
1946年4月，蒋介石侍从室改为总统府军务局，但换汤不换药，军务局仍是蒋介石的私人侍从机构，凌驾于国民政府各部门之上。这年6月，段伯宇随国民政府和军务局从重庆迁回南京。他所在的第四科是情报科，科长张国疆也是中央陆军大学毕业的，有了这层关系，段伯宇开展工作就方便多了。
军务局情报科掌管着全国各地和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的信息资料，而且每天都有大量机密情报从各个系统报上来。段伯宇可以利用职务之便，为党提供更多重要情报。但不巧的是，与段伯宇单线联系的周怡突然杳无音信（笔者注：周怡当时在由重庆去延安的路上，出车祸不幸牺牲）。尽管做了种种努力和尝试，段伯宇始终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军务局为了搞情报，十分注意从各方面搜集中共文件、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的报告，由情报科负责分析和保管。科长张国疆让段伯宇深入研究这些文件，“和共产党打仗，不了解它不研究它，怎么能战而胜之？”于是，段伯宇堂而皇之地在办公室研究起“共党文件”来。对于和党失去联系的段伯宇来说，这些文件就是指导自己在敌营中开展工作的“组织”。他遵照周恩来当初的教诲，努力做到勤业、勤学、勤交友，同流而不合污。此外，他还利用职务便利，做过很多有利于党的工作。
周恩来布下的一个“冷子”，开始在国共大决战这盘棋中发挥作用。
根据国共双方签订的《双十协定》，中共领导下的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南、湖北等地之部队，应由上述地区逐次撤退。段伯宇刚到军务局不久，就接到一份国防部有关将中共广东游击队东江支队转移到华北地区的报告，并为东江支队规定了经江西、浙江、江苏抵达山东的具体路线。段伯宇不觉心头一沉：这分明是想在途中截击消灭东江支队！为了掩护该支队，段伯宇在随后召开的军务局内部会议上，提出将东江支队水运北上。理由是，这既可避免他们沿途与群众接触，又便于监视。这一提议得到军务局稳健派的支持和局长俞济时的同意，报蒋介石批准。这样，东江支队于当年6月30日由广东乘船北上，7月5日安全到达了烟台解放区。
1947年3月的一个周末，张国疆匆匆交给段伯宇一份密电，让他“酌情处理”，就下班走了。这份密电是国民党三十二军军长发来的，上面写着：“三十二军参谋长王启明（中共秘密党员）叛变，率部5000余人投靠共产党，已派兵追剿，兵力不足，请从速派兵增援。”原来，张国疆与王启明是陆军大学同学，交情甚笃，他不愿亲手处理这个追剿密件，就把球踢给了段伯宇。而段伯宇对王启明也很熟悉！按规定这种密电本应立即呈报，但因为恰好是周末，段伯宇便借机压在手里，直到星期一才上报。这样就为王启明成功带出部队赢得了时间。
类似情况，在段伯宇经手的案件中还有不少。他总是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掩护同志，化险为夷。
秘密组织千里阵线
段伯宇斗争策略巧妙，处事稳健持重，赢得各方面的信任。1947年春擢升为少将，任军务局高级参谋兼第四科科长。他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和陆军大学同学多方联系，酝酿如何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当时，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万建藩，蒋经国的副手、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代局长贾亦斌，伞兵司令部参谋处主任刘农畯，国防部工兵四团团长王海峤等陆大同学，经常与段伯宇聚会。交谈之中，大家普遍对内战深感忧愤。段伯宇以同学、朋友的身份引导他们，为日后组织武装反蒋奠定了思想基础。
有一次，段伯宇与贾亦斌、刘农畯聚会，在谈到时局时，贾亦斌说：“当今政府腐败，我等难于与之同流合污，不如脱离国民党，解甲归田当老百姓。”段伯宇不同意他的看法：“这不是一个中国现代军人应走之路。”贾亦斌问道：“依你之见，应该怎么办？”段伯宇一字一句地回答：“我想去找共产党！”贾亦斌不禁哑然失笑：“这就太见外了！你不就是共产党吗？”
