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俱收、更求完善”，专辟传染病隔离病房
走进瑞金医院，梧桐掩映间可见几栋别致的法式洋房，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说起。
1904年，法国人姚宗李在金神父路、马斯南路一带(今瑞金二路、思南路一带)筹建医院，经过三年努力，1907年，一家新医院在这里开业。医院对外的法文名称是圣玛利亚医院，中文叫“广慈医院”，取“广博慈爱，救死扶伤”之意。慈爱之心，从一开始就嵌入这家医院的基因。
建院初期，这里仅有内外两科，55张床位，2名医生、8名修女护士。到20世纪40年代末，医护人员开始从以外国人为主变成以中国人为主，并成为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医院。
据1932年的 《广慈医院25周年纪念》 记载：“广慈医院贫富俱收，各视其境遇以付值，犹如现状，富者出其膳费，从无因乏资而被拒绝者，即最贫者，亦得入附设之病床焉，五百病床中三百零二座，供贫人之用，从未间断，故贫者极乐进广慈医院，药费优廉，看护周到，身心俱泰。”到了1936年，全年门诊60487人次，其中一半以上为平民，他们享受着免费或半费的服务。
“贫富俱收、更求完善”的办院理念并非所有医院能承担的。资料记载，广慈医院当时享受了大量来自社会慈善机构的募捐，医院成为一个容纳社会善意的平台，并进一步发挥其应有的社会责任与人道主义精神，这种模式也让它在我国近代医疗卫生事业上留下值得书写的一笔。
除收治普通病人，广慈医院早年设有对特殊人群的医疗服务。1910年这里添设一个专为囚犯服务的小病房，这使得广慈医院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唯一设有犯人病房的医院。1930年医院又在东北角上矗立起了一座新“罪犯”病房。与之遥相呼应的是东南角上的一幢宏伟建筑，它鹤立鸡群，就是人称“院中院”的隔离病房，当时对外声称为“时疫医院”，收治各类传染病患。
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知名血液学专家王振义曾这样回忆当年求学震旦大学医学院(广慈当时为震旦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的情景：在学习期间，学生被一再教育需要富有爱心，不定期到医院的传染病房为患者做医疗服务。在他大学五年级时，还跟着老师参加敬老院的慈善工作。他们作为医学生做服务工作，每次的报酬是一点饼干，但收获的却是作为未来医生所肩负的职责感、荣誉感。
一上手术台，看看打结的手法就能知道是不是广慈出身
曾经的广慈医院严格采用法国医学院教材，用法语授课，乃至于走到今天，医疗圈的人都晓得，这是一家“会说法语的医院”。这段法语传统孕育了一批著名的“法比派”医生，他们以震旦大学医学院和一批留学法国、比利时归国的外科医生为代表。1907年，法国医师佛来松在广慈执医，兼看内、外科。因成功抢救徐家汇大教堂工地脚手架摔下的建筑工人而出名，从此奠定了广慈外科在上海乃至全国的领先地位。
法国里昂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徐宝彝回国后，开创了中国人担任广慈医院外科主任的先河。至上世纪40年代末，广慈医院的外科水平已在全国首屈一指。留学比利时归国的傅培彬、程一雄、佘亚雄和毕业于震旦大学医学院的沈永康、史济湘、林言箴等承担了外科的主要医疗工作，他们就是后来广慈“法比派”的代表人物。
有意思的是，上世纪50年代，随着我国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和同德医学院合并(这三校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前身)，一批留学英美的外科大家加盟广慈医院，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有留学美国的董方中、李杏芳，留学英国的周锡庚，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周光裕、柴本甫、汪道新等，这就是后来俗称的“英美派”。
“两派医生连外科手术打结方式都不同，法比派教的是用左手打结，英美派教的是用右手打结，这两派医生在手术台上是不是都要打架？ 并没有，不仅没有，他们还非常和谐地互动。”瑞金医院党委书记杨伟国乐谈这段历史。
关于“左手打结”，也是广慈流传下来的一段传奇。有人说，只要一上手术台，看看医生打结的手法就能知道是不是广慈学习出身的。因为广慈医院外科带教非常讲究应用效果和规范操作，到了近乎执拗的程度，哪怕是外科最基础的打一个结，也必须是用左手来打。
为什么一定要左手打结？ 虽然没有明确的书面解释，但有一种说法是，医生们在手术时用左手打结，右手还可以剪线，不用助手等其他医生帮忙。在一个世纪前外科医生稀缺的年代，如此能“一人包干天下”的全能手术医生还是非常有用的。
并且，一个世纪前的欧洲外科，讲究的是医生能“从头开到脚”，培养目标就是外科医生要尽量独当一面，“左手打结”正与这一理念吻合。
至今，“老二医”(交大医学院前身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培训出来的外科医生依然保留“左手打结”的传统。那么，这样的“全能培训”到了今天还有没有意义？ 在现代手术室里，主刀医生会有很多助手帮忙，但试想如果在救灾野战医院，医生紧缺，会左手打结的医生或许更能派上用处。
由法比派与英美派，以及左手打结还是右手打结，牵涉出的其实是一段历史疑问：两种看起来截然不同的学术流派，放在一起会不会发生冲突？ 这样的担心很快就被证明是多余的，“一山二虎”反而实力大增!
