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毛红军”在红四军刚刚创建之时,就成为红四军的代称。不仅如此,短短两年时间,就扬名国内外,深受中共中央和全党全军的认可,成为全国第一支正式红军的代称。
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朱毛红军”,是以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称谓,由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保留下来的部队会合组成。1928年两支部队会师后,“朱毛”两个名字总是连在一起。1973年12月21日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毛泽东接见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全体成员时说:(对朱德)“朱毛啊,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上的毛。” (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14页)其中“朱毛”二字,就是指“朱毛红军”。
“朱毛红军”在红四军刚刚创建之时,就成为红四军的代称。不仅如此,短短两年时间,就扬名国内外,深受中共中央和全党全军的认可,成为全国第一支正式红军的代称。
据历史文献记载,最早将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第四军称为“朱毛红军”,是1928年5月23日江西省委给中央信中使用的。内称“江西政治局面,近来赣西朱毛红军已攻入……朱毛已占永新、宁冈、遂川、万安”,“因人力来不及和目前朱毛红军入赣西发展形势,暂设赣西南特委”。朱德与毛泽东两部会师井冈山成立第四军时,称为“工农革命第四军”,当时写给中央的报告签署是“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毛泽东五月二日书于永新。” 中央及江西、湖南省委等文件以“朱毛”“朱毛部”“朱毛部队”代称较多。1927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所有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通告明确规定,“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 由于中共六大才决定创建红军,组建不久的井冈山第四军由工农革命军改称红军时间较短,新的中央领导对井冈山红四军组织与斗争情况不够了解,因而更多称其为“朱毛”。1928年8月10日在上海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党》第25期刊载报导,是同年第二次使用“朱毛红军”这一称谓,“月前朱毛红军在永新打败杨如轩三团……士气大振。”
“朱毛红军”的称谓几乎同“红军第四军”同时诞生,真正受到认可和肯定,是在部队转战赣南闽西之后。
1929年3月14日红四军挺进闽西,全歼郭凤鸣旅两千余人,占领长汀。4月13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刊载专文《朱毛红军与闽赣农民暴动之发展》,称“朱毛红军的这种胜利,必然重新唤起了闽西工农群众的斗争意识。”4月20日福建省委给中央的报告称“此次朱毛红军来汀……党的政治影响更加扩大,工农会及党的发展甚快。” 随着赣南、闽西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相继创建,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发展壮大,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扩大了红军的影响,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不再由湘赣省委调动,与党中央建立了直接联系。毛泽东以前委书记身份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1929年6月2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对“朱毛红军”予以充分肯定。党中央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了“朱毛红军”称谓的是《士兵运动报告记录》,其中称“即以朱毛红军来说”。7月20日,《红旗》发表专论《二中全会决议与精神》,同时刊登了《朱毛红军前敌委员会报告(六月一日自永定发)》。编者按语提出“此报告……可为各地红军同志之参考。”“朱毛红军前敌委员会”用“朱毛红军”的称谓代替了“红四军”。8月20日中央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中,也使用了“朱毛红军”称谓,由此可见,“朱毛红军”的称谓受到了中共中央的认可和肯定,“朱毛红军”成为全国第一支正式红军的代称被广泛熟知。
“朱毛红军”单从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朱德同毛泽东在军事、政治上共同领导的红四军。红四军从最初创立,到从弱变强,都是在朱德、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名字同红四军紧密相连。然而“朱毛红军”的称谓并非红四军自己叫起来的,也不是特别设立的简称,而是随着人民军队的建立、发展和壮大自然而然地形成,代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代表了人民解放的革命希望。
红四军的成长壮大,让“朱毛红军”成为全国红军“主干”,对推动各地红军建设,发展壮大红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30年2月1日,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指示信内明确指出“全国红军依中央规定已成立有八军……自然四军是所有红军的主干,中央必将以最大力量注意。”“朱毛红军”成为红军“主干”,不只是在军事上发挥了骨干作用,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也起到了推动作用。“朱毛红军”自成立起,在湘、鄂、赣、粤、皖等地撒播革命火种,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几次粉碎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和“围剿”,对振奋革命精神,增强革命信心,树立革命信仰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不仅如此,“朱毛红军”在革命斗争中创造了很多好的经验,对军队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和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创造了经验、开辟了道路。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建立了党组织的重要原则,成为红军虽历经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制胜法宝;“士兵委员会”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初步确立了新型官兵关系;经济上实现“民主”,经济彻底公开,实现物质待遇官兵平等;用“宣传兵制度”充分宣传群众和扩大新兵队伍;从“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确保部队令行禁止、一切行动听指挥;战略战术上的“十六字诀”,成为我军战略战术体系的一块基石等,都体现了“朱毛红军”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不可磨灭的、不容忽视的“主干”作用。
“朱毛红军”中会集了一大批中国革命史上优秀的统帅将领,他们有的闻名天下,有的不为人知,有的在历史长河中表现出过人的胆识和统帅之才,有的很早牺牲在革命战争中。“古田会议”决议后,一大批“朱毛红军”的干部调入各部红军传播“朱毛红军”经验,可以说从“朱毛红军”走出来的干部撒遍全军。除了毛泽东、朱德外,陈毅、粟裕、王尔琢、萧劲光、何长工等都曾是“朱毛红军”中的骨干。
追寻“朱毛红军”起源,探求“朱毛红军”的来龙去脉,可以看出,“朱毛红军”不只是一支部队的代名词,不只是代表着一支红军部队的战斗征程。“朱毛红军”是革命征途的一座丰碑,军史上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