贾亦斌、刘农畯等人早已意识到段伯宇是“那边”的人，平时把他对时局的分析看作是“那边”传过来的声音。只是由于环境险恶，段伯宇未便明说，大家也就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但段伯宇多年未能与党取得联系也是事实，他想找共产党并非欺瞒老同学……段伯宇说：“为了个人打算，自然可以退出政治舞台以洁身自好，但这样做无补于国家民族。要保持忍耐，坚持干下去，要像青莲那样入污泥而不染。要有实力，要掌握武装。但光找杂牌部队不行，我们需要自己的武装。”经过分析，“自己掌握武装”成了他们的共识。
此后不久，刘农畯调到伞兵三团任上校团长。伞兵三团是一支由美军顾问团训练的现代化部队，官兵全是从军事院校、干部班选拔的骨干，号称“国军之花”。团长刘农畯毕业于陆军大学二十一期。贾亦斌利用蒋介石拟在长江以南组建30个新军，但缺乏连排基层干部的机会，表示愿动员召集和组织训练他手上的青年军，组织预备干部训练第一总队，并草拟了一份计划，经国防部报到军务局。段伯宇当即加注意见送给局长俞济时转报蒋介石，迅速获得批准。于是，贾亦斌顺理成章地兼任了预干总队的总队长。预干总队官兵也全部是蒋家“子弟兵”。
当此大力组织队伍之际，段伯宇想到远在美国的弟弟仲宇，于是给他寄去一封信，信上只是说父母年事已高，妻儿需要他照料，希望他回国。段仲宇清楚记得当初临别时大哥的嘱咐：说国内形势发展会很快，蒋介石已坐在火山口上，你在国外待久了，会丧失为人民工作的机会，切莫贪恋优厚的待遇和舒适的环境。大哥此时来信无疑是一种召唤。于是段仲宇以家中困难为由面见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何应钦，要求回国，得到了何的批准。回国后，段仲宇仍回到国防部第五厅任副处长。1948年9月，段仲宇被任命为联勤总司令部徐州第十一兵站少将分监（后勤部长）。但因遭兵团司令黄伯韬的排挤，一气之下，段仲宇又回了南京。
段仲宇在徐州期间，曾见到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张克侠、何基沣。段当然不知道此二人均为中共特别党员，此时正在为一个多月后2万余人的大起义而暗中筹划着。他们当时也关注段仲宇的处境，对他说：“老弟，大战在即，走吧!”段仲宇又通过一些熟人，如辎汽第二十六团团长蔡乐沛等，了解到了徐州“剿总”的不少情况，回南京后向大哥段伯宇作了详尽汇报。一个月后，段仲宇被任命为上海港口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后来又加委为京沪、沪杭两路运输指挥官。段仲宇没想到，黄伯韬的排挤反倒使他获得了更重要的职位。
1948年12月初的一天，段伯宇接到贾亦斌打来的电话，约他去家中一谈，并说刘农畯、宋健人等同学也在等他。原来，正当贾亦斌按部就班地实施着掌握武装的计划，突然传来国民党政府准备从南京迁往广州的消息，贾亦斌觉得应该趁此举事起义。段伯宇听后也感到很突然，他表示十分赞赏大家的正义要求，但不主张仓促行动，他说：“我们能调动的部队有限，而南京有重兵驻守，戒备森严，我们的行动无异以卵击石，如暴露了自己，则非常不利。第二，我们要反蒋，是革命行动，但搞革命绝不能感情用事，绝不能盲动，更不能逞一时之快，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应当有充分准备。第三，我们要根据各自的条件，分头抓军队的策反工作，争取多掌握点武装，积蓄力量，待机行动。”他讲完后，大家都表示同意。
经过多方努力，此时段伯宇手上所掌握的部队有：贾亦斌的国防部预备干部训练第一总队，刘农畯的伞兵第三团，王海峤的国防部工兵第四团，齐国楮的江苏保安第九旅，周敬亭驻守江苏扬中县的四十一师，方懋锴驻守上海大场镇的青年军二○九师，段仲宇领导的上海港口司令部及所属两个汽车团，驻守浦镇的九十六军，驻守芜湖的一○六军及其装甲兵等，总共有6至7万人之众。这些部队，西起芜湖，东至嘉兴、杭州，沿江千余里，形成了一条秘密阵线。这条鼓荡着反蒋情绪的战线，一旦时机成熟，将会一触即发，一泻千里。
