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之、艾思奇是第一批到达延安的“文化人”，备受中共中央重视。到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张闻天、李富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设宴款待他们。毛泽东勉励说：“由上海到延安是经历了两个地区，两个历史时代，希望大家认真在革命斗争中锻炼，用笔和口继续战斗，对革命继续有所贡献”。
“毕业上前线的同学，将用枪炮在前线与敌人肉搏血战，我在这里就用笔和口来与敌人斗争，前线后方，用一切武器和力量，要把日寇驱逐出中国去。”这是我党文化战线的“大书呆子”何干之在陕北公学一次欢送毕业生赴前线的大会上代表教员所发表的讲话，他斩钉截铁，目光坚定，并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以笔为枪”的人生追求。
革命之路：左翼文化知识分子的炼成
何干之，原名谭毓均，是天生的读书种子。读小学时他曾写过一篇作文《汉武帝论》，启蒙老师谭化雨批语称“人细如豆，眼大如箕”，族人们传开后，大家都认为他读书有出息，是谭家的大秀才。1926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谭化雨写信鼓励他“此乃吾家之千里驹也”。
在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何干之融入大革命的洪流。从1925年起，他接受“五四”新思潮，阅读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评论时政的文章，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轰碎了何干之的“教育救国”梦，他开办了秋明书店，出售进步书籍报刊，在家乡从事革命宣传活动。
1929年，何干之远赴日本留学，先后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九一八”事变后，他因参加东京中国留学生抗议日本侵华的罢课斗争，被遣送回国，回台山中学当教员。
1932年秋，何干之开始在广州从事左翼文化运动。他在广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同时在国民大学兼课，讲授“中国经济问题”和“社会科学”两门课程，很受学生欢迎。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成立后，他担任书记，负责组织宣传马列主义和反蒋抗日的活动。没过多久，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遭到国民党当局镇压，何干之也将自己从事左翼文化的舞台转到了上海。他参加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他选择第二次东渡日本，目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知识，将来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一年后，他回到国内，改名为何干之，这是他的偶像鲁迅曾用过的一个笔名，“取做什么的意义，意思是说为马克思主义的党做文化斗争的工作”。在民族危亡之际，他自问“何以干之”，并做出“唯有文化斗争”的人生选择，表明了他对革命文化事业的执着追求。在上海，何干之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一员健将。他先后出版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等六七本著作，发表了30多篇论文，涉及政治、经济、历史诸方面，成为马克思主义新社会科学的重要成果。这种“井喷式”的写作，是何干之在经济常无着落，不断躲避国民党当局追捕，东奔西走于国内外的艰难时境中，始终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现实问题，进行大量资料与理论储备的结果。这段时间是他理论著述最丰硕的时期，何干之很快成为国内外颇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延安的呼唤：被中共中央电调的“文化人”
1937年夏，为实施国防教育，培养地方抗战干部，陕北公学在延安筹办。当时的延安是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被视作革命灯塔、民主乐园。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提出“广招天下士”，要同国民党“抢夺”知识分子。走向延安、报考陕公，因此成为先进青年的选择。“八一三”事变后，中共中央为了解决陕北公学缺少理论教员的状况，致电中共上海办事处的潘汉年、冯雪峰，指名要求调何干之、艾思奇到延安任教。10月中旬，何干之、艾思奇、周扬、李初梨等一行人经八路军驻南京、西安办事处辗转到达延安，延安的报刊称他们为“新启蒙运动健将”。
何干之、艾思奇是第一批到达延安的“文化人”，备受中共中央重视。到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张闻天、李富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设宴款待他们。毛泽东勉励说：“由上海到延安是经历了两个地区，两个历史时代，希望大家认真在革命斗争中锻炼，用笔和口继续战斗，对革命继续有所贡献”。这句“用笔和口继续战斗”的勉励，何干之终其一生铭记在心，自觉践行。
在延安，何干之享受了很高的生活待遇。他先住在中央招待所，分配到陕北公学工作后便被安排住在校长成仿吾隔壁的窑洞。在物质匮乏的根据地，中共中央决定每月给他20元津贴费，并派一名警卫员照顾他。当时20元是最高级别的生活待遇，连校长成仿吾也仅有5元津贴，没有配备警卫员。何干之努力适应着黄土高原的新生活，把上海亭子间的洋装皮鞋换成陕北的黑粗布棉袄、中式棉裤的农民装束，开始了根据地的革命教育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