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形成自己的灿烂文化，古代常称的“文房四宝”，就是传统文化的外在体现。文房四宝即“笔墨纸砚”，其中四宝之首的笔，即毛笔，是中国独有的文化产品。在上下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文人都是用它挥洒奇思，宣泄情怀。文人以笔为锄，以纸为田，笔耕不辍，因而漫长的中国历史便成了“笔下春秋”。
毛笔，比古埃及的芦管笔、欧洲的羽毛笔历史更为悠久，可后者已退出历史舞台，而毛笔与近代出现的钢笔、铅笔、圆珠笔，并称为当代四大笔，在当今的书画史上依然大放异彩，其生命力之强大令人叹为观止。
关于毛笔始于何时，众说纷纭。最有故事性的说法要属秦国大将军蒙恬造笔。《史记》《博物志》等书籍上都有记载，蒙恬有君命在外，嫌以刀刻字太慢，于是“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制成毛笔。因为这个传说，蒙恬被尊为毛笔的始祖。浙江省湖州善琏百姓建“蒙公祠”，于每年蒙恬生日时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沿袭至今。但据史家考证，中国毛笔起源远早于此，至少有6000年历史。
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陶器上，有些文饰的点的收笔往往带有挑锋，横线的收笔则往往有蚕尾；长线条饱满圆润，一眼就能看出毛笔的踪迹来。在商代的一些器物上也可寻得些许毛笔的痕迹。1936年出土一件朱笔书写的陶器和刻有文字的甲骨片，笔迹流畅，婉转自如，只有富有弹性的毛笔才能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
毛笔易折易损，难以保存，因而古笔很难觅见，迄今未发现西周以前的毛笔实物。1953年，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笔，是我国最早的毛笔实物。该笔用兔毛制成，用优质的精竹作笔杆，将笔毛围在杆的一端，再用蚕丝缠绕，外涂一层土漆，这支笔被命名为“楚笔”。后来河南信阳也出土了楚笔。湖北云梦、甘肃天水出土了秦笔。秦笔的杆大多采用中空的竹杆，上端削尖，下端较粗，镂空成毛腔，笔头纳入腔里，后世毛笔大体如此。蒙恬制笔时即选较坚硬的毛做中心，形成笔柱，外围覆以较软的披毛。这样的毛笔，既可使笔头保持浑圆，又利于吸墨，书写更具稳定性。
早期毛笔式样多种，名称也不一。据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等文献记载，吴国称之为“不律”，楚国称之为“聿”，燕国叫“弗”，秦国叫“笔”。后来秦一统天下，“笔”的名字便被确定下来，一直沿用至今。
汉魏以来书法艺术的发展，对毛笔的制作工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唐朝时，安徽宣州制出的“宣笔”笔料优良，制作精致，受到众多文人学士的称赞和推崇。宋元之际，天下大乱，宋室南迁，政治文化中心随之南移。宣州笔工为避战乱，四处流亡，另谋生计。湖州逐渐取代了宣州，成为制笔中心，宣笔遂被湖笔所取代。自元代始，山西、湖南、浙江等多地出产名笔，但只有浙江湖州的湖笔能甲天下。
沈梦麟有诗描绘湖州一带家家制笔的景况：“山下人烟如井邑，家家缚兔供文苑。”诗人仇远赞叹说“浙间笔工麻粟多”。毛笔制作工艺也日趋成熟，由此出现了我国第一部关于毛笔的理论总结性著作《考槃余事》。其由明代屠隆编著，详细叙述我国毛笔的发展历史、制笔工艺以及历代制笔名家。在书中，屠隆提出一款好的毛笔必须具有“四德”，即“尖、齐、圆、健”。“尖”指笔锋，尖如锥状；“齐”指笔锋打开后，齐如刀切，无参差；“圆”指笔头浑圆挺直，无凹凸；“健”指写画时富有弹性，落笔时健劲有力。“四德”俱备才是好笔。它也暗含文人学士应具有“仁、义、礼、智”四德。好毛笔要合乎“尖、齐、圆、健”四个标准，一个人的言行也应符合“仁、义、礼、智”的规范。时至今日，“尖、齐、圆、健”这四大口诀，仍是评判优质毛笔的标准。
西汉扬雄称：“书，心画也。”虽然用笔技巧无外乎“皴、勾、勒、点”等，但毛笔之奇妙正在于人们在书写中浸淫了七情六欲，饱蘸了喜怒哀乐，将生命关怀和社稷理想都融注其中，小小的一支毛笔承载的是文化基因和生命热情。
笔能抒情，字能观人，但要做字如其人绝非易事，凡大家都是经过刻苦的锤炼，心不厌精，手不忘熟，最后才能烂熟于胸，流溢于毫端。大书法家智永禅师曾客居湖州善琏，他把习字用秃的毛笔埋在蒙公祠南面的晓园内，在石碑上亲题“退笔冢”三字，此处至今还供人瞻仰。草圣张芝幼时即勤练书法，家门前的一池清水因他每天反复洗笔而变黑，后人称之“墨池”。后来张芝的字“其体势一笔而成，气脉通联，滴行不断一笔飞白草”，被后人不断称颂和临摹。
苏东坡有言：“书必有神、气、骨、肉、血， 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毛笔承载了中国人独特的文化记忆、历史情怀和审美情趣，定会伴随一代代中国人传承下去。
（作者为湖南科技大学副教授胡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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