大起义震撼东南总后方
随着淮海战役结束，长江以北地区全部解放，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已推至长江北岸。蒋介石虽然迫于形势的压力宣告“引退”，但仍以国民党中央总裁的身份在幕后实际掌控着党政军大权。他的如意算盘是“隔江而治”，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淞沪为核心，持久防御，并伺机退守台湾。于是作为国民党“嫡系精锐”，伞兵司令部所辖三个伞兵团奉命由南京调往上海，刘农畯的第三团驻扎安亭；贾亦斌的预干总队则调驻嘉兴布防。
为了加紧策反工作，配合解放军渡江，段伯宇以治疗肺结核为由脱离了军务局来到上海，住在弟弟段仲宇家里。少将副司令段仲宇的住宅是一幢两层小楼，装有电话，地点邻近火车站，交通联系方便，门口有卫兵把守，外人很难进入。谁也想不到，这座住着两位国民党将军的小楼，竟然成了反蒋起义和中共秘密联络机关。段仲宇还兼任铁路运输指挥部指挥官，具体负责京（南京）沪、沪杭铁路的军事运输，又谋得上海市政务委员一职，分管上海市交通运输工作，等于掌握了国民党军队调运的命脉。
当策反工作进入关键时刻，段伯宇终于与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取得了联系。1949年元旦，在上海市中心一家饭店的楼上，段伯宇向策反委员会书记张执一（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汇报了他入党、在重庆接受周恩来指示、以及失掉与党组织联系后独立开展工作的情况，并把一套成熟的策反班底和盘托出。张执一听后非常高兴，认为段伯宇在失掉党组织关系后能够独立开展工作非常难得，这套策反班底可靠度之高，军兵种之多，潜在爆炸力之大，“超出了自己的想象”。鉴于段伯宇掌握的部队工作量很大，需要专人联系，张执一决定将策反委员会成员李正文介绍给他。第二天，段伯宇见到了李正文，并把贾亦斌、刘农畯、段仲宇、宋健人、王海峤等人分别介绍给李正文，谈了他们的工作和部队的兵力、驻地情况。此后，他们便三天两头在段仲宇的家中聚会。
1949年2月，中共上海局决定恢复段伯宇的组织关系。同年4月初，批准了贾亦斌、刘农畯、段仲宇、宋健人等同志入党。同时，策反委员会向预干总队、伞兵三团、工兵四团、江苏保安总队等部队，分别派遣了中共秘密联络员。
当起义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之时，3月初接连发生了两个突发事件。一是蒋经国连发三电，命贾亦斌去溪口见蒋介石。虽然贾亦斌安然归来，但被撤销了本兼各职，只保留了一个国防部少将部员的虚衔。二是蒋介石专程来上海召见伞兵司令张续滋和各团团长，指令伞兵部队南撤福州，并特意交代刘农畯第三团水运到台湾，作为他退居台湾的贴身卫队。
中共上海局策反委指示段伯宇加紧组织实施各项起义工作。段伯宇、李正文、贾亦斌、刘农畯、段仲宇等人商讨对策，决定让贾亦斌尽量拖延移交时间，让刘农畯扩大骨干力量，加速起义准备工作。一切议定，大家分头行动。
当晚，上海全城大戒严，一片肃杀。段仲宇查了火车时刻表，发现当晚11时还有一班车发往杭州。于是段仲宇让贾亦斌换上灰布长袍，化装成老百姓，亲自开车把他送到上海西站。在拥挤和混乱中，贾亦斌从窗口爬上车，天明赶到了嘉兴。4月7日，预干总队4000多名官兵又一次面临突发危机，贾亦斌在无法请示的情况下仓促指挥起义，遭到国民党几万大军围击，贾亦斌率领部队分三路英勇突围，但贾不慎从山崖摔下不省人事。尽管起义没有完全实现预定计划，但因预干总队是蒋家的“子弟兵”、“太子军”，举事又发生在宁沪杭中心地带，极大地瓦解和动摇了上海及江南敌守军的军心。国民党报纸说，“其行动……给政府、给人民以极大的刺激，因为这一批正是万人瞩目之国之瑰宝的知识青年。”中共上海局领导对起义高度评价：“在蒋介石的心窝里捅把刀，震撼了京沪杭总后方。”贾亦斌后来抵达丹阳，受到陈毅、曾山、刘晓等首长的接见和赞扬。
◆伞兵三团起义部分官兵在连云港合影（前排左五为团长刘农畯）。