那个阶段，广慈外科形成了在全国医院都非常罕见的学科双主任设置，科主任“两正两副”格局，即傅培彬和董方中分别为外科第一、第二主任，沈永康和周锡庚任科副主任。在中国近代外科医学史上，这都是数一数二的人物。这批医术精湛的外科主任们相互尊重，群策群力，既认真考虑他人建议，又提出各自鲜明观点，真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开创了瑞金乃至中国近代外科发展的许多新纪元。
这种兼容并包的文化在广慈此后的发展历程中还衍生出许多传奇佳话。
上世纪50年代，陈道隆是广慈医院的中医顾问，我国内科学泰斗邝安堃就拜师陈道隆，还邀请陈一起开设中西医联合门诊，建立了我国最早的中西医结合疾病诊治体系。至今，谈及魏氏伤科，不少老上海还记得瑞金医院草坪上，清晨沐浴于阳光中，身着白大褂施展拳法的“武林医生”。1958年，这家医院里，中医伤科魏指薪同西医骨科叶衍庆合作，共同创建了上海市伤骨科研究所。两人协力，各展所长，魏指薪毫无保留地献出家传秘法，同时学习西医，他们共同开展了关节脱位、软组织损伤、中药加速骨折愈合等临床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时间走到1960年，邝安堃又邀请理化学家丁霆加入广慈。化学家到医院里来做什么？他们一个在实验室，一个在临床，取长补短，从临床问题提出到实验室解决问题，研究建立了一整套内分泌激素测试方法，为内分泌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开基础和临床融合之先河。
打破海外权威的“伊文思公式”，“瑞金公式”轰动世界
1958年5月26日，深夜11点，上钢三厂，行车吊运时主扣意外松了，10吨半1300℃的铁水掉下来，爆炸了……瞬间，一个炼钢工人全身89.3%面积的皮肤被灼伤，深度灼伤面积达23%。这个工人的表皮好像焦炭，头肿得像个气球，生命危在旦夕。他就是后来被称为“钢铁英雄”的邱财康。
以当时的医学水平、设施条件，像邱财康这样的病例，存活机会微乎其微。当时业界公认的美国烧伤学科权威———伊文思的理论，仅适用于全身烧伤面积低于50%。这种情况国际上认为没有救治希望了。
国际权威结论摆在面前，医学的极限似乎已划好了生死线，但，医院、邱财康、家属，却都没打算放弃。当时的二医和广慈医院迅速组织抢救小组，由普外科董方中任组长，史济湘任副组长。此外，当年的专家名单上还有傅培彬、邝安堃、杨之骏、戴自英、张涤生……这些如今在中国医学史上响当当的大师，当年都聚在邱财康的病床旁。据统计，医院当年派出40多名最顶尖的专家成立专门救治小组，还有难以计数的护理团队、后勤小组。
严重烧伤后的病人要经历三个生死关：休克关、感染关、植皮关。
在最初两天，烧伤后的休克关尤其致命。因为烧伤后创面大量体液流失，需要补充体液，但补多少，难以计算———权威的“伊文思公式”在这里不适用了。为此，医护人员创新地提出增加补液尤其是血浆的方法，以维持正常血容量。在此过程中，救治小组日夜不眠，每4小时用1%的肝素冲洗一次，以防血栓形成……邱财康顺利度过了休克关。
很快，另一个挑战紧随而来，邱财康出现了绿脓杆菌败血症，并且出现了对多粘菌素的耐药。这个感染关如果处理不好，邱财康的右腿就保不住了!
“医院开始集中所有著名的内外科专家，还请来当时在二医的细菌专家余氵賀教授会诊，细菌系的学生也都被动员起来。大家翻遍了国内外文献，终于在外国文献中看到了一线希望，用噬菌体以毒攻毒。”原二医校长王一飞教授回忆这段往事。
余氵賀教授1927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深造，获博士学位和美国卫生学会金质奖章，是我国第一位细菌学博士。在参与抢救邱财康的过程中，为控制绿脓杆菌感染，他反复实验制成特异噬菌体，治疗创面感染获得显著效果。
就这样，经历了100多个日夜，这年11月21日，邱财康康复出院了。这支上海医学专家大胆尝试，创新方法，最终形成了中国人自己的烧伤液体复苏办法，后被国际烧伤医学界誉为“瑞金公式”，被永远记在世界烧伤医学的发展史上。
在那之后，“钢铁英雄”邱财康成为许多影视文学作品的主角人物。1958年8月，巴金专程到医院看望邱财康，并以他的事迹为蓝本，创作了报告文学《一场挽救生命的战斗》。1959年9月，上海天马电影厂拍摄的歌颂邱财康事迹的电影 《春满人间》在全国上演，编剧是柯灵，主演是白杨，后者扮演的即是广慈医院党委书记方群。后来，孙道临等艺术家又排演了相关话剧《共产主义凯歌》。
抢救邱财康成功后，瑞金医院烧伤科从普外科独立出来，并从此建立起中国危重烧伤救治的雏形，奠定了我国烧伤外科治疗水平跃居国际领先地位的基础。更鲜为人知的是，邱财康病例还意外推动了我国整形修复外科发展。1961年，张涤生在广慈医院成立整形外科，1966年该科室迁至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更名为整复外科，成为中国整形外科四大发源地之一。
探索网声明：文章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