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行图·北京朝阳门
历史上的万里长城首先是一道军事防线，它的城墙、关隘、堡寨、敌台，见证了刀光剑影与炮火连天的岁月；同时，长城地处我国传统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错带，因此又成为一条经济、民族、文化的分界线。历经战争与和平的风云变幻，沿线以长城为地理依托和文化载体，积淀为一条绵亘万里的“长城文化带”，北京是其中具有特殊地位的区段之一。长城自身的兴衰过程、分布格局、关隘交通、建筑遗存，历史上长城沿线的军队布防、重要战事、人员往来等人类活动，长城作为文化符号的巨大影响等，代表了长城文化的物质与非物质形态，也是体现北京“长城文化带”历史传承与文化内涵的基本内容。
时代变迁：文化载体的营造过程
提起万里长城，人们往往最容易联想到秦始皇派遣大将蒙恬修筑长城的历史。然而，战国时期的燕国以及秦代的长城主要在今内蒙古与河北等地。北齐天保六年（555年），文宣帝高洋征发一百八十万民夫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今北京昌平南口）至恒州（今山西大同）绵延九百余里，这是历史上在今北京地区修筑长城的开端。在昌平区流村、高崖口、老峪沟至门头沟区大村一带，今天仍有长约30公里的北齐长城遗址，保存着高1.5米、宽2米的墙基以及敌台、烽火台的石瓦砾。延庆、怀柔、密云、平谷的高山峻岭中，也有许多倾圮严重、墙体低矮的北朝石垒城垣与城堡。北齐还曾在平原地区修筑土质长城，大致分布在温榆河南岸、通州城西与城南直至天津武清西南一线。
隋文帝开皇初年，幽州总管周摇整修长城，保护边民免遭突厥侵犯。继隋而起的唐朝无需仰仗长城作为军事屏障，只有少量的建设或沿用。辽、金、元、清各朝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长城以北本来就是他们的发祥之地和战略后方，其间只有明朝需要依赖长城防线。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大将军徐达占领元大都，不久即奉命整修长城。此后，朱元璋把朱棣等诸子封为镇守长城边塞重镇的藩王。永乐年间放弃外长城，燕山一线由此成为保卫北京的前沿阵地。从明初到嘉靖年间，形成了号称“九边”或“九镇”的长城防御体系。北京地区在蓟州镇及宣府镇辖下，今天能够看到的长城，绝大多数是明代所筑。
空间布局：长城文化带的地理依托
横亘在北京北部山区的长城，是以军都山、燕山的天然形胜为基础强化改造出来的一道军事屏障。据统计，北京市境内的长城长度约为629公里，关隘多达70余座，比较著名的有平谷的将军关、黄松峪关；密云的司马台、金山岭、古北口；怀柔的慕田峪、黄花城；昌平的居庸关、长峪城；延庆的八达岭、四海冶；门头沟的沿河城、方良口等。这些扼守山间峡谷或出山口的关隘，既是重要的军事设施，又是长城内外南北往来的连接点。
秦朝时，秦始皇从蓟城出发巡视北方边塞，应该走过南口-居庸关-八达岭一线。元代皇帝春末从大都前往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北），秋末自上都返回大都，每年至少两度穿行居庸关。到明代，居庸关大道成为首都北京与宣府、大同等西北军事重镇之间的必经之路。沟通燕山南北的古北口，则扼守着从华北平原前往东北平原、蒙古高原的咽喉要塞。历史悠久的长城文化带，正是形成于这样的地理依托之上。
人类活动：长城文化带的营造动力
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长城搭建了人类活动的舞台，这里发生的政治军事活动、经济文化往来、南北民族交融，既是长城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长城文化带得以持续营造的根本动力。
居庸关、古北口等关隘在交通和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使它们成为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东汉时期的鲜卑，十六国前燕的慕容皝，金朝的完颜阿骨打，蒙古的札八儿，明末的李自成，都曾通过强攻或奇袭居庸关取得战争胜利。五代的李存勖，契丹的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金朝末年的蒙古骑兵，元代“两都之战”中的上都军队，明代“庚戌之变”中的俺达所部，都对古北口进行过激烈争夺。明代隆庆、万历年间，“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的抗倭名将戚继光担任蓟镇总兵，在加强训练、严明军纪的同时，创建空心敌台、增立车营、改进战法，戍边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是长城军事文化创造者的杰出代表。
处于农牧交错带的长城，在和平时期成为南北各民族广泛交往、密切融合的纽带。西汉时期，“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史记·匈奴列传》）。昔日严密扼守的关口成为相互往还的通道，原本为戍守御敌修建的城堡要塞，后来有许多发展为村镇城邑。北宋与辽国彼此以南朝、北朝相称，路振、王曾、沈括、苏辙、欧阳修等作为和平年代的使节，都曾穿行古北口。经济文化的密切交流，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彼此融合。契丹在古北口为北宋名将杨业修建杨无敌庙，体现了长城内外民族推崇忠勇之士的共同心理。燕山与长城在古代往往被视为北方“夷汉”或“华夷”之间的民族区域分界线，但文化上的彼此认同比有形的疆界更重要，“一统华夷”历来是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各族统治者共同追求的远大理想。
文脉所系：长城文化带的当代意义
长城是我国古代农耕和游牧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的见证，它在冷兵器时代有效地保护了中原农业文明的发展。长城沿线发生的多次战争表明，巍峨坚固、体系完整的长城是不能轻易逾越的屏障，这也是多个朝代不惜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加以建设的重要原因。随着清朝定都北京，广袤的蒙古高原、辽阔的东北平原与中原大地在政治上连成一体，长城的军事功能逐渐衰退、文化象征意义不断丰富。巍然屹立的万里长城与中华民族威武不屈、敢于抗击一切来犯之敌的精神高度契合，在抵御日本等外来侵略的近现代时期尤其如此。
千百年来，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使民族分布的界线逐渐淡漠，长城早已成为各民族普遍接受的中华文化的象征，“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变为形容祖国辽阔领土的常用语。北京是明代长城防线的总指挥部与长城守卫的核心区域，这条文化带对北京非常重要，它是梳理北京历史文脉的主要方向，也是挖掘保护地方文化遗产的重点区域之一。从时间、空间、文化、社会等维度审视这条文化带，广泛开展长城文化遗迹的野外调查和多种类型的学术研究，是认识历史、保护遗存、传承文化的前提和基础。从追寻时代变迁入手了解长城文化带的形成过程，从空间角度研究文化遗迹的分布特征与地理背景，通过以往的政治关联、军事行动、经济交往、文化传播、民族融合等角度分析长城沿线的人类活动，站在历史发展与民族精神的高度阐发长城的文化象征意义，应当成为历史、文化、考古、地理等领域的专业工作者基本的学术视角。（ 作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孙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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