鉴于预干总队在起义中出现的情况，段伯宇根据策反委指示，单独到伞兵三团驻地，与刘农畯细致研究了起义方案。段伯宇提出，伞兵第三团要争取单独运载，这样便于行动。兵舰出吴淞口后，可先向南驶，以蒙蔽敌舰监视，夜里再悄悄折向北方，直驰连云港解放区登陆，并交代了和解放军的联络信号。
然而，国防部下达的命令却出人意料：伞兵三团和二团合并为一个梯队，于3月28日撤离上海。这无疑给起义行动带来极大的不利。策反委书记张执一指示段仲宇：要利用掌握的船只，尽量设法拖延三团南下，改变其运载方案！
上海港口副司令段仲宇给伞兵司令部打电话说：“伞兵三团一营在上海北站执行特别警戒，京沪杭警备司令部要集中兵力布防上海外围战线，旬日之内抽不出人力接替一营，故三团暂时不能南撤。至于该团待后撤离时的船只，我当一定负责准备。”伞兵司令张绪滋不敢在没有接替的情况下，把负有“特别警戒”任务的兵力拉走，便提出三团延至4月13日撤往福州，二团则在3月28日按时起程。国防部批准了这个方案。段仲宇调用了上海招商局一艘坦克登陆艇改装的“中字102号”，供伞兵第三团使用。
上校团长兼起义指挥部总指挥刘农畯，率2500多名三团官兵从浦东码头按时启程。途中制服了不予配合的招商局船长、大副以及企图对抗的副团长、营连长等，4月15日晨到达连云港。新华社、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发布了伞兵三团起义的消息。毛泽东、朱德致电祝贺起义成功。
段仲宇还施展计谋，把从津浦路上撤过来的99部火车头，暗中截留在京（宁）沪线上的各个车站，削减了国民党军的运输力量，而使我军调兵迅速派上了用场。不过，伞兵三团倒戈还是引起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怀疑，他召见段仲宇：“你不要胡闹，胡闹我要杀你的头！”段仲宇说，我跟这个伞三团一点粘连都没有，工作关系，那一笔一笔的都有根据的。但随后在段仲宇策划辎重汽车团起义时，他的真实身份还是暴露了。汤恩伯下令逮捕段仲宇，段仲宇连夜逃离。后来解放军就是乘坐被段仲宇策反的这400辆美式大卡车追击逃敌。
在预干总队、伞兵三团起义的同时，与段伯宇已有联络的其他部队也相继行动。王海峤命令把工兵四团笨重的机械装备散落在浙赣线上，造成铁路拥堵，迟滞国民党部队调动。齐国楮率领江苏省保安第九旅万余人在无锡、镇江起义。驻芜湖一○六军所属的二八二师五千余人渡过长江抵达北岸投诚，军长王修身率三一八师直属队和两个团逃到福建后也光荣起义。宁沪杭一线起义部队多达6万余众。有的部队虽未起义成功，但在解放军渡江后，他们均未抵抗而自行瓦解了。在段伯宇等人的争取教育下，有4名国民党将军成了中共党员，还有3名将军、校级军官多人投诚。
此起彼伏的大起义，伴随我军百万雄师的大突进，迅速瓦解了被视为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汤恩伯几十万精锐部队被解放军在上海消灭。蒋介石乘军舰逃往福州。当蒋介石得知“鼓动哗变”的，竟是他当年亲自选中的段氏兄弟，不禁气得直吐血：“东南半壁江山就毁在段家两兄弟手里！”
段氏兄弟在龙潭虎穴中巧与周旋，出生入死，为上海和江南的解放立了大功。
新中国成立后，段伯宇曾参加中央军委武官班学习，1950年任外交部行政处处长兼党支部书记。后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党委书记、亚非学会副秘书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段仲宇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学校副校长、后勤工程学校训练部副部长、南京黄埔同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段伯宇和段仲宇离休后，仍与在台湾及海外的袍泽故旧通信往还，为振兴中华和祖国统一而继续努力。段伯宇1998年9月23日在北京逝世。段仲宇2010年10月7日在南京逝世。有一幅挽联曰：“大隐于朝，谈笑中，化去他东南半壁；老将解甲，尺素里，撮合我兄弟金甌。”
段氏兄弟立下的特殊功勋，将永载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