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之、艾思奇是第一批到达延安的“文化人”，备受中共中央重视。到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张闻天、李富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设宴款待他们。毛泽东勉励说：“由上海到延安是经历了两个地区，两个历史时代，希望大家认真在革命斗争中锻炼，用笔和口继续战斗，对革命继续有所贡献”。
陕公的新生：战地的文化创造
1937年11月1日，陕北公学正式开学，何干之参加了开学典礼。在陕北公学任教员期间，何干之先后讲授中国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史、统一战线、三民主义研究等课程。根据教学生活的体会，他还写有《陕公与抗战》一文，概括了陕公精神的基本特点，认为陕北公学是名实一致的统一战线学校，是“统一战线的缩影”，“象征着中国新生的开始”，“理应是中国历史转变期中的缩影”。何干之在台山、广州时期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具有多年掌握的大量资料和研究积淀，能够联系学员实际进行授课，他因此成为陕公讲课最受欢迎的教员之一。
无论在延安陕公的寒窑里，还是在关中看花宫分校的土屋中，何干之最爱的仍是著书立说。当时的延安主要使用植物油棉花捻子的土灯，何干之却配有一盏带有玻璃罩的“美孚油灯”，在油灯的微光下，他几乎每天都熬夜读书，勤奋写作。《三民主义研究》《鲁迅思想研究》两本书就是在强烈的研究兴趣的刺激下，从1938年开始构思计划而后逐渐完成写作的。
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实需要，何干之准备开辟中国民族文化史新课题，并把写作计划函告毛泽东。1939年1月17日，毛泽东复信表示“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盼望你切实地做去”。这封信饱含着毛泽东对史学家应把历史研究同现实斗争相联系的殷切期望，后来收入了《毛泽东书信选集》。包括这封信在内，毛泽东致何干之的三封信，一直为何干之所珍藏。
延安时期的何干之常与王若飞、柯庆施等人交往，王、柯二人因为何干之爱啃书本，搞研究，常称他是一个“大书呆子”。何干之却以此为荣，曾对友人戏说他死后墓碑上直书“大书呆子何干之之墓”。也是因为这种书生气，当1939年7月华北联大成立即将开赴敌后时，他婉拒了毛泽东想要留他担任理论秘书的好意，对找他谈话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表示自己不了解革命实践，愿意随华北联大到前方去，借以锻炼自己。此后，他在华北联大、华北大学一直从事革命教育工作。这种“大书呆子”的精神，使毛泽东少了一位秘书，但为革命教育事业保留了一位园丁。
平生的夙愿：新中国的“红色教授”
何干之曾对友人和家人说过：我一生不求官不求名，年轻时到中山大学读教育系，最大的志愿是回家乡当个小学校长，改进家乡教育事业。后来到大学教书，我的志愿是在中国革命成功后当一名“红色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何干之实现了在解放了的新中国当一名“红色教授”的夙愿，为高校中共党史学科的创立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何干之以高度的热情，投身中共理论宣传学习运动。他在给夫人刘炼信中直言：“感觉很多东西要看，单是报纸和杂志的东西就看不完，因此有时不免贪婪一点，也是势所必至的事。时代走得多么快呢，不努力赶上怎么办？”
在何干之的主持下，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率先开设“中国革命史”课程，领导创建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奠定了全国高校该学科的教学研究基本规范。他受高等教育部委托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1954年出版，后又多次再版，累计发行200多万册，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高校中共党史专业教材。
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是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师资的“工作母机”。1952年起，学校举办了马列主义研究班，为全国培养政治理论课师资。何干之担任了历届中国革命史专业研究班的主讲教员，为全国培养了大批中国革命史教员。曾上过何干之“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北京大学萧超然教授依然记得当年上课的情形：何先生讲课充满激情，有深度，逻辑十分严谨，遣词造句也十分考究，笔录下来就是一篇很清顺的文章。何先生口吃，有时费很大劲，字句吐不出来，脸色紫涨、发红，这不免使听课的学生也为他着急，或忍俊不禁，甚至笑出声来，但这并没有影响学生对何先生的尊敬。
从华侨之子到左翼青年，从上海亭子间的“文化人”到陕北黄土地的理论教员，从烽火办学的战时教育者到新中国的“红色教授”，何干之甘当“大书呆子”，始终坚守文化战线，站定教育讲坛，乐育革命英才，堪称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